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记忆与失忆

　　文化的记忆与失忆

　　□本刊记者 李北方

　　发自河北唐山

　　企图探究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是困难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些客观的数据可以依循，但社会文化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各不相同。任何概括和试图理解的努力都只能接近一部分现实。

　　应唐山当地媒体的邀请，原河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王子平教授和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杨立元教授计划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合作写一篇文章，力图概括唐山人的精神世界。一旦着手去做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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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伤痛，30年过去了，大地震的劫难以如今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于唐山人的心中？容易理解的是，灾难的记忆已经不再对唐山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但一些人对此的超然态度仍是令人惊讶。随便与一个上了年纪的出租车司机谈起大地震，这个曾在废墟下被埋压了两个多小时的唐山人这样描述后来的惨状：嘿，那死尸堆起来有好几米高，太阳一晒都冒油啊，淌出去好几十米。这是一种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叙述，好像是在转述某一部电影的情节，而不是个人的亲历。

　　河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苏幼坡谈起在地震中的经历时说，“地震的当天，我就埋了11个人。”语气和回顾唐山的建设历程时没有两样。当然，也有些内心敏感的人尽量避免去谈论地震本身，甚至用一种宿命的眼光去看待它。

　　灾难并没有人让这个地区的人悲观，在他们的回忆中没有“怨”字的位置。苏幼坡说，这是因为面对一场自然的劫难，人们失去了怨的对象。1976年，苏幼坡是开滦马家沟煤矿的一名工人，当他从废墟里爬出来四下看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房子都倒了，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而是自己很幸运，还活着。“我们现在讲和谐，和谐是什么？和谐就是心理平衡嘛。”如果是一家一户遭受了损失，人可能越想越想不开，但那个时候谁比谁更惨呢？

　　王子平教授在地震后14年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接受访问的人中有72.2%对地震采取中性态度，“大家都如此，不必去想它”；21.1%的人显示积极态度，“要珍惜生命，好好活下去”；只有6.8%的人倾向于消极，选择了“地震中我最不幸”。

　　另外，苏幼坡认为，唐山人对于灾难的承受能力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强。唐山是在煤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人口主要由矿工和家属构成，苏教授半严肃半认真地将唐山文化称作“煤文化”。早年煤矿工人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早晨下井的时候不能确定晚上是否能回来，工作性质直接影响到人生态度和消费观念，开了支就花掉，很少有长远计划，同时对生死看得也开。矿井下经常有危险，个人难以应付，为了生存矿工们有在危险时相互合作的传统。

　　这些特质在地震发生后的救援中有所表现。地震刚过救人是很危险的，但自发的救人行为非常普遍。苏幼坡教授说，他的一个同学头被砸破，血流不止，他便回到摇摇欲坠的家里去找药，找到之后刚从屋里出来，大梁就塌下了。这件事想起来后怕，但他说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全。类似的自发救人事件还很多。

　　王子平教授在同一个调查还询问了被访者“从废墟下被救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结果73.7%的人答“救人”。另一项统计表明，在被倒塌房屋埋压人员中，通过灾区人民自救脱险的达48万，占被埋压总人数的80%以上。

　　这种灾后互助的精神就是一般所谓的“抗震精神”。10年前，王子平曾在文章中写道，“决不能用庸俗的社会观点，将震后人们积极的行为表现视为极‘左’环境下的产物，是搞‘精神万能’，因而简单地加以否定。”现在，他在思考的是抗震精神如何与现代社会对接，他认为抗震精神分两个层面：一是地震发生时的表现形式，这是没法保持的，正如战场上发生的事只能在战场上发生；二是深层次体现了人类道德原则的基础性东西，人应该有爱心，应该关心别人帮助别人，这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大家都觉得今天道德水准滑坡很厉害，在这个情况下，还需要抗震精神。

　　杨立元教授对抗震精神更加情有独钟，他断言，如果大地震发生在今天，造成的伤亡会更大，因为当时人们所具有的一些美德慢慢消失了。他认为，现在的唐山面临着物质财富膨胀和道德水准下滑相伴随的困境，而挽救的办法就是发扬抗震精神。但如何发扬却是个未知的问题。

