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崔长征病情暂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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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24日10:38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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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绮瑾 8月19日中午，遵义军分区的大食堂里，崔永元端着一个不锈钢饭盒，和记者们边吃饭边聊天。 前一天的下午，他特意带着记者们跟“我的长征”的队员一起徒步20公里，这是自
崔永元不喜欢他策划组织的这个“我的长征”被叫做“真人秀”节目，不是因为不喜欢“秀”这个字，而是因为他研 究过很多“真人秀”节目，认为它们“都有摆布的嫌疑，但‘我的长征’没有摆布”。 虽然真实经过镜头的折射，难免会发生变形，但是崔永元表示，尽量将变形降到最低，他想用这20几个“样本”， 展现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精神状态。他还沿路搜集着与长征相关的书籍、资料，想还原一段翔实的长征史。 对自己这个行动究竟能取得怎样的效果，崔永元并没有多少信心，但“能影响多少人就影响多少人”，“一个个去影 响”。 假如韩国人或日本人和我们一起走 “病人”崔永元说他肯定不会报名参加重走长征路之类的活动，因为知道自己肯定撑不下来。但是他却组织了“我的 长征”，并成为形象代言人。 自从代言长征之后，崔永元逢人就夸“我的长征”功效好。 一治失眠。在北京时，他一次吃大约70粒安定的药量，仍难以入睡。现在，他不用药也能睡到天亮。虽然一路上也 不断有发愁事，但是“愁着愁着就睡着了，每天至少熟睡6小时”。 二治小心眼。“人如果看得远一点就不那么生气，北京那个地方看得不远，前后都是楼，容易生气。眼光不一样心胸 就不一样。”崔永元说。 连一开始时，他看不惯的队员们的某些习性，在经过三个月的行军之后，也都差不多治好了。 记者：刚出发时，你对这支队伍、这次行动有多少概念？ 崔永元：出发前没什么概念，就想着两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就出去了。后来想过失败，想过可能三四个月队伍 就没人了。那时候媒体问我，我就说那就明年再走，总有一年能走下来的。现在看来，当时太悲观了。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 人因伤退出，剩下的24个人都完整地存在着。过草地时还例外“扩红”了，把一直跟着我们的胖洪扩进来了。他现在是我们 的替补队员，我们所有替补队员都转正了。 记者：愿意报名这个活动的人，应该都是个性特别强的人，现在把他们当作军人一样管理，要求他们服从纪律、服从 集体，是否特别困难？ 崔永元：这有个过程。在北京集训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服从命令，所以没太想这个事儿。实际上那时服从，是怕我们 不要他，所以说什么都行，是个假象。 后来到井冈山拉练。有一天训练完了，排长训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完成了一个任务。我问为什么用“任务”这 个词。他说，他们是战士。那时起我就决心，要按培养一支队伍的标准来执行。我们现在已经很像一支队伍。吃饭排队，行军 也有队形，有队长，要服从管理，到了目的地，队长有总结，宣布第二天的行军方向和路程。 记者：你说把这20几个队员当作“中国人的样本”，是想展现出中国人当下真实的精神状态，还是要激发出他们的 潜在品质？ 崔永元：我觉得要展现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实际上，我是病人，最早我的想法挺灰暗的。我以前真的对社会特别绝 望，慷慨激昂恨不得天天骂人，我看到丑恶现象就控制不住。刚看到这团队时我也觉得悲观，这个样本就证明这个国家没希望 。我老说这句话来刺激他们：“你们想没想过，如果是韩国人走在这队伍里会怎么样，如果是日本人走在这队伍里会怎么样。 ” 记者：你的答案是怎样？ 崔永元：前两个月，如果我们组织韩国人或日本人与中国人一起走，绝对是中国人的队伍最差。现在就难说了，现在 我觉得我们挺棒的。 一开始没有想到能这样。我有两个极端的想法。如果你说，我每天要洗热水澡，你可以走了；说我身上不能脏或是不 能晒黑，你也可以走了。就这么简单。 如果他们知道长征是怎么回事，还死赖在路上，你说中国还有救没救？当然我希望这个队伍走下来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在两个月的时候特别着急。 这些人很优秀，社科院的研究员、大学生、受过大学培养的商人、复员军人、现役的警察。都是很棒的人。怎么还是 这样子？真是着急。 后来等到临近三个月时，我回北京专门找了心理专家咨询，后来他们也来了，跟着队伍走。