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纪念馆研究员：“家学领我20年长征路”

　　张小平在演示当年百姓给红军碾米用的工具。张小平在父亲的引领下，已做了20多年长征研究。本报记者 韩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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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都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张小平回忆研究经历，直言清贫有舆论压力

　　于都县东门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倚水而立。

　　照片、沙盘、油画、实物环绕之下，张小平近视镜片后的眼里、敦厚的面庞上放射着光彩———这座纪念馆有他20年的心血。

　　“这是我从国博找回的老照片，这是从老乡家找来的当年打草鞋的工具……”7月流火，张小平指点着纪念馆的得意之处，浑然不觉泛白的衬衫背后，汗水打湿了一片。

　　18岁上路 上班首日父亲十题发难

　　新京报：你研究长征是家学原因吗？

　　张小平：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1972年调到县博物馆，一直到1986年退休，一直在研究革命史。父亲曾经接待过很多大人物，比如邓小平、杨成武，1983年纽约时报的副总编索尔兹伯里夫妇。为了给研究长征搜集第一手的资料，他还拜访过毛主席的警卫员。

　　新京报：你父亲讲过接触这些人的故事吗？

　　张小平：经常讲。比如邓小平1972年来参观了于都革命斗争史展览和毛泽东在此活动的旧址。邓小平表扬说展览很符合史实，又说于都弹的棉被很这个（张小平学着邓小平竖起大拇指的样子）。

　　新京报：你怎么到博物馆的？

　　张小平：其实以前我也没想过。父亲是提前退休的，就是为了让我顶替他。所以1987年1月，我刚刚18岁，就到博物馆上班了。

　　新京报：刚开始工作时，父亲给过你什么帮助？

　　张小平：父亲的确给我带来很多方便，但也有很大压力。我是从讲解员做起的，上班第一天，老爷子就拿了一张纸，列了十个问题，比如中央红军有几个军团，首长都是谁；为什么要到于都休整。我都不知道，后来就从这些问题开始，问老爷子，查资料，慢慢上手。（不好意思地笑了）这张纸我现在还留着呢。

　　20载寻访 军博调研偶得镇馆之宝

　　新京报：以80年代的条件，搞研究难度大吗？

　　张小平：那时候对长征的宣传还没这么大规模，是个冷门。很多第一手资料很匮乏，只要有空，我就下乡搞采访。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很多村子就靠脚走。1989年夏天，我到马安乡去，头一天坐车到乡上，第二天天蒙蒙亮，就要爬一个1000多米高的石人山，陡得走路能碰到膝盖。中午才找到那位78岁的老红军。他给我煮红薯，加霉豆腐当午饭，我饿得一口气吃了四五个红薯，两碗饭。下午又走了20多里到另一个村，脚上起了血泡。晚饭又吃了3大碗，解开皮带吃。就这样，这些年我一共拜访了五六十位老红军。再就是整理素材，对照资料，这个过程其实很枯燥。

　　新京报：纪念馆最珍贵的是什么？

　　张小平：是这份《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可以说是“镇馆之宝”。因为这个纪念馆是“出发纪念馆”，而中革军委在1934年10月10日制定的《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里，详细规定了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渡河的具体计划。

　　新京报：怎么找到的？

　　张小平：说起来很巧。为了核实史实查阅文献，我专门到北京的国博、军博，这个计划表就是在军博找到的，当时我高兴极了。后来纪念馆建立，就放大了一份，放在显眼的位置。

　　新京报：于都当年百姓参军的情况如何？

　　张小平：据统计是有6万多人参军，10万多人支前参战，现在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16300多人。于都还有一支长征的特殊队伍，“挑夫”。

　　新京报：挑夫？

　　张小平：长征刚开始时就像一场规模浩大的搬家。为了运输物资，红军在于都专门征集了约2000名挑夫。

　　新京报：挑夫还能找到吗？

　　张小平：于都没有了。我所寻访的最后一名挑夫，名叫谢金宝，1988年也过世了。

　　新京报：能讲讲他吗？

　　张小平：他一米八几的个儿，当年还是小伙子，负责背发报用的发电机。本来所有通讯设备由一个排的战士运输，但湘江战役后，这个排牺牲得只剩谢金宝一个人。他被吸纳进红军，后来就一个人背着138斤的发电机，一直走到延安。解放后，他被安置在总参，但没多久，他说自己没文化，不该占着指标拿工资，就回来了，收购牛皮猪皮直到去世。有一回总参的领导来看他，他就用牛皮、猪皮上刮下来的肉炒了菜，旁人说怎么做这个，他马上就火了，说“长征树皮草根都吃不饱，吃这个怎么了！”他背过的发电机现在还收藏在军博呢。

