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优秀记者樊云芳

樊云芳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没想到，樊云芳坚持“好汉不提当年勇”

　　到海南已经第四天了，我们实在没想到，樊云芳仍然固执地不肯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的就过去了。现在，《光明日报》有那么多优秀的中青年记者，还是把焦点对准他们吧。”樊云芳一脸真诚。

　　2006年2月5日，《光明日报》的“人物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樊云芳的《生命之歌》。文章生动地记录了她13年前患癌症后的心路历程，叙述了她与死神的黑色对话，对亲情、友情的深刻感悟，对生命的尊重及对重返生活的渴望。文章深深地感动了千万个读者，许多人为之流下眼泪。一些读者自己看了还复印下来寄给亲友看，一些读者打来电话，询问樊云芳的过去和近况，向她表达敬意和问候。

　　2月23日，光明日报社做出决定，号召全报社同志向她学习，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她的发言却如此低调：

　　“《生命之歌》写的是我一点心灵的感悟，心灵的诉求，心灵的呼唤，并以此寻求与读者心灵上的交流。现在文章得到许多读者的认同，我感到非常开心，也感觉得到了最大的回报、最大的满足。”

　　“现在表彰我，我感到惴惴不安，甚至战战兢兢。因为从我目前的实际工作情况看，无论从体力、精神，从发稿的数量和质量，我都比不上一个普通记者，换言之，我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称职的记者……”

　　所以，现在采访碰钉子，也在意料之中。好在我们已经收集了不少介绍她过去事迹的报刊资料，还有她自己写的新闻作品集《我就是我》、采访札记《记者梦》、新闻理论专著《新闻文体大趋势》，从中，我们追寻着她的足迹……

　　樊云芳，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系里以 “一支笔、一张嘴”著称。但这个哲学系的高才生，却一直做着记者梦。“这个梦萌生于一篇振聋发聩的报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她在《记者梦》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

　　“要是我今后能当一名记者，并写出一篇像《焦裕禄》这样震撼人心的报道来，这一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但“文革”的狂澜无情地击碎了她的梦。大学毕业，她和未婚夫丁炳昌被发配到“胡天八月即飞雪”的雁北。

　　“上苍的安排偏偏是这样的出奇：正是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我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

　　在浑源县，丁炳昌进了县委报道组，樊云芳进了文化馆。业余写稿成了小两口最大的乐趣。

　　她的处女作《大坝颂》，发表在《雁北报》上。一万多字的通讯，见报时只剩下300字。就这么个“豆腐块”，她激动得像读名著一样读了十多遍。

　　颠簸的乡间土路上，身怀六甲的樊云芳，坐在装满化肥的高高的马车上下乡采访，令沿途的农妇大惊失色……

　　黑咕隆咚的矿井，她沿着镶嵌在井壁上的钢筋，爬到100多米深的井下，吓得采访对象直冒冷汗，声称樊云芳是他见过的胆子最大的女人……

　　白天工作，晚上趴在土炕上写稿。她的稿件开始频频见报，她的新闻生涯就在西北的黄土地上发轫。

　　1978年的一天，樊云芳突然接到通知，省委宣传部推荐她到《光明日报》山西记者站工作。手拎话筒，她几疑自己身在梦中。

　　那一年，本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横空出世。一位副总编的叙述给年轻的她上了震撼心灵的第一课：为登这篇文章，当时的总编辑杨西光承受着巨大压力，甚至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文章见报那天，他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办公室，他也不接任何电话。那位副总编几次轻轻地推开门，只看见杨西光直挺挺坐在窗前一动不动的背影——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平静地等待着一切可能降临的不幸。

　　“我为这一幕流下了激动的眼泪，那个直挺挺一动不动的背影从此镌刻在我的心底。能成为《光明日报》的一员我感到无尚荣光，我发誓，永远不玷污《光明日报》记者这个神圣的称号。”樊云芳在笔记中如此记载。

　　一年后樊云芳开始崭露头角。她与人合作的揭露高干子弟高考舞弊的稿子，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她组织的一组因“不学大寨”被打成“反革命”的“山西农民来信”，被配上评论《放下反大寨的棍子》后发表，在全国引起震动。

　　1980年11月，樊云芳结识了栾弗——这个于解放前夕从台北回到大陆、一生追求国富民强的知识分子，此时已病重住院，樊云芳在病房里对他作了二十多次访谈，夫妇俩先后已写了三稿。但慧眼识珠的记者部主任卢云，要求把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写得精益求精。“再重写一次，写好了，给你一个整版。”

