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产业如何拥抱明天

　　下篇：畸形产业如何拥抱明天

　　为了接近这座城市，记者先后三次走进唐山。第一次到唐山的时候，是2月13日，当天唐山下着小雨，但雨水没有洗尽尘埃，而是把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泥泞当中，跑在街上的汽车像是从泥水里刚刚捞出来一般。浑浊的雨水像是一个标志，表明这是一个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城市。

　　从启新水泥厂说起

　　唐山市中心区东部，新华道北侧，可以找到启新水泥厂的所在。这是中国第一袋水泥的出产地，也是1954年毛泽东经过唐山时视察过的唯一一家单位。在引入了来自香港的投资后，更名为唐山启新水泥有限公司。

　　1889年启新水泥厂建厂的时候，还没有唐山这座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启新慢慢被围在城市的中心，变成一个主要的污染源。大

　　震后，在设计城市恢复建设的总体方案时，考虑到重建后改变工厂与居住区混杂、减轻城市污染的问题，根据初期的规划，除开滦唐山矿、唐山电厂、唐山钢铁公司等少数大企业保留在原地重建外，多家企业都将搬离市区。启新水泥厂也在搬迁出城的范围之列。

　　但搬迁不能马上进行，因为恢复建设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启新需要首先恢复生产支援建设。唐山市的安排是，在新区新建冀东水泥厂，作为启新的搬迁厂，一旦冀东投产，启新便停产搬迁。卢锡林说，前期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1979年冀东开始筹建的时候，主要领导也是启新派过去的。

　　1979年底，启新已经达到年产50万吨的能力，但是始终处于简易生产阶段，每天排放150吨左右的粉尘。当时，启新并没有计划将产量恢复到震前的水平(1975年的产能是71万吨)，因为完成重建就要搬迁了。

　　1986年，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冀东水泥厂建成投产，但是建材部的一位领导来到启新，宣布不再搬迁了(启新水泥厂当时隶属于建材部)。当时，启新的电收尘设备已经投入使用，粉尘排放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但是，为什么在准备了那么久，忽然又作出了不再搬迁的决定？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舍不得了，建一个搬一个，唐山还是只有一个水泥厂；新建一个原有的继续保留，唐山就有两个水泥厂了。相对于污染问题，GDP和财政收入显然更具吸引力。

　　失败的产业规划

　　启新水泥厂的命运折射出唐山在震后重建过程中重新规划产业布局的失败历程。原本大地震之后是改变工业企业空间布局不合理，改善城市总体格局同时提高企业科技含量的大好机会，根据历史资料，唐山震前有工业用房3275848平方米，地震中倒塌及破坏不能使用的达1821631平方米，占55.6%；尚能恢复的厂房1308059平方米，占39.9%。其他工业构筑物也遭到严重破坏，烟囱、水塔等大多从根部或中部折断，未倒塌的，也出现水平环裂或错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建设，几乎相对于新建一个工厂，那么在原地恢复将比另选新址建设制约更多。这时候，如果能有足够的投入和充分的规划，放弃一些已经过时的产业，同时优化需要重建的产业，唐山的经济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

　　根据1978年制定工业企业外迁规划，安排迁往新区的企业72个，到了1979年，商定迁往新区的工厂就减少到29个，后来实际搬迁成功的数量更少。阻碍规划顺利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职工不愿意搬迁，其次当时条块分割严重，很多企业归属不同的部委管辖或归河北省管辖，主管部门不肯出钱，搬迁就无法进行。当时全国的经济困难，资金投入不足，最终绝大部分工厂都在原地因陋就简地加以恢复。

　　事实上，搬迁出城的企业也搬得不彻底，搬迁之后老厂区原定移作它用，但结果是，在新区重新征地建起了新厂区，而老厂区仍然维持生产。如原华新纺织厂的老厂区改建为独立的唐山市棉纺织厂，形成和华新纺织厂相等规模的企业。而机场车辆厂和齿轮厂在新区建立了新厂，老厂区却继续保留作为一部分生产车间。

　　就这样，唐山的产业复建不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而且按照原样子、按原来的产品结构把在地震中倒下的工厂建起来了，基本上等于复制了一个旧的产业结构。

　　畸重结构积重难返

　　唐山是个资源型城市，煤炭、建材、冶金等重工业是其支柱产业，轻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薄弱，“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一直是其明显的弊病，轻重工业比例1949年为28.8∶71.2，1975年为32.4∶67.6，1994年为29∶71，“畸重”格局多年来基本上不但没有改变，且呈现逐渐强化的趋势。根据世界范围内的经验，长远地看，这种产业结构不利于一个城市在经济社会诸方面的良性发展。尤其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时代，重工业城市的竞争力越来越薄弱。

