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面对触目惊心的情景

　　当我面对触目惊心的情景

　　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知道自己自从八年前第一次抵达凉山，就注定要与那里结下不解之缘，注定要一次又一次踏上那条漫漫长路。有一种呼唤，来自内心，很难抗拒。自从走进凉山，我听到了那声音，我唯有放下一切，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有一幕情景刻骨铭心:1997年我作为“中国百名记者志愿扶贫团”成员采访凉山，8月11日那天，我们在海拔3000米的高寒山区冷得发抖，不久抵达海拔300米的干热河谷地带，气温高达摄氏45度以上，脚下的石头烫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恶劣环境由此可见。就是在这样的大山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用茅草搭起的窝棚，里面居住着从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寨里搬迁下来的农牧民，孩子们一丝不挂，肚皮鼓胀胀的，那是营养不良的显著特征;婴儿扎在母亲的怀里，一边啜泣一边吮吸着干瘪的乳头，女人们以破烂的衣服勉强遮体……我心情沉重得不想开口提问，我甚至不忍心知道当地人生存的细节。当时，凉山金阳县扶贫办主任万太全在场，我向他问了一个本来不应当由他来回答的问题：“您认为我们能够在本世纪内消灭贫困吗？我们能够做到不把贫困带入21世纪吗？”没想到他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的答复连同他痛心疾首的表情足以让我记一辈子：“你看看眼前这些人，他们就算能活上三辈子，他们也脱不了贫！”这句话真像一把刀，插在我的心上。面对触目惊心的情景，我半晌一言不发，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么好吧，就让我尽此一生为凉山脱贫而努力。”

　　我何尝不知道，面对凉山的贫困，我即使倾尽生命，所能做到的事情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几年来，我不断听到种种质疑：在一个饥寒交迫的地方发展教育，是不是异想天开？为什么不去追究贫困的根源？你所做的事本应由政府来做，你以为你是谁？某些人的一餐饭可以让凉山百姓过一年，你费尽辛苦到底为什么……我要说的是：当我面对那些断粮的家庭，我的眼前只有在饥饿中挣扎的生命，而生命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同样宝贵；当我面对那些因为交不上学费而哭泣、在学校里一天只舍得吃一餐的孩子，我的眼里只有那些孩子，他们需要刻不容缓的救助，这是没有走进凉山的人所难以想象的,我只想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九进凉山，每当独自启程，总会有孤单和伤感从心头漫起，挥之不去。此时在我的身后是亲人的牵挂和忧虑，他们知道那里山高路险、环境恶劣，有泥石流、山体滑坡、洪水、瘟疫……在我的前方则是漫长、辗转又艰辛的旅程，天津——成都——西昌——布拖……飞机、火车、越野车……30多个小时日夜兼程，把五千里路抛在身后，然后，马不停蹄地回访希望小学，走访受读者资助的贫困生以及他们的家庭、学校，把助学金一笔一笔地送出去，穿越几十里乃至上百里山间土路抵达高寒山区，把赈粮发到农牧民手里……

　　能望见天堂的窗子

　　2005年10月14日上午，在凉山布拖县洛古乡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我和报社的两位同事及当地人一起向建在山顶的村级小学进发。我虽然已经屡次经历过高山环境的考验，而这一次的感觉却很糟糕，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急促地喘息，胸口剧烈疼痛，两腿沉重得像灌了铅。同事由于高山反应严重已经退回山下，走到中途有人劝我说：“停一会儿吧，你的脸色白得连一点血色都没有了，连嘴唇都是白的。”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面临极限的挑战，仿佛随时会抛锚。但我没想过要退回，我不允许自己不能到达山顶，我不允许自己不能看到山顶上的学校，因为我已经向捐资翻建学校的读者承诺：代他们考察建校情况，拍下照片回复。

　　当我终于到达山顶之后，看到了那座崭新的校舍。我用手机把电话打到山西，告诉捐赠者：“学校建得很好，我们还将为那些坐在泥地上读书的孩子购置桌椅，不久之后所有孩子将迁入新校舍……”

　　八年前，我的“凉山纪行”系列报道见报之后，难以计数的读者在书信、电话里对我说：“请你告诉我们，应该为凉山做什么？应当怎么做？”七年前，我通过报道与读者达成共识：“希望在教育。让凉山多一个孩子读书，凉山的未来就多一份希望。”八年多来，我与众多读者彼此信任、彼此忠诚地履行承诺，丝毫不敢懈怠。

　　进到凉山，火车要运行整整一夜。因为沿途居住的人太穷，车上可能发生偷盗抢劫的事情，整整一夜，我把背包抱在胸前。背包里装着受资助贫困生的全套资料，包括他们的助学申请表、学业成绩单、自传，还装着一笔笔数额不等的捐款。背包里的一笔笔助学金将由我代替读者亲手交到凉山孩子手里，背包里的善款也将换成赈粮装满一辆辆卡车，由我代替读者送到大山深处断粮已久的家家户户。火车穿行在山间隧道里，海拔不断地上升、上升，隧道的那一端是另一个世界：几近原始的生存状态，许多地方不通路、不通电、不通邮，人们不会讲汉语，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胸前的背包真真切切地告诉我：那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八年多来，我经历过许多别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希望小学300多个孩子面临失学，5000美元助学金支票在邮寄过程中意外遗失……每当我一筹莫展，就会有读者及时出现，共渡难关。太多的巧合使我惊诧：读者，你如同上天派来的使者！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世义陪我九进凉山，他老人家做了一个统计：自从1997年以来，读者委托我送到凉山的捐款和物资已近百万元，受到持续资助的贫困生超过800人，得到粮食和衣物的人则难计其数。而我最看重的是这样一笔财富，它始终无法用数字来体现——

