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85岁当博导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从谭崇台老师那里第一次知道了张培刚这个名字。当时一直盼望他能回到母校，以便聆听他的教诲，后来虽然没能如愿，但对他的敬仰和关注一直延续至今。

　　农民的儿子成为哈佛博士

　　1913年7月10日，张培刚出生在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少年时期的他一边随家人从事放牛、砍柴、插秧、割稻谷等各种农活，一边在乡下读私塾和小学。1925年春，小学毕业后的张培刚告别家乡，进入当时由董必武任校董兼国文教师的私立武汉中学学习。1929年春，只读了一年半高中的张培刚又跳级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的文科预科班，成为当年武汉大学唯一录取的文科预科生，并于第二年顺利地进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的武汉大学集中了周鲠生、杨瑞六、皮宗石、任凯南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教授，张培刚因此在大学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语、外语和专业基础。

　　1934年张培刚以优异的成绩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即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在随后的6年时间中，除分别应千家驹和竺可桢之邀在广西大学和因战乱迁至广西的

　　1941年4月，张培刚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庚款留美公费生。“庚款留学”是美英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退还”《辛丑条约》强加给我国本已多收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简称“庚款”)，用于培养留美、留英中国学生的特殊留学活动。1933-1943年举办的六届庚款留美考试和1933-1947年举办的九届庚款留英考试是民国时期最著名、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公费留学考试。张培刚是武汉大学考上清华庚款公费留美的第一人,也是该次考试所录取的仅有的两名文科类(分别为“工商管理”和“经济史”学科)考生之一。1941年7月,张培刚从云南出发,经重庆飞到香港,再转乘邮船抵达美国旧金山,又乘火车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美国东部麻省康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但他始终在思考的是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于是一年后又由工商管理学院转到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史和农业经济等课程。在哈佛期间,他师从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大师熊彼特(J.A. Schumpeter)、张伯仑(E.H.Chamberlin)、布莱克(J.D.Black)、汉森(A.H.Hansen)、厄谢尔(A.P.Usher)、哈伯勒((H.Haberler)和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列昂惕夫(W.W.Leontief)等等，深入学习和研究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1943年冬，张培刚获得了哈佛硕士学位,并取得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为了实现从小就立下的志向,探索贫穷落后的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张培刚选择了《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这个题目作为博士论文。在这之前，世界上尚无一本著作，甚至一篇论文，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探讨农业与工业之间动态的演进关系。为了能够方便地取阅任何书刊，通晓5种外国语的张培刚申请获得了哈佛大学图书馆里不足6平方米的空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阅读了大量德文、法文、英文等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于1945年完成了这部20多万字的英文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张培刚对当时存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和区位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改进和取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体系，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与工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因素对工业化过程的影响以及这一动态演进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变化的过程及条件进行了详细分析，为工业化理论和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模式。这年冬天，张培刚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47年，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科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David A.Wells Prize)。与他同样获得过威尔士奖的还有后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扛旗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 Samuelson)。在这之前，担任张培刚庚款留美考试指导老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陈岱孙先生也曾竞争过该奖，但最终还是与之擦肩而过,那年获奖的是张培刚在哈佛大学的老师兼经济系主任张伯仑。“威尔士”奖是哈佛大学最高奖，被经济学界尊称为小诺贝尔奖。张培刚因此成为全球华人经济学家中唯一获得威尔士奖者，也是迄今为止华人经济学家中获奖级别最高者。

　　博士论文奠定发展经济学基石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经济学科。它产生并逐步形成于20世纪中叶。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前都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社会文明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二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迅速瓦解，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由于其基础是发达的市场经济，显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也将成为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因此，一方面，西方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逐渐把研究的兴趣转向发展中国家。他们运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不少人成为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有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1971年)、刘易斯(W.A.Lewis)和舒尔茨(T.W.Schultz,1979年)等。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在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不少人因成绩卓著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如出生于印度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88年)。

　　与此同时，张培刚在1945年写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对农业国家如何进行工业化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最早建立了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是第一部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和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走上工业化这一崭新问题的开创性著作，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理论结论上，都为当代发展经济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理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策推论，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而被国际经济学界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张培刚本人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