走完跟我深谈一次。说这 个时候，队员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到了极限了，只要过了这个时期就会好些。 记者：队员们现在状态如何？ 崔永元：身体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行军速度每小时5-6公里，差不多是修路的轧路车的速度，非常快。每天 行军30-40公里，以前要走到八九点，现在下午四五点就到了，都不耽误他们吃晚饭。 本来打算雪山草地完了之后增加难度，但他们爬完雪山状态特别好，所以决定从草地就开始增加难度。给他们每人50 元钱，要行军一个星期，一天差不多7元钱。他们都很坚强，问他们都说没问题，其实吃野菜、抓鱼熬鱼汤的事都发生了，大 家都饿到了。下次这50元钱的标准再不会出现了，肯定要比这低。 后面难度将越来越大，即将四渡赤水，第一渡要让他们武装泅渡，第二渡要让他们搭浮桥，用船和木板绳子搭浮桥， 另外两渡还没想好。 记者：走到现在，你的想法跟当初有什么变化没有？ 崔永元：通过对团队树立信心，我现在对社会也重新树立起信心。因为我看到每个人都在改变，而且是主动改变。大 家现在都有团队精神，知道宁肯牺牲了我也要将你护送过雪山。看到团队有希望，就觉得民族有希望——但这个民族如果都坐 在沙发上还是没有希望。 记者：现在长征还没有结束，队员们的状态还有可能波动。而且队员回到城市，可能又会变成原来的状态。你的信心 是否能继续坚定？ 崔永元：我现在不能说经过这三个月，我对我们民族的信心就不会改变了。我只能说我信心大增，有了初步的改变。 我之所以信心大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这里不能看到电视、报纸，不能上网，相对单纯，可能好些。在草原上看到那些 孩子眼睛那么大，目光那么清澈，心情特别好，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目光了。 大家很可能回去之后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我们只能祈祷，万里长征能让队员意志如钢铁般坚强，出淤泥而不染，更 希望他们像一粒粒种子，能影响更多人。 我在想找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在“两会”上呼吁呼吁，把重走长征路作为青少年的成年礼，现在中国人缺乏这么一 个强制性的淬火历练的过程。起码可以把男人炼成男人，而不是小白脸。我们这民族现在不缺乏小白脸而是缺乏汉子。下转 第27版 成极限运动也行 在队伍里，崔永元的长征路虽然可能是走得最少的，长征书却是看得最多的。仅出发以来的这三个月，他就看了40 多本关于长征的书。他还把一些书推荐给队员。 当队员们因为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纪念红军而激烈争执时，崔永元不急反乐：“那不只是他们面临的问题，而是这个 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该不该叙述真的历史？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后人讲述这段历史？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至今 没有解决。所以在队员中出现了争执，我非常高兴。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思考。” 记者：“我的长征”的红色的色彩到底有多浓？ 崔永元：我看过国内外好多有关长征的书，结果发现大家对长征有很多看法，甚至吉尼斯也有它的观点：大部队集体 行军最长距离。 所以我不觉得长征的政治符号意义那么强，我认为这是共和国的搬迁行动，搬迁了那么远，胜利之后建立了新国家， 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或者我对小朋友谈：你们不是喜欢蹦极吗？我带你们玩去。从江西走到甘肃，中间要翻五座雪山，要走180 公里的草地，你敢不敢玩？把长征当极限运动也行。 我个人一直对历史特别有兴趣。红色不红色不说，中国的历史是不能断代的。对康熙乾隆那么感兴趣，当然也应该对 长征，对1958年，对1966年感兴趣。我采访了两个英国人，他们说得特别好：了解了历史我们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向哪里去。 我所认识的红军战士全都有血有肉，七情六欲，个性鲜明。比如乌江刚挖掘出红军坑，当时是个卫生部，没有斗争经 验，正在生火做饭，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了，轰炸死了80多人。我们看到所有的红军战士都张着嘴，可能是恐惧，可能是呼救 。过去我们印象中的红军，就是炸弹在脑袋上炸，都不会疼。现在更人性化一点，可能更符合历史与红军的形象。 记者：你一路都很关心探寻历史细节，你认为有无必要，又有没有可能找到真实的东西？ 崔永元：有必要，但是可能性太小了。因为首先你要明白历史的失实是如何造成的。有的是有些人有意识造成的，就 是要把历史扭曲了，写成那样，别有用心。有的是记忆与表述的原因，造成失实。 