　　八年前的照片上，我与受读者资助的孩子们在一起，我把瘦弱矮小的他们搂在怀里。七年后的今天，那些孩子围绕在我身边，他们已经比我高出半头甚至一头，如今他们用健壮的手臂抱住我的肩。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毕业于师范院校，回到家乡成为教师。

　　如今在凉山，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接受读者的资助，他们在写给我的信中这样说：“以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当我听您讲述读者故事的时候，当我接过助学金的时候，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爱是那么真实。”“我除了泪水，什么都没有。我是孤儿，长这么大，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被爱、被尊重。”“我不喜欢哭，但是我感动了，也流泪了，我觉得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爱、是真诚、是信念。我希望我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

　　让我感动至深的是，读者不仅委托我把他们的爱送到凉山，他们也把真挚的爱给了我：去年9月，在我第六次进凉山之前，一位姓丁的读者送给我一份短期人身保险，她说：“你每次进凉山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人身保险毕竟是我们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我盼望你平安归来。”那张编号为70661的保险卡，我一直珍存着。另一位姓李的读者在我动身之前汇过来两笔钱：一笔汇款为两万元，委托我为凉山民族中学50名贫困生颁发助学金；另一笔汇款为两千元，要我用来善待自己。她说：“你每次进凉山都会病一场，这点钱用来一路上补充营养。凉山冷，出发前再为自己添几件保暖的衣服。”

　　八年来，有多少读者以至诚的心情参与到捐助凉山的行列，在此难以一一历数。所以每进凉山，无论多么劳累，每到一地，面对那些受到资助的学生、得到救助的孤儿、领到赈粮的特困家庭，我必定要对他们讲述每一笔善款、每一批粮食、衣服、食品、文具、体育器械的来历，本报读者、海外慈善家、我的朋友及大学同窗……在那片遥远的大山里，我一遍遍重复着他们的名字，讲述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委托我做事的初衷和心愿、讲述他们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的人类情怀，传递一种他们渴望长存于世间的精神财富，让善良和智慧如同种子生生不息……当我讲述他们的时候，我的感觉是用手推开了一扇扇窗子，从每一个窗口都望得见天堂，有阳光倾泻进来，有希望流淌过来，浸润着沉陷苦难的生命和写满绝望的眼睛。

　　凉山民族中学一个受资助的女孩，名叫刘应梅，三年前她刚刚受到资助的时候，处于生活拮据和学业成绩上不去的双重压力之下，如今她已跃居全校第五名，性格及精神状态也焕然一新。她和凉山许多孩子一样，平时写给我的每封信都这样署名：“您远方的女儿”、“爱您的孩子”、“在您的呵护下成长的孩子”、“您的孩子和朋友”……小梅的家住在凉山会理县偏远的山寨。暑期里，小梅一有空儿就上山采集野生

　　为什么没有放弃？

　　这是来自读者的提问：“多年来，你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和艰险，你想过放弃吗？”

　　我立即如实回答：“想过。”

　　八年多走过的路，误解、伤害、委屈、泪水、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波折、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并不坚强，不止一次地想过放弃。

　　2003年9月11日的中秋之夜，我是在通向西昌的火车上度过的。火车启动之后，我用手机打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女儿稚嫩的声音，那一刻，真想归去。四川省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世义已年过七旬，九次陪我进凉山，在那年的中秋节夜晚，他老人家细心到把

　　为了节省时间，每次进凉山，我总会在夜里启程，乘上从成都开往凉山首府西昌的火车。当火车驶进凉山境内，我的全部身心就会被凉山所占据，而属于个人的一切则完全忽略。当我置身在贫穷学生当中，当我面对断粮已经数月的家庭，当我面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当我面对衣衫破烂、光着脚板走路的老人和孩子，当我把助学金、赈粮、助养金、衣服、鞋子放到他们手里……我是那么清楚地意识到,坚持或放弃,就个人来说选择其一似乎很容易，可是当我的选择与那么多人息息相关——我的选择关联到那些孩子是否饿着肚子读书、关联到他们是否继续留在校园，关联到那些家庭怎样度过漫长的饥荒，关联到那些孤儿怎样活下去……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自己的存在对于别人来说有多么重要，不是这样。当我意识到一个人的选择不独属于自己，当我意识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其实与他人的命运休戚相关，我又怎么可以轻言放弃？不管有多少理由告诉自己不必为此而付出，不必为此承受什么，当我知道我已经站在一座桥上，这座桥联结了凉山的穷苦人与山外的有识之士，我又怎么可以轻易转过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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