　　在国外，张培刚一直被许多经济学界人士所推崇。1949年，《农业与工业化》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成为许多大学经济学专业唯一一本由中国人写的基本教材和指定参考书。1951年该书又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流行于南美各国，并于1969年在美国再版，产生了很大影响。1956年，两位智利的大学教授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说要找Pei -kang Chang(张培刚),我国外事工作人员听成了“背钢枪”，于是四处打听一个背着钢枪的人。后来从北京大学教授严仁赓那里才得知,“Pei-kang Chang”是张培刚的英文名，他们要找的就是正在原华中工学院工地上干活的张培刚。1982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钱纳里来华讲学时几次提到张培刚，他强调说，你们都以为刘易斯和舒尔茨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实际上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是张培刚先生。哈佛大学一些教授认为，刘易斯、舒尔茨的理论比张培刚的要晚好些年。他对静态假设条件下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关系的论述比库兹涅茨关于农业贡献的论述也要早十多年。

　　在国内，虽然知道张培刚的人不多，但他在经济学界却得到了一致的认同。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张培刚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最早建立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人。高鸿业说，中国经济学界把他称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应该是这样的。1990年，梁小民教授在翻译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时就认为，相比之下张培刚的书远在刘易斯之上。

　　张培刚的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位奠基人刘易斯不同。刘易斯把实现工业化与发展农业对立起来，主张只能依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张培刚则认为，工业化不能以牺牲农业、农民为代价，而要改善农民、农业的状况；农业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要把农业工业化作为工业化的重要环节，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他强调农业工业化的意义在于能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从而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形成向城市或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城市工业部门劳动收入的提高又会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拉”力，随着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一“推”一“拉”就会使整个工业化进程顺利启动并实现良性运转。

　　张培刚模式的合理性还在于其完全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因为一国的农业效率提高了，国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会得到保证；随着底层产业的边际效用递减，新生的发展动力必将促进上层的产业发展，而上层的产业又会对底层剩余劳动力构成拉力，从而使工业化或现代化得以实现。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可以用张培刚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建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照搬了苏联模式，过分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不重视农业及其与工业的协调发展，加上错误地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于是就有了中国的人口大爆炸、农业歉收和经济大萧条，因此有“南有张培刚，北有马寅初”之说。经济学家胡鞍钢曾经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我们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推进。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形成。这些剩余劳动力有的自主创业、经商发财，有的进城务工。这样，农村乡镇企业等非农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发展起来了。新的产业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又导致新的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并构成更高一层的上推力，如高新技术产业。只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乏力，工业结构不尽合理，加上二元户籍制度及僵化的土地产权制度，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推”有余而“拉”不足的现象。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建设除了具有社会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以外，必然具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共性。因此，传播、研究和发展“发展经济学”对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自1979年以来，我国学者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和评述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1985年谭崇台教授编著的《发展经济学》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者的第一部发展经济学专著。1988年，陶文达教授撰写的《发展经济学》和杨敬年教授撰写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也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国外的经济发展理论。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试图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衰亡这一背景下，对发展经济学进行拓宽和深入研究，建立有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色的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式。张培刚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他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等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他认为，对发展经济学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进来；二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的做法，加深分析程度；三是要重视对照国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当今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环境条件差异；四是要从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作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初步尝试，1992年，张培刚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实现了研究立场、对象和方法的重大变革，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受到了国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

　　一生钟爱教书育人，85岁当上博导

　　对中国经济落后状况的切身体会加上美国求学的经历，使张培刚先生深深体会到，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关键在于重视人才和教育，因此他愿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1945年年末，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张培刚就接受了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的邀请，决定回国任教，但因交通阻塞未能即刻成行。次年春夏之交，在当时赴美考察的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主任孙公度的要求下，张培刚临时担任了该会经济专门委员，在美国纽约和中国南京与担任经济顾问的库兹涅茨教授一道，从事中国国民收入和农业机械化问题的研究工作。同年8月，张培刚到达武汉，就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一批留美的同学和朋友随他回到武大任教，其中包括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哈佛大学中和他并称哈佛三剑客的中国优秀留学生韩德培(国际法)、吴于廑(经济史)，以及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现在依然是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谭崇台先生。由于有了以三剑客为代表的海归派的充实，使得武大经济系在全国盛极一时，大有超过当时国内经济学的头号学府南开大学之势。