比如谁最早向世界表述长征？是陈云第一个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现在正式出版了他的这个表 述，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那本书很有意思，其中有很多注释，写“原文如此”，就是说陈云原来的表述是错误的。那时离长 征连一年的时间都不到，记忆就出现了误差。跟历史相隔越久远，出现的误差就越大，即使是当事人的表述也会如此。 据说陈云离开队伍去莫斯科时，有一个人一直护送他到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但是我在夹金山纪念馆看到了一张照片， 陈云身边站了两个人。我就问，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护送。他们说，就是两个人，只是后来其中一个叛变了，就不宣传了 。由此看，关于历史的真伪问题，出现偏差的可能性有1万种，而我们发现的也许只有5种。我们应该在有机会的时候，把该 告诉大家的都告诉大家。 记者：这次行动之前，是否就对长征的历史细节很感兴趣？ 崔永元：特别感兴趣。只不过过去自己没有能力背上行囊，把这个路再走一遍。 从瑞金开始，我就心潮起伏。哪怕是讲解员都会告诉你一些史书上没记载或是不愿意记载的东西。我本来对苏维埃共 和国那段历史很陌生。瑞金当地送了一些书，我看了是触目惊心。后来说的很多错误在瑞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犯了。比如当时 的《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童工4小时。师傅要照顾徒弟的一切，徒弟看病、理发都要师傅给钱。徒弟去外地开苏维 埃的会，师傅要照给工钱。导致很多师傅不愿意带徒弟。当时刘少奇、张闻天很多人做了调研，就想修改，但遇到很大阻力。 再比如我们知道，反贪问题上，刘青山、张子善是开国第一批贪官，但其实在瑞金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就已经有人贪污，而且 贪污数额比刘青山、张子善他们还要多。 这次我们在路上采访了几十名老红军，真实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艰苦，战友牺牲管不了，眼看着他们躺下。我这次在 夹金山时，气都喘不动，我身边要有人躺下了，我肯定管不了，自顾都不暇，但教科书上不会告诉你这些。 比如为什么跟着共产党，教科书上说是为了北上抗日。但是我们采访的老红军，基本上都说，吃不饱饭，跟着红军有 饭吃，所以就这样出来了。当然在行走的过程中，才逐渐有了革命觉悟。 记者：是不是有一些根本没经历战争就牺牲了的？ 崔永元：非战争减员挺严重的。我们采访的两个老红军，路上脱队，最后是要饭回家。我在路上写了一篇文章，叫《 你的样子》，关于那些牺牲的无名红军。过六盘山时，红军突然死了几百人，一个名字都没留下，也没说为什么。几十年以后 调查出来，说是水里有氰化物。这些人也是谁的儿子，谁的丈夫，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了。想着就难受。 最难以接受的一次死亡，是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崖大战失利以后，要重翻夹金山。这时候有1000多个伤兵，肯定翻 不过去。这1000多个伤兵全扔山底下了，黑压压一片。我自己翻过夹金山，我知道，自己都过不去了，更别提带这些伤员 。红军政委就给他们做工作，说如果国民党要虐待你们，杀害你们，你们要据理力争。然后红军就走了，军中哭声一片，包括 张国焘、李先念，都是嚎啕大哭。当时，有的躺在地上的就是亲爸爸、亲兄弟，也没有办法带走。我查遍所有史料，这1000 人都没有记载。我接受战场上的死亡，但这是最让我不可接受的死亡。 记者：那么你眼中的长征，究竟是怎样的一次行进？ 崔永元：无论怎么讲，长征都是伟大的。《神灵之手》的作者是个神甫，被红军抓获，跟着红军行进了18个月，被 释放后写了这本书，他照样写红军伟大。他亲眼目睹这支队伍是纪律严明的，官兵一致的。红军有朴素的信念，在信仰缺失的 年代，尤显珍贵。 我也很佩服红军的领导人，他们年龄都很小，林彪才20多岁，大的也就我这个年纪。他们这个年纪就可以指挥千军 万马，而且一路上开会，路线斗争，有毅力有谋略有耐心，让支持自己的人更多。这么年轻的人就能有这个本事。我觉得现代 人就算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足够的耐心。 还有红军装备很差，没有统一的服装，枪没有人手一支，手榴弹很多不响。而装备先进的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了？就是 因为腐败。根本不是蒋介石一声令下，国民党万众一心。他们分散，十几条心也有。红军开始是搬家，在5000挑夫挑着行 李的情况下，仍然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这些既是国民党失败的教训，也值得今天的共产党人吸取。 “我有时会有一种无力回天的感觉” 崔永元把“我的长征”叫电视长征。