　　此时的樊云芳已身心俱疲，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谁能把稿改出来，就署谁的名。”她决定放弃。但卢云鼓励她:“记者一生中碰上重大典型的机会不多，轻言放弃，将遗恨终生。”卢云还请来报告文学作家理由，理由提出了关键性的意见：稿件最大的缺陷是缺乏人情味，如将人物还原为活生生的普通人，就成功了。樊云芳茅塞顿开。

　　历时3个月，4易其稿，14000字的长篇通讯完成。1981年3月26日，《追求》在《光明日报》与《山西日报》上同时刊出，马上轰动全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台、《新华文摘》迅速转载和转播。《追求》还被改编成电视剧、广播剧、话剧、连环画，被评为1981年全国好新闻，被选入二十多本书中。自此，这篇新闻通讯的“范文”，被选入大学新闻系的教材。

　　樊云芳非新闻科班出身，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写作较少框框。她用散文的形式写新闻，文笔优美流畅，如《飞天凌空》；她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移植到新闻中，使人耳目一新，如《杨善卿十年坚持办露天英语班》；她的人物新闻写人的优点也写缺点，写出了立体感；她的消息往往用很短的文字写出现场感，写出特写一样的细腻生动。而当时的总编辑杜导正，极鼓励各种创新，几次亲自跑到总编室下“命令”：“不要轻易改动樊云芳的稿件，让她形成自己的风格！”天时地利人和，樊云芳连续4年获全国好新闻奖，20多篇作品获省部级好新闻奖。新闻作品集《我就是我》出版后，被销售一空。

　　从1987年起，樊云芳的写作风格开始转变，文笔的优美、结构的精巧退至第二位，她开始注重对新闻事件广度和深度的挖掘，以及对它全息摄影式的立体报道，代表作是《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与丁炳昌、张祖璜合作)。《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不做法官，不当裁判，只叙述事情的原委，不对各方的做法作评论，只对事件做全景式的透视。稿件刊出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光明日报》收到1600多封读者来信，报纸上辟出专版，进行了1个多月的公开讨论，这一报道推动了我国人才流动政策的出台。

　　1987—1988年间，樊云芳深入研究了改革开放10年中国各大报最有影响的400多篇新闻报道，在总结其规律后，提出了中国新闻要突破某些“禁区”和摆脱平面报道的模式，走向“全息摄影”的概念，并撰写了一批论文发表在《中国记者》、《新闻战线》、《新闻记者》、《新闻三昧》等刊物上，引起了新闻界重视。

　　1989年,樊云芳的理论著作《新闻文体大趋势》和新闻札记《记者梦》同时出版。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位教授撰文，称《新闻文体大趋势》是“中国新闻改革10年最大的理论收获之一”。《记者的多维思考》(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在热点上》等书，均以《新闻文体大趋势》的第一章作序言。

　　业绩给樊云芳带来荣誉：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85年全国党代会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樊云芳，成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名记者。

　　“没想到，樊大姐过去那么有名！”

　　“什么？樊云芳当过全国党代会代表？”

　　“樊大姐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老樊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

　　“樊云芳十多年前就已经是厅局级干部？”

　　在海南，当把采访的目标对准樊云芳的熟人时，我们吃惊了，这些平时与她交往很多、甚至很深的人竟都很少了解她的过去，听说后一个个面露惊诧之色。

　　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松林对我们说：“我与樊大姐已经很熟了，但要不是你们介绍，我还真不知道她有过那些经历。但就凭樊大姐在海南的为人处世，已足以让我对她非常敬重。”

　　他回忆起自己在海口市委当副书记时与书记一起夜访特困户，当晚下着雨，黑糊糊的小巷里积着脏水。随行的年轻记者有的已不见了，而樊大姐却挽着裤腿，不顾全身湿透坚持到最后。她都这么大年纪了啊！后来她的一篇现场感很强的消息，登在了《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海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符仕俊对我们说：“说实话，现在的记者良莠不齐，我接待过许多记者，他们夫妇俩是真正属于高境界的。”

　　樊云芳1992年罹患癌症，经手术、化疗，1996年重返记者队伍，到海南记者站工作。头几年，她的名片上只印了“光明日报记者”几个字，既无头衔，也无职称。那么面对这位不带长的“奶奶”记者，世俗的眼光又是怎么看的呢？

