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30年：一个城市的重生

　　现代化标准城市的诞生

　　记者◎朱文轶

　　孟令胜是个机警而务实的老唐山人。他1952年初中毕业就到了唐山第一建筑公司，那时候，建筑业是没有文化的人干的，但因为野外作业任务繁重，工资和津贴不菲。他是年轻

工人里的“尖子”，很快被提拔成业务骨干。凭借这一条，他在1957年才有资格交给单位157元钱，登记排号，由单位向唐山市商业局上报名额，半年后，他终于排队买到了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天津生产的“飞鸽牌”。这在当时是和上海“永久牌”齐名的紧俏商品。

　　他偶尔也会钻个小空子。比如，他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姓郑的朋友，他知道姓郑的弟弟在市委工作，这个市委部门又和

　　1975年，他的第四个女儿快上学了，一家六口三间房子太过拥挤，他又想办法在正房旁边盖了两间厢房，围成了一个大院，在院子中间种了些花草。他利用自己在建筑系统的关系，找领导从工地批了些旧建筑材料，把这次家宅扩建的整体费用压缩在了当时的700元左右。孟令胜在别人眼里，是幸运的少数。他从偏僻的百葛庄县来到唐山，30岁就在这个城市的中心位置谋得一席之地。他也的确只离他的梦想一步之遥。他说，“那时想，在市里有五间房，一辈子都够用了”。

　　1976年，地震夺去了这一切，他的爱人和三女儿在地震中丧生。孟令胜和他幸存的三个女儿在原地恢复的“简易房”里住了10年，也守着他一手兴建的“四合院”的废墟看了整整10年。

　　在孟令胜努力而精心地设计他个人命运的同时，他所在的唐山城也在设计自己的命运蓝图。“大跃进时期，有个提法，‘20年后，国际友人参观北京大庆，要从海上来'。”原唐山市规划局局长、参与唐山重建规划的赵振中说。唐山是这盘计划里的重要棋子，“唐山市一直在酝酿对1965年到1975年旧规划的调整”，“打算开辟一条从唐山到天津的大运河，作为运输通道，水利部还打算建一条京秦运河”。1976年，让这个“美好未来”仅停留于赵振中家中一张旧规划图上的两条虚线。

　　30年前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中止了这个城市正在上演和正在勾画的一切想象，细小的，或者宏大的。后30年，一切都推倒重来。

　　这场惊心动魄的城市重建并没有建立在重新发现并估价城市过去的基础上，它更多着眼于将来。这和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国家的使命相一致。国家正要迈入高歌猛进的经济腾飞中，这时候，创新永远比传统更激动人心，无限接近“现代化”标准看起来更符合人民福祉——尽管这个“标准”具体到每件事情，比如城市的道路、商业、公共服务上，并非如它字面上那么一目了然。

　　唐山的过去和现实，被地震，也被一场卓有成效的重建拦腰斩断了。1984年已经搬到国防道一处三室一厅70多平方米住宅的孟令胜是单位最后一批搬进地震重建房的正科级干部。和30岁比，他这时反而小心谨慎了。按理说，他比1963年更有条件找地盖房子完成他的梦想，但他害怕别人的议论，“全城都在齐心重建。自己盖房，会有人说你用公家的料、用公家的工。一次开会，就有个主任被领导批评‘占公家便宜’”。

　　孟令胜不无留恋地经常会回他的旧宅故地去看一看，但他已经看不出眼前的唐山跟过去有多少关联。他到“小山”再也看不到那个风尘仆仆有点小农经济色彩又生机勃勃的小商品市场和充满市民气息的生活了。市中心旁移，过去的注定要被抛弃。被规划者打入冷宫后，“小山”被大大小小、外表破烂的五金商店占据，成了唐山最有失体面的地方。孟令胜也很难想起来这个城市的人们曾经以开滦“响汽”为号令，开始他们一天的生活起居了。所有的旧痕迹都在消除，无人注意。这个外表崭新的城市看上去和许多高速发展中的城市一样年富力强，30年的成就令它的喜悦感多于忧伤，却不容易让人读出它曾经所独有的沉重和疼痛，它甚至不像一个有过深刻历史的地方。

　　国家为唐山重建提供了百分之百的经费。和其他城市比，唐山的现代化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力量和领导意志。这种力量让唐山以惊人的速度从废墟上重生，也让唐山更富代表性地集中体现了一种标准化和全国性的普遍信仰。

　　因为30年前的地震，唐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史的样本，让我们能看到一个城市怎样在国家意志与后来的商业意志中，向现代化的各个标准靠拢，又是如何在利益交织的重重矛盾中达成它们如今所呈现的面貌？也许这是30年后重新观察这座城市时，比地震本身更有价值的问题。-

　　多大的城市？标准之争

　　1976年地震以后，历史消失了。新唐山百废待兴，它重生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这个城市的未来和规划比其他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更彻底地进入了充满计划性的安排之中。