　　1948年1月，为了亲自了解和搜集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情况和资料，继续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张培刚征得周鲠生校长的同意，应聘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兼研究员。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赴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参加了数次国际会议，撰写了粮食供销、农业生产、土地利用等方面的专题论文和报告。在往返东南亚各国，多次路经香港时，张培刚还先后与冀朝鼎、许涤新、千家驹等人进行了接触和交谈，并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及其他进步书刊，从中受到了启发和鼓舞。1949年2月，为了迎接新中国，张培刚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并谢绝了他的两位哈佛大学导师布莱克和厄谢尔的邀请，从曼谷再次回国来到母校，继续担任经济系教授及系主任。解放后还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总务长、代理法学院院长。

　　然而，正当他准备施展自己的抱负时，历史却无情地和他开了个玩笑。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重大的院系调整，根据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武汉建立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而武汉大学经济系等文科专业则停止了招生。这时有人推荐正在北京马列学院学习还没有卒业的张培刚担任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兼基建办公室主任，协助物理学家查谦院长具体主持建校工作。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作为发展经济学之父的张培刚完全脱离了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干着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关的校园规划设计和基建工作，整天与沙石砖瓦打交道，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工地上，也因此劳累成疾得了肺病，还出现肝硬化。1954年，张培刚与小他18岁的谭慧在工地的工棚里结了婚。他们两人是在刚解放时认识的，正是张培刚对新中国的热情、执著吸引了谭慧。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时，张培刚在自我反省中说自己搞基建是不务正业，希望回到教学研究岗位上去，学校于是让他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自此以后当了近10年的政治课老师。实际上，这段时间他还经常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在湖北省红安县建苏公社，村里的老人至今仍记得，这位戴着眼镜有点知识的农民常常推着四百斤左右的粪车，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则在水塘边的大枫树下教农民识字。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张培刚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受大肆批斗、抄家，他在哈佛大学当排字工赚钱买来的大量外文书籍和重要的文献资料也因此被毁了。而就在此时，美国又将《农业与工业化》一书再次出版发行，他的外国同行们的学术研究也正如日中天，并屡获诺贝尔奖。如曾与他同样获得威尔士奖的萨缪尔森因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获得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刘易斯和舒尔茨又因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观点其实张培刚早就提出来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培刚才得以重返阔别了近30年的经济学界。他以老牛奋蹄的精神，通过著作、讲学、频繁地参加国际国内学术活动，全面介绍西方经济学、西方管理科学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继续从事他钟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78年5月，张培刚被借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纂工作，负责主编近30万字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第二年秋回到原华中工学院，担任社会科学部主任。张培刚说，自己一直站了30年，总算有张凳子可以坐下歇歇脚了。20世纪80年代初，将近70岁的张培刚在重病卧床的情况下，从抽屉里找出他的学生曾启贤和万典武早已翻译完，却一直被藏了起来的《农业与工业化》，花了近10个月的时间将其修订、整理出版，使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这本书终于有了中文本，并开始得到人们的认同。经济学家胡鞍钢在定期给政府部门编写国情资料时，就经常引用张培刚的理论。

　　1981年，原华中工学院为张培刚教授专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他不顾年迈体弱，又开始投入到这所工科院校经济学科的开办和建设当中，先后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位，并总结出版了《新发展经济学》。他曾一度想回母校工作，但由于原华中工学院方面一再盛情挽留，最终还是作罢。1998年，经过张培刚教授十多年的艰苦拼搏，原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申请的博士点终于批准下来，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这年张培刚已经85岁了。可以说，以85岁的高龄成为博士生导师在我国还绝无仅有。

　　张培刚先生在经济学领域辛勤耕耘，虽历经坎坷，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表的专著除了《农业与工业化》和《新发展经济学》外，还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发展经济学通论第一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20世纪中国粮食经济》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后来大多收入《张培刚选集》之中。作为对张培刚先生学术成就的肯定，学校先后在1992年和2002年秋为他举行了学术成就展览、发展经济学研讨会暨华诞庆贺会等活动。为推动我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播，促进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华中科技大学又于2004年设立了“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该奖面向全国，奖项类别包括“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著作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论文奖”。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审结果已经揭晓，颁奖仪式于2006年4月举行。

　　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兼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美经济合作学术委员会中方主席等职务的张培刚先生已经年逾九旬，但他仍然在教育战线上继续培养中青年师资和研究生，过着他所期望的平静淡泊的晚年生活。他说他最欣赏的是武打小说里体现的正义感。张老在读武打小说时，喜欢作眉批，对小说中写到的前面死了多少人，中间死了多少人，最后剩下多少人，都要认真计算出来。张老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到星期六，他都要和家人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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