　　1997年春天，樊云芳受丁站长指派去参加省里的农村工作会议，与会者有百人之多，到县里参观时，因为她不带“长”，会务人员临时把她“塞”进已有两个年轻“长”占据的房里睡“加床”。一丝尴尬，一丝不快，一丝受轻辱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樊云芳真想掉头就走。

　　晚上，她跟丁炳昌通电话。得知了这个情况，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丈夫提了个建议：“韩副省长不是在会上吗？你找他一下，换个房。”但樊云芳此时已很平静：“算了，小事一件。水平高低应该不在睡什么床吧。”

　　其实晚饭后，韩副省长看到她，特意走过来问候：“樊大姐，你也来了？住宿安排好了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她连连摇头：“很好，一切都很好！”

　　报道登在了显著版面。丁炳昌翻开报纸笑眯眯地：“水平高低在其次，心境平和、大度了，我佩服。”樊还给他一个：“呸！”

　　2001年秋天，樊云芳到海南驻军某支队采访，支队所有的领导包括宣传科长都一律“没空”，接待她的是一个年轻干事。连司机都生气了：“算了，别采访了，我们回吧！”

　　不是没有一点感触。十多年前，作为名记者的她应邀到广州军区采访，军区政委与参谋长亲自接待，下部队时，各级宣传主管全程陪同，而今天……但她只是笑了笑，心平气和地打开笔记本……

　　中午，在路边小店一人吃了一碗面条，下午继续采访。

　　10天后， 2000多字的通讯《人才辈出的一片沃土》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看到报纸，支队领导大惊，一打听，被他们轻慢的竟是这么一位大牌记者，连说：“怠慢了，怠慢了！”

　　低调，平和，宽容，大度，为满头花白的樊云芳在海南的同行中，也在《光明日报》的年轻记者中，赢得了尊敬。

　　而樊云芳对此有自己的看法：“20年前我能成为名记者，是《光明日报》提供了舞台，是改革大潮提供了机会，是编辑部上上下下付出了默默的奉献，也是全家人为我做出了牺牲。今天我病了，我老了，光环和机遇落到了更优秀的年轻人头上，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公平？”

　　“没想到，樊大姐竟得过癌症！”

　　“樊大姐这个人啊，我跟她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了，但她什么也不说。要不是看了《生命之歌》，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竟得过癌症！”3月15日，海南省邮政局办公室副主任、海南邮电报总编辑张少中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1992年冬，《光明日报》全国记者会最后一天，樊云芳突然4次大便血，深夜，她被救护车送到海军总医院，冷酷的结论很快摆在了她的面前：直肠癌中期。

　　一个小小的肿瘤顿使一个勃发的生命悬于生死之间，一个走上中国新闻界最高领奖台不到一年、正处于事业高峰的幸运儿，转瞬间被命运残酷地抛到了人生的谷底。

　　13年后，樊云芳在《生命之歌》里对那个黑色的星期天作了这样的描述：

　　“明天就要被推进手术室——直肠癌全切除手术。去有时，‘归’无期，谁也不能保证我还能活着走出这个医院。47岁——正当年富力强的年龄，但也许从此后再不能睁开眼睛，再不能站起来，我怎能不深深留恋眼前的每一片落叶，每一丝清风！

　　“我多么渴望在动手术之前再过一过普通人的生活：我想再去理个发，即使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也要留下平昔满意的形象，有尊严地走；我想再逛一个大商场，在橱窗前悠悠闲闲地观赏那些美丽的商品，多年来繁忙的工作使我总是把这样的闲情逸致留给了下一次；我想到报社附近的陶然亭公园里那一株槐树下再坐一坐，那一片草地，那几株疏朗的灌木，那些欢欣雀跃、婉转啼鸣的鸟儿，曾多么的令我着迷；我也渴望随便进一家小餐馆，再品尝一次自己喜爱的鱼香肉丝，那股麻辣鲜美的香味，曾令我在异国他乡采访时梦牵魂绕……”

　　手术非常成功，但化疗却几乎要了樊云芳的命：持续的、喷发式的呕吐使她几乎休克；闻到食物的气味就呕吐，吃饭成了喝中药；牙齿松动，不能咀嚼；持续腹泻，白血球最低时曾降到1900，体重从110斤降到90斤，死神向她忽闪着黑色的翅膀。6个化疗疗程结束，樊云芳满头青丝脱落已尽，满脸枯黄和苍老取代了原先的神采奕奕。

