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文
几个18岁的新加坡女生来北京探望在此地浸濡的好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其中一人兴奋地告诉我她们在秀水街购物的成功经历。一套连衣带裤的优质运动装，100元人民币让她们拿下了。
而最让女生们觉得新奇的地方，是她们认识多年的好友，经过北京的几个月训练，竟摇身变成了讲价高手。“LJ说：‘我说100就100’，然后转身走掉。对方就卖了。”一人绘声绘影地叙述LJ的狠劲，语气中透露着惊喜。
故事主角LJ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她是个典型的新加坡乖乖女兼名校生。今年初利用上大学前的假期，到北京与在这里工作的父母相聚，平时还到我们办事处帮忙。想不到，在浏览故宫、长城和天坛之余，她的周末都投资到批发市场，摸索出另一种与人打交道的方法。
这其实是一门有益的学问。新加坡社会生活秩序俨然，城市的许多机制在设计时，已然体现了效率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的两大目标。一切资源的分配都经过深思熟虑，规划得很好，目的是减免所谓的“不必要”的浪费与竞争。
于是一些初到中国的新加坡人，可能感觉万分不适应，甚至碰壁而归。在中国，大至做生意，小至到市场去买生活必需品，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无限的机会、可能和变数。例如同一件商品，超市明码标的是一个高价位；小商店是一个价；批发市场开的是另一个价——你能用什么成本获取它，全凭个人本事。
所谓“漫天开价，就地还钱”，生活中随处都是交易场。买方卖方各有所需，所以用明察暗访、声东击西、弄虚作假等方式试探彼此的底线，一个人越灵活，越沉得住气，他占到对方便宜的机会越大。而且所谓交易，经常意味着没有绝对的输赢，也没有利益的绝对均摊。这边你占了便宜，转过身子在别处吃亏，交易如此，生活亦然。
我初到北京时，常感觉批发市场太混乱，到超市付高价又心有不甘，觉得此地许多事情既没效率又无道理。后来渐渐悟出这个“体制”的优点，它让每个人懂得衡量成本，知所进退。
最近和一名资深外交官谈话，他称赞中国的外交越做越出色，这与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直接相关。告别计划经济后，中国让自己猛然进入多元的世界。搞外交就是人性，在复杂生活环境中生长的中国人，每时每刻都与人性的光明与阴暗面打交道。
相比之下，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里，新加坡人的循规蹈矩恐怕不合时宜。我们自以为骄傲的高效率文明，有时反而是一种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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