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如何拿钱讲心？

　　富人和穷人都有底线，即内心深处不为利诱的东西。旗帜鲜明地扬善，需要技巧、创意和制度保障。

　　文/何树青 图—阿灿/新周刊

　　一亿不算多，一元不算少。

　　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们捐的是大手

　　笔，但美国的慈善捐款构成仍然是：民众85%+公司企业10%+大型基金会5%。在民众中，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捐出了收入的5.2%，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捐出了收入的2.2%。

　　草根阶层的慈善之心，在中国亦有印证。一份“京沪穗慈善捐助调查”(2003年1月，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做的)结果显示，90%的人为灾区或需要救济的失学儿童捐过钱或物。虽然63.9%的人平均捐款数额在100元及以下——以“勿以善小而不为”来衡量，公众与人均捐款980万元的162人中国大陆慈善家的慈善之举同等重要。

　　也许富人和穷人面临的慈善问题是一样的：如何拿钱讲心？

　　钱何时才是身外之物？

　　最常用的英文名词不是money，而是time，香港《明报》报道了《简明牛津英语字典》今年6月的这一调查发现。money排在第65位。这个调查换成汉语词汇肯定不是这种排名。中国人最爱说的两句话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和“钱是身外之物”。

　　钱何时才是身外之物？对芸芸众生来说，钱是酬劳、尊严、生活质量和梦想的阶梯。中国人普遍热爱储蓄，都不嫌钱多。之所以我们有时能慷慨解囊，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钱能“小钱大用”，救急助弱扶贫济困。这并非因为我们够高尚，而是我们做不到对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群视而不见、袖手旁观。

　　今年以来，“信仰”这个词开始在中国企业家和社会学家口中被多次提及，有的指企业家精神，有的指人生信念。放之公众，如果在这里我们不把信仰视为具体的宗教的话，信仰也可以理解为底线，即我们内心深处不为利诱的东西。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以此衡量当代社会，说当代人“信仰缺失”就是一种伪定义。至少，慈善的事越做越大了。

　　盯住富人

　　1994年之后，《人民日报》才大着胆子用“慈善”作为“公益”的同义词，因为中华慈善总会和上海慈善基金会当年成立了。到2006年4月，中国已经有第三届慈善排行榜，“2006十大慈善家”和“2006十大慈善企业”也评出来了，它是由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此前6个月，中华慈善总会也启动了“中国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现状调查”，看看哪些企业是“财富巨人、慈善大家和纳税侏儒”。

　　美国的巴菲特和中国香港的成龙最近捐出大部分的身家，公众更把慈善的聚光投射在富人身上。中外榜样都有了，我们可以期待那些先暴利起来的本土企业家成为慈善第一梯队吗？这个优质创富人群身陷不纯是善意的聚光灯下，而慈善这个词也显得动机暧昧。

　　能力多大，责任就多大。社会对企业有了依法纳税和乐心慈善的双重“企业公民”要求，富人光是赚钱和缴税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对弱势群体和不赚钱的公益事业表现大方。

　　美国《商业周刊》总结今天的慈善家有如下特点：更雄心勃勃于解决大问题，更具战略性，更全球化，更多成效要求，比如附加“只有在捐款的初期预定目标实现后，才会追加后继的基金支持”之类的条款。

　　中国的慈善家倾向于解决实际困难而不是预期问题，并不追求捐款的战略性和全球化度。有时他们甚至只想换回美誉度，权当品牌广告。

　　慈善是需要创意的

　　搞慈善，怎么创意都不过分。广州在2005年10月26日的做法，是请人来吃一餐人均550元的饭——“千人慈善盆菜宴”开了102席，企业认捐盆菜宴门票价格划分为每席5万元、3万元、1万元不等，市民参与席(50席)的价格为550元/位，认捐善款近200万元，全部划拨入广州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账户。

　　拿钱讲心需要技巧与创意，更需要制度保障。公众信任、财务公开、成效显著的慈善机构更能吸引到慈善捐款，而免税优惠政策对慈善机构和捐款个人来说都有激励意义。

　　慈善的本质是一种平衡：行善者内心的平衡，社会分配的财富平衡；不同群体融合的平衡。我们不需要西方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慈善之道显然可以学习，包括如何杜绝慈善被利用为一种金蝉脱壳的腐败障眼法。

　　“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以“旗帜鲜明地扬善”为口号，这旗帜的图案目前过于单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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