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不仅重走了当年的红军路，而且也像红军搬迁共和国一样，把 节目制作室搬到了路上。每周一期45分钟的节目，边走边制作。 队伍出发没多久，就有工作人员申请退出。崔永元一度生气地称他们为“逃兵”。但是现在，他想通了：工作人员也 有选择的自由，“当年红军也可以走，还发路费呢”。 现在再有工作人员想退出，崔永元都会及时给每个人发工资、补贴，还有一封感谢信，谢谢他们为“我的长征”做的 工作，希望以后有机会再合作。 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劝退一部分工作人员。由于第一次做这种电视行动，节目组心中“没谱”：不知道需要多少位 置，每个位置需要多少人。工作团队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10多人，现在也有100多。而理智地计算，80多人比较合适。 人员超编，经费紧张，自然的对策就是裁员。 如何让这些人安心离开，是崔永元这几天最发愁的事情。 记者：这次的节目成本是你做过节目里最高的，每期80万-100万。那么工作强度呢？ 崔永元：也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我们就像做新闻一样，用最快的速度，把前方的信息传递给大家，而实际上 出来的是个精致的记录片。然后再加上我们其他的谈话节目，组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我们的总导演李晓明，他在机房里编片子就跟雕塑一样。我有时候晚上去找他，跟他说点事情，他正在编片子，我坐 了半小时了，他都没发现我。最辛苦时60个小时才能睡一觉 记者：你认为主旋律和好看是可以兼顾的吗？ 崔永元：可以做到。而且我觉得责任主要在媒体，不少人做主旋律之外的东西，都是一把好手，但是主旋律的文章做 得都特别傻，有应付嫌疑，写作方式用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不敢探索，写不出好东西，所以老百姓才反感。我们的节目有探索 。但目前两边的反应都不太好。有关方面和百姓都不高兴，弄得我挺苦恼的。 记者：出发之前，是否想到会出现两头不讨好的情况？ 崔永元：没有。当时想，上面起码会满意，老百姓可能不喜欢，他们喜欢哥哥妹妹的东西。我们只是想做个探索，看 能否用更好的方式述说，而且涉及到真实的历史。 现在我们每期节目都在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尽管这样还是尝试些巧妙的方式，比如在草地的时候，我就让队员找牦牛 最多的家庭，让他讲讲家里有多少牦牛，可以挣多少钱，以前生活情况是怎样的。这样拍出来的画面也好看，队员自己也喜欢 。 记者：你说通过这三个月的行走，对队员和中国人的精神都找回信心了，那么对媒体是否找回信心了？ 崔永元：一点都没有。我们这次是第二次请媒体来了。所有来的媒体，感受都不一样。当他们跟我们一起行军，哪怕 只有半天，他下笔就会不一样，就会动脑筋。而坐在家里的记者编辑，还是胡来，以折腾我们为乐趣。可能因为这里有我吧， 他们以前以折腾我为乐趣。现在我开始长征了，大家又以折腾长征为乐趣。我们也不可能把全国的记者都请到这里来。只能一 个个沟通。 记者：你刚才说到信仰问题，你之前的抑郁是否也和当前社会的信仰缺失有关？ 崔永元：有关系。我并不是说让大家都去信红军，你也可以去信别的，道教佛教都可以。我能观察到的一些人，他们 就信赚钱，我那时感到焦虑愤怒，无法忍受。 我自己不信什么教，但我希望人间美好。真善美是我常说的。你做电视节目，就要为观众负责，为节目负责，为团队 负责。这个是最起码的。不要身在曹营心在汉。我重复过很多次，我的要求特别简单，只是些个人品性的要求，不撒谎，不偷 窃，很简单。大家做不到，所以我就愤怒了。社会上已经有的腐败现象，已经让人愤怒。而在媒体圈子里，有对这种现象的宽 容的声音，还声势很大，更觉得愤怒与危险。个人干坏事，可能影响不到很多人。但是媒体干坏事，可能就影响到很多人了。 危及民族和国家。不能不喊出来，当然可能没用，但也要说出来。 记者：长征走完之后，打算做什么？ 崔永元：想做读书节目，推荐好书的节目，下定决心了，就这个节目干到退休。我这一路一边走一边想，别做成央视 最难看的节目。我的宗旨非常明确，不做给读书人看，他们不看电视还老挤兑我，要做给不读书的人看，让他们看完觉得有意 思，想找这书看看。 现在想到做一期这样的样片。有句话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好多人都喜欢说这句话，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 想组织一个大众评审团，“的哥”(出租车司机)、街道老大妈，和哲学完全没有联系的人。再选五六个资深的报社记者、大 学教授、哲学专家，要把道理给大众评审团讲明白。 要讲到街道老大妈能站起来复述。哪个讲不明白就换人，讲明白的就奖励他到德国去。这是很好玩的节目，但又在传 递知识传递文化，不是庸俗不堪的东西。 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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