　　手术前两天，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的王晨来探望她，推心置腹地说：“我想，手术的成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最担心的是，你能否及时调整心态——从极度紧张忙碌，突然转入极度空闲，从许多人围着你转，到不再有人找你，寂寞、孤独。许多人无法接受这种转换，倒下了，他们不是被疾病击倒，而是被自己不良的心态击倒。”

　　樊云芳久久地思索着这些话。4年后，“死而复生”的她重返记者队伍。但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过去的一个熟人见了她连连叹息：“可惜啊，风采不再，风采不再了啊。” 回报社开会，许多熟悉的老面孔不见了，一些曾向她请教过新闻写作的年轻人，如今已成了她的上司——当年的名记者已经风光不再，这是不争的事实。

　　她给自己重新定位：做一个快快乐乐的普通记者。她愿意在平凡而踏实的工作中，找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

　　“如果知道她得过癌症，我怎么也要阻止她那次玩命般的采访！” 张少中对此顿足后悔。

　　那是2000年冬天，海南邮电报总编辑张少中，带着樊云芳从海口到三亚，沿途采访了一路。在通什，他们采访了乡邮员史宏珊，写了通讯《为了一双双期盼的眼睛》；在保亭县毛感乡，他们跋山涉水采访了黎族农村妇女黄春香，黄春香在丈夫因车祸殉职后，背起丈夫留下的邮袋，走上了丈夫没有走完的邮路——通讯《一个人的邮电所》就在现场写出了初稿；在三亚，采写了《天涯投递班的“三不放过”》。回海口的路上，临时又加了个采访点——文昌。

　　3天半时间，马不停蹄地采写了4篇稿件，均在《光明日报》发表。《方寸之间，风光无限——海南省文昌市用两枚邮票引资11亿》被中央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摘播，《一个人的邮电所》被邮政总局评了一等奖，还被选作一本书的开篇。

　　“那天在黄春香家，看到黄家大女儿考上五指山卫校，因筹不足学费躲在角落默默抹泪，樊大姐悄悄掏出500元压在桌子上。” 张少中对这个细节记忆犹深。

　　做过大手术的樊云芳，下乡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动辄腹泻，又是人造肛门，稍有不慎就会弄脏衣服被褥。每次下乡她都小心翼翼。几次下乡后她胆子大起来，报名乘军舰去西沙群岛采访。据舰长说，“你们太走运了，这是16年来这条航线上，我所经历的最风平浪静的一次航行。”是夜，海天清朗，星空灿烂，记者们激动得纷纷跑到了甲板上。仰望满天星斗，樊云芳心头溢满了幸福感：我就像这群星中的一颗，虽然不是大的、亮的——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也在其中，发着自己的光。无数的星星交相辉映，才组成了这壮丽灿烂的星空。

　　那次西沙之行，她与报社的另两位记者合写了3篇报道。为采写《白鲣鸟的天堂》，他们夜宿一个小岛的军营，一战士悄悄告诉同行的记者：樊云芳是第一个上岛采访并留宿的女记者。临别，战士们把珍藏的贝壳赠送给她。年轻的士兵并不知道，这位奶奶记者的牙齿连菜叶也嚼不烂，虽然肚子很饿嘴也很馋，但眼睁睁看着战士们精心准备的饭菜，却吃不上几口；为了不搞脏被褥，她一夜都未敢合眼，听着军营里此起彼伏的狗吠，听着窗外海浪拍岸的涛声，静静地等待着天明。

　　没想到，今天的樊云芳

　　还是个贤妻良母

　　生病前，樊云芳有愧于两个儿子。她在《记者梦》里这样自述：

　　“有时候，我也愧对儿子怨艾的、甚至冷漠的眼神。记得那一年冬天，我还在山西，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上床睡觉之前，把一件毛衣团成一团，扔到我正在写作的桌子上。‘你干吗？’我生气地问。可儿子竟背过身去不理我。我扳过他的身子，只见他泪痕满面……

　　“他叙述了事情的原委：上午，老师叫他到黑板前做一道题，可毛衣袖口上脱落的毛线一直从课桌下拖到黑板跟前，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妈妈又出差了？’老师问。‘她在家，只管写文章，不管我。’同学们又笑了。‘回去找妈妈，让她今天就给你补好毛衣。告诉她，这是老师说的。’

