瞭望东方周刊：那些在北京租房生活的年轻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卢波、高艳萍，实习生陈子隽/北京、上海报道

　　我爱他家

　　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常年租房的人口都突破了300万。爱上别人的“家”，已经成为新来者的第一选择

　　6月对2006年大学毕业的应届生来说，有一个当务之急：不管是离情别绪，还是凌云壮志，都要在7月10日前跟行李一起打包完毕，7月10日，是大学生离校的最后期限。

　　这里是北京吗

　　今年，北京将有17.5万应届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其中的大多数要留在北京工作或等待工作的机会，还有大约同等数量的外地应届毕业生来到了北京，河北

　　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第一件事是“落脚”6月27日上午，薛玮玮拽着大号红色行李箱从北京西站上了出租。车开了很久，停的时候计价器上显示：38元。这倒不是因为北京的出租两块钱一公里，比石家庄贵。

　　她在车上默算过路程，这是一个离天安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着一个和四周景观很配的名字：马连洼。她一边心疼着新买的红色箱子的轱辘，一边跟着北京单位来接的同事走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

　　身边闪过低矮的平房，不洁的小路，游荡的青年，粗声粗气的中年妇人……

　　总算到了，在北京的落脚处。这是怎样的房子啊！又黑又窄的过道深不可测，昏暗的灯光，映着落满灰尘和结满蛛网的电表。过道的两边是相当简易的玻璃和木板隔成的几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明明是快中午了，屋子里却如同深夜一般。除了一张铁架木板双人床和一个旧写字台外，空无一物。就这样一间棚子一样的住处，居然要每月250元的房租！失望？绝望？

　　一起来的同学董欣准备不拆行李直接回石家庄。公司的老员工建议她们先不要冲动，这套“公寓”对试用期每月800元的新员工是最合适的，以后收入上来可以再换地方嘛。现在重要的是先熟悉环境，弄清楚公用厕所的位置所在。

　　在震惊中休整了一天之后。薛玮玮和同学在老员工指导下，买月票坐公交去了中关村的家乐福。在那里她们终于相信，自己确实是到北京来工作了。逛到下午6点钟，她们依循老员工事先画出的线路图，先坐409到德胜门，挤315到清河，再换乘328到马连洼。下车8点，吃点东西，再结伴上个厕所，就得抓紧回去接水洗漱，不然就来不及了，这座“平房公寓”9点开始停水。收拾完了，薛玮玮和同学早早躺在床上，说话，想将来。

　　大学门外第一课与薛玮玮相比，伍心荷在各个方面都具有优势，她是北京本地大学的应届研究生，年长几岁，信息、人际资源都有一些，所以并没有把租房这件事儿太放在心上。伍心荷5月18日和单位签了约，准备趁进入工作状态前出门旅游一趟，忽然被师姐提醒：赶紧租房吧，租房不比找工作容易多少。

　　伍心荷没把她的警告当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一定要重视。6月中旬回北京开始找房子的时候，她发现在应届毕业生的集中推动下，租

　　“7·10”大限在即，伍心荷把自己MSN的签名都换成了“谁有房源信息”昭告所有朋友网友；同时她每天都到手递手信息网、各大门户网房产频道、各大学BBS上逛。一手拿着北京地图，一手拿电话，浏览着租房信息，挨个打电话，让她咋舌的是，价位都在1000元以上，而且房东的口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她试用期间，工资也就1000多啊，交完房租，就不用考虑吃饭穿衣了。

　　突然，一条租房信息醒目地跳入她眼里：“宣武区白广路，三居一厅，大间800元，两小间各600元”，600，这可是一个不错的价位，于是约定当晚看房。晚上8点多，坐10路公交到终点站南菜园，房东远远摇着手机打招呼，让伍心荷产生了地下接头的感觉。

　　房东的装扮让她觉得不踏实，三四十岁的人，头发染得一片金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房子是原来发改委的家属院，我原来是发改委的工作人员，现在退休了。”然后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某某保险公司经理，伍心荷心里一咯噔，这么年轻就退休了？发改委干部改做保险了？好在房子还真不错，伍心荷决定第二天就给她定金。回到学校，轻松了很多，几周来的忙碌租房事宜总算卸了下来，又赶紧和几个同在西单附近上班的同学同事联系，打算一起合租。一同事听了介绍很警惕地问：“你看她的房产证了吗？白广路三居室，像你说的那么好，才600？”另一个同学直接给她传了一个房产中介骗子的帖子，情形和她遇上的差不多。