　　孟令胜的父亲在1936年从离唐山100里地的百葛庄县来到唐山打天下。当时他17岁，家里给他定的对象再过几年就上门了，但他没有带未婚妻同行。这不仅是因为他还没有足够的钱，也因为在那年头小夫妻两人一起背井离乡并不是太好的事情。

　　孟令胜的父亲到唐山是“学买卖，学商人”，不过他真正的目的地却是天津。和那个年代所有生意人的理想一样，他们在唐山学徒，学成后最终是要到天津一展身手。在他们看来，作为通商口岸的天津是名副其实的大城市，唐山被叫做“小天津”，但它还只是山海关通向天津铁路上的一个过路城市，是北京到沈阳铁路办事处的所在地，是他们人生旅途里的一个驿站。

　　1976年地震后，一切没有定论了。谁都希望新唐山推陈出新，而城市建设者面对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重建的唐山应该是一个多大的城市？这个关于现代化标准的第一个争论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没有答案。

　　一名规划师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震后视察唐山时提出，“不要百废俱兴”，要“抛弃秦砖汉瓦”，“不要50年代的，要70年代的现代化城市”。“还要求不比上海、天津、南京、北京落后。但20年后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城市的标准又是什么？谁也不清楚。”

　　当时参与紧急时期唐山重建规划的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到现在仍然认为第一版规划里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使唐山由单中心的城市，变成了一个由老城、丰润新区和东矿区组成的多中心城市”。他说:“这使得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布局变得比较合理了。也给唐山以后的发展留了余量。”

　　80年代以后多次参加唐山整体规划调整的专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张文奇感叹说，“城市的最终面貌往往是和规划者的最初设想背道而驰的”。这个从规划上更为合理的布局，将唐山市物理空间的面积扩大了——它在1982年受到了更大力量的挑战。

　　1983年任唐山建委副主任，1988年开始在唐山规划局任局长的韩继忠回忆说，1982年领导人到唐山视察，在唐山转了一圈，认为“这个城市太大了，300万人也用不完”。1982年，国民经济全面实行收缩方针。节省投资是当时最主要的精神，重建唐山的预算也从25.7亿元有所下降。很多细节上都在收缩，比如，地震后对建筑标准的强调，一些大型建筑的地基原本需要打桩，然后将整体建筑建立在这些铁桩上，这样，建筑会异常牢固，后来为了省钱，就改用10吨重的钢板将地面砸实，在上面直接盖建筑。一栋楼就可以省400多万元。1982年1月的《唐山市恢复建设贯彻收缩方针的调整方案》，奠定了现在唐山市的基本格局:控制中心区、缩小新区、利用路南区，原计划从路南区迁出的企业，由79个减少到了9个。

　　“原来路南区我们是打算完全放弃的，1982年变成利用，这样，丰润新区就要压缩了，原来规划的新区是20多万人，后来变成10多万人，丰润新区在新唐山三足中的位置事实上也下降了。”韩继忠说，“丰润新区压缩，意味着唐山老城的人口就要增加。最早中心区规划的是20多万人，1982年调整为32万人，1986年就变了40万人。地震前中心区的人口是16万人3000户，之后就一路飙升，现在已经有120万人了。”

　　1986年，唐山第二次调整规划这个问题第二次被提出来，韩继忠说:“当时唐山第四任市长负责这件事，有天晚上他的秘书很急地给我打电话，说领导认为唐山应该往大城市规划，至少应该按照300万人口来考虑，让我想一想，拿出个方案来。”

　　“1988年，唐山的第五任市委书记又重新提到这个事，说唐山再这么建不行，要想办法把它纳入首都规划圈，要向国际化、现代化的都市发展。让我们规划局做做文章。”韩继忠说，“我记得，1990年左右，《唐山劳动日报社》头版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唐山的一些指标跟新加坡有些相似，比如，工业基础、沿海港口，要往国际化方向发展。这基本上是当时市委市政府关于唐山发展方向的态度。我们压力就很大。规划局开了几次会讨论了很多次。我又找当时国家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郭德驰请教。我问他：‘唐山具不具备建成国际化现代化大城市的条件？’他回答说:“不可能，能成为现代化大城市就不容易了。”

　　在张文奇的印象里，1990年全国都在提“国际化”。“一共有47个城市提出来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他说，“后来，当时唐山市领导在跟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觉得‘国际化标准似乎太高了’，征求我们意见说，‘唐山能不能提建设准国际化城市的口号？’”

　　韩继忠说，关于“唐山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提法后来不了了之了。但规划却几经变动，因为“人口规划一变，管线、道路、用地就要跟着全变”。

　　关于一个“现代化城市”的标准，时任上海城市规划局规划办主任的孙平说，在第一次规划中勉强有了一些结论，后来讨论确立的就是专家们想象中的最高水平了:比如“城市干道搞立交”，而当时只有北京二环路出现了立交;基础设施要达到“家家点火，处处冒烟”;“街坊”多样;住宅单元式，也即“家家独立的厨房、厕所”，而“当时北京最好的单元房也只能达到两户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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