　　“我捧着毛衣，脸发烧了。深夜，我又查看了儿子的毛裤，膝盖上两个大洞就好像两只嘲笑的大眼睛，谴责我这个当母亲的没有尽到起码的责任。一股酸溜溜的东西涌上喉咙，我真想叫醒儿子向他忏悔自己的过失……”

　　患癌症后，手术，化疗，夫妇俩把两个儿子扔在了海南一年多。孤独，无助，弟兄俩相依为命。等丁、樊重返海南，发现小儿子的成绩单上一片“红灯”，而且两个儿子对父母只剩下了“恭敬”，没有了亲情。特别是小儿子，一见到樊的影子就一溜烟钻进自己房内，倒像是见到了“狼外婆”！

　　为此，大儿子与妈妈有过一次严肃的谈话。

　　“我从小没有母爱，你总是不在家，回来了见到我，只有一句话：‘考了多少分？’如果成绩不好，你就开始发火，指责我为什么不会举一反三，为什么做不好课堂笔记。骂了一通后，你又一阵风走了……

　　“我常常想，妈妈对她的读者那么好，肯为他们做各种事，为什么就不肯为我做一碗面条？是的，家里请了保姆，但你以为保姆能取代妈妈吗？生病时，我就盼你来摸摸我的额头，亲手给我做一碗面条，但我盼啊盼，盼了20年，就是盼不到……

　　“我只希望我的悲剧不要再在弟弟身上重演。我希望你能抽一点时间，手把手教会弟弟，如何举一反三，如何做课堂笔记。我们是你的儿子啊，难道我们这点要求过分吗？……”

　　当夜，樊云芳蒙着头在被窝里哭了一夜，自责与悔恨的泪水浸透了枕头。而丁炳昌，靠着床架坐了一夜，犹如一尊雕塑。

　　快天明时，樊云芳起床，把自己正准备写的书稿资料捆进纸箱，腾出书柜放上小儿子初中至高中的全部课本、练习本，而丁炳昌呢，悄没声儿地走进厨房，亲手为儿子准备起早餐……

　　名记者樊云芳现在成了小儿子的语文辅导老师。她把高中6册语文课本中的每一篇文章，都讲解得那么生动有趣，引人入胜。每星期六上午，是母子俩作文比赛的时间，雷打不动。同样的题目，每人做2篇，然后由丁炳昌来判卷评分。别以为名记者每次都能夺魁，很多时候中学生也会有独到见解、精彩之言，令父母亲目瞪口呆。此时此刻，家里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连两条小狗也欢蹦乱跳，咬着主人的裤腿撒娇。

　　1997年，小儿子考入武汉大学，攀上了他人生道路上第一个关键的“高度”。而大儿子则已把妈妈视为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他在管理一个棕榈园，母子俩一谈开棕榈，就必定口若悬河，每每要等丁炳昌一声断喝才会住嘴。

　　“老鬼写了本书《我的母亲——杨沫》，你们看了吗？当年的我，几乎就跟她一样‘左’，一样自私。”樊云芳这样检讨自己：“我现在很想告诉我的读者和朋友们：当你在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奋斗的时候，请不要忽略了你的家庭和亲人，因为你的亲人也是‘人民’的一分子，而且是你首先应该尽到责任的一分子。像我以前那样，以工作为挡箭牌，把身为母亲的神圣责任推给别人，推给社会，既不是个好母亲，也算不上个好记者。”

　　终于可以“打发”我们这“两个难缠的家伙”走了，樊云芳斜挎个小迷彩包，登一双白色运动鞋，脖子上挂着U盘，手里转动着汽车钥匙——这次送机场是她亲自当司机。

　　化疗结束回到海南，还在养病，50岁的樊云芳就迫不及待地买来电脑，学会了打字。

　　10年后，华发满头的她又学会了开车。樊云芳实在“新潮”与快乐得不像一个得过癌症的人。

　　作为名记者的她曾写过许多典型，写他们如何从平淡走向人生的“辉煌”。而现在，她用自己的行动写出了另一种“典型”——如何从人生的“辉煌”走向平淡。

　　在“辉煌”过后，她是如此安于平淡。平淡的她依然在勤奋而快乐地工作着。过去的“辉煌”更折射出今天的平淡，而这种大彻大悟后的平淡，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一种世俗无法企及的境界。

　　“这种平淡，实质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辉煌’！”一位新闻界同行如是评议，我们欣然同意。

　　相关专题：《人物》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