　　第二天女房东拼命打伍心荷手机，更加令她怀疑，就告诉那人她租到房子了，通话在对方骂骂咧咧中狼狈地结束。时间紧迫，伍心荷最终不得不和两个男同事暂时住进一套合租房。北京的学生应该知道北京有很多大型连锁租房中介公司，为什么不找正规中介呢？伍心荷说，原因很简单，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不能承受相当于一个月房租的中介费。北京最出名的房屋租赁公司“我爱我家”在暑期推出活动，应届毕业生凭学生证到“我爱我家”，中介费可以打七五折。可伍心荷认为，这点折扣当不了什么事儿，况且，“我爱我家”提供的那个价位的房子，大部分刚毕业的学生是租不起的。

　　相反，倒是“黑中介”两三百块钱的“看房费”、六七百的假信息，让第一次出来租房的毕业生觉得更合乎自己的想像更“合理”。青春就从租房开始，踏出校门的新人一些可能正是上过“黑中介”这一课，才知道生活中的另一面。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中心估算，在北京和上海，房租支出大概占到刚毕业大学生收入的二分之一；转正后收入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比例。新加入租房行列的孟敏心急火燎地找了十天，终于崩溃了。孟敏说，并不是她太挑剔，实在是假信息太多。房主说精装修，实际就是七八年前的精装修，现在是年久失修；说是某个楼盘某小区，实际上到了那儿转半天，问了保安才知道是在某某楼盘背后一个小破房；小区里的租房贴条上写着“中介勿扰”的主儿就是中介，口口声声说不收中介费，但要收“看房费”。最让她这样的“月光族”(每月收入都花光)忧虑的是，开始租房需要“押一付三”，四个月的租金是笔不小的开支。孟敏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因房租而改变，以前她和朋友在王府井吃饭，她从来是很大方地挥手结账，说我来我来。现在却必须在朋友面前实话实说，上月的信用卡刚刚还完，甚至开始唠叨，要反省为什么这么大的人一直存不了钱？抱怨像这样靠出卖脑力加体力劳动，不能致富只能维持生存。

　　可是找房的这十天，却让她有了一番感触——北京这样的精神家园、上海那样的物质圣殿，对任何人都有吸引力，如果只有吸引没有排斥，这两个地方就该连一只脚也插不进了。

　　代替过去的户口和粮本，充当城市化排斥力的就是房价。为房租花掉的那四分之一月薪，就是北京的第一道门槛，如果一个月挣的钱还不够在城区租一套房，那就几乎没有融入北京的可能。要照顾，还是要自由租房重现北京，不过是10年前的事情。

　　“我爱我家”公司董事长刘田回忆说，北京的房屋租赁市场从1999年开始形成规模，那正是公房改革基本结束的一年。公房改革让房屋使用权流动起来，那些闲置的住房通过租赁和二手房交易市场到了最迫切需要它的人手中。也就是从那时起，集体宿舍与福利房一起走向了没落。

　　租房，一方面大口吞噬着年轻人的薪水，另一方面也让他们提前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

　　秦嘉2002年来到北京，享受了体制内最后的住房福利——单位出钱租的集体宿舍。他下决心从集体宿舍搬出来租房，是因为和他同处一室的同事交了女友，挂在集体宿舍中间的布帘挡得住视线却隔不住声音。为了自己和别人能拥有一个私人空间，他宁愿付出每月收入的30%到50%去租房。

　　秦嘉告诉记者，公房改革前想要拥有独立空间必须拿到结婚证，才能从集体宿舍搬出去；而现在只要付得起房租，就可以随便挑选你中意的住所，这一份自由的选择，肯定会对这一代人的其他行为产生影响。公房改革产生的另一个区别在于，租什么房、买什么房，都由自己说了算。这中间的选择空间使年轻人对未来充满了梦想，这些梦想所包含的已经远远超过以前单位给年轻夫妇提供的一居室旧房。不少都市新锐决心打乱那种按部就班。在一家门户网站做彩信业务的冉冉每月有上万元收入，按道理这样收入水平应该开始考虑买房，但冉冉却对租房情有独钟。冉冉宣称如果买房，“我要买二环以内200平方以上、每平方两万元以上的大房子，要有一个大屋子放我的衣服，还有一个大屋子养我的狗狗，当然还有一个房间属于我和男友。”

　　当然，她也知道可能十年二十年也做不到，所以她目前想都没有想过买房。 租房缓解了最迫切的居住需求，才能让冉冉坚持她的梦想，沿着从租房到买房“梯级消费”的台阶，慢慢走近心目中的那套大房子。从集体宿舍到自己租房，大都市的新来者在轻松与负担、照顾与自由之间做出了选择。

　　“我爱我家”市场研究中心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新进入大都市三年到四年的居民，选择租房的占到90%以上，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和北京，常年租房的人口都突破了300万。爱上别人的家，已经成为新来者的第一选择。-(本刊记者黄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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