　　在唐山，这个问题其实早已经被意识到了，而大地震曾经为改变这种畸形的工业产业格局提供了一次“代价巨大却也十分难得”的机遇。1980年代早期，唐山在恢复建设的过程中，唐山市方面多次提出要改变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目标可见于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目标的同时，唐山市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在全国较早地建立了电视机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但是唐山在新型产业建设上的努力最终都无果而终，电视机厂等在建立几年后便在竞争中倒闭。“凡是有一点高新色彩的，不是没建，就是建了没有发展起来。”这是王子平教授的概括。

　　一直持续到今天，唐山的畸重型产业结构仍在继续强化中，2000年轻重工业比例达到17.87∶82.13，此后几年仍在连年攀升，2005年达到了7.3∶92.7。

　　虽然目前看来，唐山的发展势头良好，但隐忧也很多。长远地说，唐山的自然资源不可能永远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相对短期来看，唐山的支柱产业均以基本建设为主要消费对象，这就容易受国家基本建设规模变化的制约。

　　河北理工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洁在大地震20周年之即的研究中即以实在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经济迅速高涨，基建项目大量上马，唐山经济也随之迅速膨胀。1993年，全市乡以上工业企业实行利税46亿元，比1992年增长105%，比1991年增长239%。1994年国家压缩基本建设，唐山经济又随之迅速下滑，实现利税比上年减少10%，1995年又比1994年减少13.3%。”

　　唐山经济近几年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全国各地重大工业项目投资、居民家庭投资、

　　走好明天的路

　　谁应该为唐山留下的遗憾负责？找不到具体的人，只能从体制上寻找原因，这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特征之一。已经从河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退休的王子平教授参与市政协的工作多年，参加过唐山从“七五”到“十五”四个五年计划的讨论，深感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短视现象。

　　近20年来，唐山经历了约10任市委书记，任职两三年就算比较长时间了，新一任领导有理由延续前任制订的发展规划，也有理由进行改变。这就导致没有人为这个地方做长久的谋划。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杨立元教授在谈到唐山在文化建设上的迟滞时也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文化建设是长期的任务，考虑文化是升不了官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民营资本开始在唐山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民营资本关心的只是利润，于是大量涌入小钢铁、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产业”，高峰时期，唐山一度有上千家炼钢厂并存，有的小钢厂就建在县城的中心区。这些小钢铁厂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最主要特征，同时占有了大量耕地。唐山市土地局的崔光华说，小钢厂进入门槛低，不到100万的成本就可以建成进行最简易的生产，但产品质量极差，有些小钢厂生产的罗纹钢很脆，装卸的时候摔到地上就能摔断。地方政府在GDP的刺激下，为这些小钢铁厂提供保护，每一级政府跟上面顶着干，上级勒令关停，就改在晚上开工。

　　唐山年钢产量超过4000万吨，唐钢在其中不过占了1000多万，可见民营资本在唐山的支柱产业中所占比重是相当高的，但是民营经济在唐山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暴发的富人，并没有真正起到“富民”的作用。

　　唐山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孙秋生教授认为，唐山市的发展模式源于资源型城市对数字扩张的本能迷恋，改革开放以来的超强度开发让这种发展模式对三个极限提出了考验：资源极限、生态极限和人们对于改革信心的极限。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了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区的定位，他担忧唐山在“市场需求”、“角色分工”等理论的光环下，再次激发数量扩张的冲动，忽视或掩盖其它风险，如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走势，国家宏观控制力度的加大及产业政策的不断变化都会使房地产业、制造业等对原材料的需求产生巨大波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之变化纷繁复杂也会对原材料进口(如铁矿石、石油等)及原材料制成品出口价格、运输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官方数据，唐山市的钢铁企业目前已经整合到30家左右，关停小钢厂的标准不断提高。官方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分依赖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市委书记张和提出“用蓝色思路改变黑色煤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步骤莫过于曹妃甸深水港的建设。

　　作为开发曹妃甸的最初倡议者，孙秋生教授认为，生态环境承受力早已不堪重负的唐山现在需要的不是粗放的量的扩张与增长，而是以曹妃甸工业园区为契机、以循环经济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大港口、大带动的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他特别强调发展优质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发展三产是使唐山经济的发展能惠及全体百姓，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最佳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