　　一场灾难激发出人性中善的一面，当然也激发了恶的一面。同样经历了大地震的人，由于所处具体位置的不同，得到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另一种感受一样具有震撼力，但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公共记忆中，大地震本身的位置也是尴尬的。唐山抗震纪念馆内展出的绝大部分是震后重建的成果，对灾害本身的记录少得可怜。震后重建时，唐山规划出7处地震遗迹供参观和研究，现在这仅有的几处遗迹也让人有难觅踪迹的感觉。对此，杨立元的看法是颇为中肯的：历史，只有过去了才是历史，在当时的情境下就是现实，地震的废墟不清理，就不能重建家园。但是到30周年的时候，才发现对遗迹保留得太少了，图文资料也没有好好保存。他认为相关领导对旧有材料抢救的意识太差了，纪念馆没必要摆太多重建的功绩，那个不用说大家也看得见。

　　苏幼坡则觉得，唐山的地震遗迹保护做得已经不错了，他去过广岛，发现广岛保留的地震遗迹更少。

　　地震文化？

　　一直到大地震前，唐山还保留着一个独特的景观，每到开滦煤矿发薪的日子，开滦矿的北门和西门就出现一个临时的市场，吸引那些“拿命换钱”的矿工们前来消费。即时消费、鲜顾长远是自19世纪末开滦煤矿建立以来逐渐在唐山形成的传统，大地震也许使这种色彩更加强化了。

　　潘石把这种现象称为“地震文化”的一部分，是只有唐山这个地方才会产生的。他说他自己的头脑里偶尔也会闪过一个念头，“再来场大地震，说不定一切又都没有了”。这种想法存在多少人的心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唐山人的行为，是无法量化的，但在潘石看来，唐山人生活态度现实、敢花钱、讲究吃喝等特点与此是有关系的。

　　与此相伴随的是，唐山商业意识和创新精神的缺乏。王子平教授家旁边是一条步行街，号称要打造京东品牌第一街，他发现这条街自开业以来，店铺出租率一直维持在五成上下，营业的店面大多以打折甩卖招徕生意，他对唐山人消费意识淡漠表示焦虑，认为这是和现代社会不适应的理念。对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潘石则认为，唐山人不是不肯花钱，而是有钱不肯在唐山花，唐山距离京津很近，有钱人自己开车到北京消费，而收入相对低的那部分人则大多选址天津，每到周末，都有很多人早上乘火车前往天津，晚上拎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王子平对唐山的面貌这样进行概括：半是传统半是现代、半是城市半是乡村、半是贫困半是奢华。他希望为此找到一个解释：大地震造成了唐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崩溃，唐山还在重建家园的时候，其他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高潮期，由此唐山在意识上就开始落后了。这种落后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在生活方式上，二是政府的发展理念。

　　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的大形势，唐山的经济发展迅猛，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的建设却没有跟上。王子平曾跟唐山市的官员私下里提出批评，唐山严格来说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只是个扩大了的工厂，从1个工厂变成3个工厂，再到8个10个，职工连带家属加上几个学校，整个城市是这样来的。他把整个唐山比作一个发了财的土财主，一味执迷于“买房子买地”，结果楼房从5层变8层，8层变20层，“除此以外还有什么”？

　　城市建设是唐山被诟病最多的地方。如果单纯从成绩单上看，唐山确实做得不错，经常被提到的是，由采煤塌陷区改造而成的南湖公园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作”的赞誉。可是唐山人对南湖公园的成绩少有感觉，因为南湖的位置较偏。与此同时，凤凰山公园和大城山公园却日渐破落，裸露的山体让人以为这是在野外而不是城市的中心。这个对比是一个缩影。另外唐山建设高速公路的成绩也不错，可是高速公路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少有联系。

　　“唐山同其它资源型工矿型城市一样，城市发展的市场、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基因都是先天不足的。备受唐山人民非议的‘国际会展中心’就是对唐山文化淋漓尽致的诠释。”唐山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孙秋生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