　　新京报：这支挑夫队伍后来怎样了？

　　张小平：有的半路回家，有的补充入伍，还有的牺牲在长征路上。

　　3馆名之争 求证长征出发地

　　新京报：据说这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你做了大量设计工作，遇到什么难题吗？

　　张小平：策划和陈列大纲是我做的，前后改了20多稿。难题一是新馆选址，曾考虑过建在长征大桥边、长征广场附近。因为地皮环境等原因，最后还是选择了渡口。二是新馆的名称。考虑过“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中央红军长征纪念馆”、“中央红军出发地纪念馆”，最后定下现在的名字。

　　新京报：名称区别反映了什么？

　　张小平：“出发地纪念馆”和“出发纪念馆”的区别在于是重“地”还是重“事”。“长征纪念馆”范围过于庞大。最重要的还是反映了争议比较多的一个长征问题，那就是，长征的出发地到底是哪。瑞金、于都、宁化、长汀，四个地方都说自己是出发地。文献的统一说法是，四个地方都是出发地。但是我考证了大量史实，在军博、国博也搜集到一些资料，可以确定，当年瑞金是中央机构撤离的地方，宁化和长汀是红九军团撤离的地方。一、三、五、八、九军团在1934年10月8日前后到于都休整，然后统一出发。所以，于都是长征真正的出发地。

　　新京报：有人认为，红军长征前没做什么准备，你怎么看？

　　张小平：准备工作还是有的。红军长征前，曾向苏联汇报情况。在兵力部署上，七军团改为抗日先遣队，六军团到湖南开辟新的根据地，这都是为了牵制敌人。长征前也有一些舆论准备，1934年9月28号，张闻天在《红色中国》上发表《一切为了苏维埃》，就提到了红军将作战略转移。另外，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3人小组；1934年7月底，以于都为中心，成立了赣南省，下辖4个县，便于红军休整和汇集物资，而后勤机关、兵工厂、被服厂、红军医院都迁到于都，这都是做组织准备。

　　但长征出发的确是仓促的。当时红军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由一个人化装成叫花子才最终送了回来，情报中说，国民党的军队计划在10月底11月初对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所以长征出发的时间提前了。

　　一家清贫 爱人一直不太支持

　　新京报：这份职业待遇并不优厚，为什么你坚持了20年？

　　张小平：我的确也承担过舆论压力，毕竟这个工作很清贫。我想只有独辟蹊径，才能站稳脚跟，被人家瞧得起。所以，我就花大量业余搞革命史研究，慢慢地知道了很多别人不知道的历史，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就这么一直做下来了。

　　新京报：有经济压力吗？

　　张小平：我爱人不太支持。1997年集资买房，我没什么积蓄，爱人让我外出打工。但老爷子坚决不让，说“刚上道就去打工，回来再想干这个就不可能了”，就给了我一万五。后来又把我母亲养老的钱拿了出来。

　　新京报：现在家人态度怎样？

　　张小平：我爱人到现在也还不够支持我，对别人也不敢讲我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但我自己很爱这个工作。我父亲现在已经73岁了，他说我在长征研究方面已经超过他了，也不再管了。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相丽丽

　　■人物简介

　　张小平

　　37岁，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从事革命史、长征史研究20年。其父张德美自1972年到1986年退休，一直担任博物馆（纪念馆前身）馆长。

　　■长征揭秘

　　电文暗示长征仓促出发

　　在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的大量红军电文中，仅1934年10月1日至10月10日前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的各类命令和指示就有100多个，大多标注“十万火急”“万万火急”字样，足见当时战事之紧张。

　　1934年10月7日，朱德发出了电令三军团，要求“……主要是演习进攻战术的动作及步兵和机枪、迫击炮及工兵的协同动作。”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这份电文暴露了红军仍然坚持错误的“左”倾冒险主义，要求装备简陋的三军团模仿机械化部队与敌人硬碰硬地进攻作战。

　　1934年10月1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迅速把胜利的消息传播全军”，“战斗结束后，要立即恢复、健全连队的组织与纪律”。在战略转移开始后才部署工作，可见长征开始之仓促。

　　而对于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人员的安置，红军长征前也没有落实到位。直到1934年10月27日，红军司令部电令给各军团，命令“一、九军团需抬的重伤战士、10日内不得好的重伤战士送油山游击区，发8元休养费留医，好后可即在该地加强和发展游击战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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