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四大名捕的追捕生涯：7年抓获逃犯1400余名(3)

　　枯燥而折磨人的活儿

　　“名捕”们再次出发，时间是2006年8月23日。本报记者全程跟踪了这次跨省追逃。

　　由于宋杰受伤，王俊卿只能向其他单位借驾驶员——之前的合作，让公安局的司机

们吃尽了苦头，他们发誓不再碰追捕中队的方向盘。

　　猎豹越野车沿102省道，经过草海、观峰、玉龙几个乡镇，向云南昭通方向驶去。追捕的目标仍是一个杀人潜逃者。张美德掏出一个红本子，上面是逃犯的情况，有些“重点”还以红线标明。这样的本子，张美德4个兜里各揣一个，王俊卿的包里装着6个。

　　雾气笼罩着山林，“大力士”向窗外指点着：这附近，曾隐藏过60多名杀人犯；这个屋子前，我们抓到一个；那块田边，也逮住一个……

　　大约11时，大雾让能见度下降到30米。借来的年轻司机对路况很熟，“猎豹”仍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前进。在外人看来，这几乎是在“玩命”——路只有两车宽，弯曲而陡峭，右边是毫无遮拦的悬崖。

　　“这条路算不了什么，不到真正危险路段的1／10。”王俊卿笑笑说。

　　今年3月时，“四大名捕”需要在24小时内跨越1300公里，赶到云南西双版纳抓逃。当翻越白马雪山——海拔4738米时，惊魂地带到来了。越野车的屁股在悬崖边打起滑来，右后轮的一部分已悬空，“我只有咬着牙，轻轻地慢慢地点着油门，一点一放，好让轮胎在雪面上产生抓力。”回忆当时的情景，“飞车王”宋杰缩着脖子说。这里挂着警示牌——数车坠谷，9人丧生。而几个小时后路过的梅里雪山上，路段左面是几乎90度的峭壁，雪崩、泥石流随时可能发生；从路的右面望下去，波涛汹涌的澜沧江像是一根细小的麻绳……那30公里路，中队走了5个多小时。

　　而在很多时候，追逃路线图是用脚趟出来的。

　　在威宁，很多小道会吞噬生命，即使你是熟悉地形的猎人。但追捕紧急的时候，“名捕”们也会冒险在这些小路上行走。2001年冬追捕一名杀人犯时，山上雪深及膝，白茫茫一片中，张美德差点摔下悬崖。下山时，又下起了雨，满是泥泞的羊肠小道让警察们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看到我们这样辛苦，被抓获的逃犯良心发现，他试图替我们背包，好减轻罪过。”张美德说。

　　他们曾带领一条警犬在风化裸露的岩石上追踪，5天下来，狗跑得拉血，4个爪子全都掉光。此后，“四大名捕”再没借到过警犬。威宁县某乡政法委书记说，他曾跟随“四大名捕”夜间追捕，结果连摔5个跟头，眼镜摔没了，只好揪着王俊卿的衣角走路。

　　越野车在山岭间继续前行。8月23日的午后，一个小高潮出现了——当车拐上大路时，20米外有人猛地转过脸，并装着不经意地退向一条小路。

　　“看那人的装束，很像我们此行要找的人。”张美德说。他们也不动声色地从另一条小路包抄过去，截住了对方。

　　但那个男子只是非法小煤窑的打工者。两名警察似乎习惯了扑空，王俊卿依然笑笑说，“10次追捕有一次不落空就算好的。”但他的神情有些失落——空手而归时，大家通常不讲话，只是闷着头走路。

　　“事实上，追捕是一种特别枯燥而折磨人的活儿。”中队长说，“捕猎的刺激只是一瞬间，而大量的精力都花在分析、计划和空跑上。但你的一切都要围绕它。我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因为一闭上眼，那些逃犯就出现在面前，想控制自己不去想都没有办法。我必须时时刻刻想着技术难题，还得绞尽脑汁怎么做到让队员们毫发无损。”

　　杀人犯也是人

　　又一个逃犯落网了。

　　今年3月，云南某火车站，人们看到一个胖警察背着一个带手铐的人走进车厢。

　　“你背的是谁？”好奇的人询问。

　　“一个杀人在逃11年的疑犯。”警察回答。

　　“杀人犯你还背他？在地上拖着走不就是了吗？”

　　“他的腿断了，不能走。背他也是我的职责，他也是个人。”

　　这个胖警察就是张美德。他回忆说，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背上的人抖颤起来，他朝人群笑笑：“警察背杀人犯，我康忠华总算享受了。”

　　“我们不会让他们饿着，我们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张美德说。他常常和逃犯手铐着手睡在一张床上。逃犯戴着手铐——特别是被反铐着时，上厕所很不方便，名捕们不知给他们擦过多少回屁股。对此，一个叫周云云的杀人嫌犯嗫嚅着说：“这是折我的寿啊。”

　　王俊卿对逃犯作过研究，发现很多人原本朴实，但贫穷和文化低毁了他们——某一天，可能为了1元钱就杀了人。所以当他们被抓后，警察们心里常常泛起一丝同情。

　　“一个个生命死在他们手上，他们又一个个‘死’在我们手上，不能不令人生出很多感触。何况，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老乡和邻居，我们几乎是一起长大的。”王俊卿说。

　　九死一生的荣耀

　　王俊卿、张美德及第二代“名捕”王文贤、第三代“名捕”金云赛，都来自农村，中队长的4个弟弟至今务农。王俊卿是“过着苦日子过来的”，高中时，他要自己挣钱交学费，挑一担煤炭走30公里山路才挣几分钱。“所以，我们知道老百姓希望我们做些什么。”王俊卿说，“他们也从不来虚的。”

　　名捕们常接到一个刚摘下的苹果，一根煮熟的玉米棒，又或者一个烤焦的洋芋……某个清晨，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警察们，被露宿农舍里传来的嚯嚯声惊醒。王文贤透过门缝往外看去，农舍主人正在磨刀。王文贤警惕地叫醒了其他人——他们刚从这个村子抓走了两个逃犯。但结果是，农舍主人杀掉了母鸡，想用这个方式表达对警察的心意。另一个黄昏，饿了一天的“四大名捕”被塞给了一书包土豆，那是修路民工第二天的全部食物。

　　在很多时候，村民会充当他们的向导，陪他们走一晚；涉江时，人们会冒死提供渡船——稍有不慎，老百姓就可能被激流冲走。同时，名捕们也在感谢他们的“头儿”——最艰难的条件下，“四大名捕”得到县公安局最好的车，王俊卿和张美德都破例解决了“副科级”。“有些基层民警苦了几十年，到退休都没得到过这样的待遇。”王俊卿说。

　　“四大名捕”曾多次受奖，也有人不平：他们已经很“风光”了。公安局长林科俊说，“我们给不了他们别的，精神上的鼓励总得有吧？”

　　如今，“四大名捕”威名远扬，贵州、云南、四川交界的地区已形成一种默契，遇有棘手追捕任务，就请“四大名捕”出马；甚至再远的一些地区，在拿不下逃犯时，也请他们出山。

　　2005年，贵州省委及公安厅召开“英模事迹报告会”，王俊卿作为8个英模之一出席。但他没有看到战友杨昌齐、张双全——他们已经牺牲了。

　　王俊卿下意识地摸了摸后颈的伤疤，那是一个杀人逃犯留下的——对方开枪打断一片厚瓦，瓦从几米高的房上掉下来，砸中了他。

　　“会不会有一天，我的事迹也由别人来作报告呢？”王俊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