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民间组织艰难代养重刑犯子女

　　Ｎ新京报

　　今年7月，12岁的海亮被送到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从此不用继续流浪。自从父亲2004年被判重刑入狱后，海亮就开始浪迹社会。今年3月，他扒着火车从辽宁铁岭来到大连，最终在儿童村住下了。儿童村从2003年开始代养重刑犯的未成年子女，目前19个重刑服刑犯人的未成年子女在这里生活。这里的负责人潘芏说，目前全国只有6家类似的民间代养组

织，所代养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而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人数已超过60万，目前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但儿童村这样一个民间的社会救助机构，其发展本身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困境。潘芏从大连儿童村初创时，就参与其中。她深知其间的艰难。资金来源、国家政策的空白、机构自身的完善，社会对这些孩子的偏见，所有的问题至今都围绕着潘芏。

　　流浪生活

　　儿童村代养的孩子大部分有流浪经历

　　在海亮的记忆里，父亲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打骂，什么时候打累了才停手。妈妈在他4岁时因为受不了爷爷奶奶的打骂离开了，此后父亲先后给他找了3个“妈妈”，每一个“妈妈”对他都不好。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被捕入狱后，海亮就在外面“混”。饿了捡别人吃剩的，困了就倒地而睡，“有一次睡在人家的瓦房上，一翻身掉了下来，半天没缓过气来，在地上趴了许久”。

　　回忆10岁时的自己，海亮笑得很天真，那时“谁能打谁是老大，开始总挨打，后来每次打架都往死里打，慢慢地就只有打别人的份儿了。”

　　儿童村创始人之一的杨梅老师介绍说，来这里的孩子，之前大部分都有流浪的经历，他们所要承受的是心理与生活的双重压力。

　　去年国家司法部的一份报告称，目前，重刑犯子女是少年犯罪的高发人群，由于父母入狱，无人管教，流浪街头，极易落入犯罪团伙，成为新罪犯。河南曾破获的39个未成年犯罪团伙，其中三分之一是像海亮这样的“孤儿”。

　　心理问题

　　对“父母”“法律”“警察”特别敏感

　　儿童村的孩子上学一直是个问题。最开始的时候，联系学校非常困难，往往是问过10所学校，有一所肯让孩子来读书就不错了。学校的普遍担心在于，服刑犯的孩子普遍缺少管教，学习成绩差。此外，对孩子也往往存有偏见，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教育中，孩子们对“爸爸”、“妈妈”、“法律”、“警察”之类的词汇特别敏感。“最初，孩子们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杨梅老师说。为了让孩子正视父母的行为，接受他们犯罪的事实，目前儿童村最缺的正是专业的心理医生。

　　艰难支撑

　　儿童村最无助时账面上只有10元

　　儿童村的创始人是吉林市人金宏伟，他曾是吉林某合资企业的经理，后辞职经营酒店。1999年秋天，他在酒店门口发现一男一女两个小乞丐每天都来。男孩8岁，女孩5岁半，他们的父母为同案盗窃犯，双双入狱。“我们不是乞丐，我们也想上学，可是父母都在监狱，奶奶双目失明在家，自己都照顾不了。”男孩说。金宏伟收养了俩孩子。直到两年后，他们的妈妈刑满释放，才接走孩子。

　　金宏伟意识到，社会上一定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因为犯罪入狱，孩子面临着无人监管的问题。2003年9月，他放弃了经营良好的饭店生意，投资10多万元在大连创办了这个儿童村。起初儿童村全靠金宏伟的积蓄维持，最惨的时候账上只有十几块钱，只好给孩子们吃白米饭，菜几乎都没有。

　　2004年10月，由于金宏伟突发脑出血，一病不起，儿童村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房租费、水电费、生活费、孩子新学期开学的费用都没有着落。偏偏此时，与之相似的沈阳阳光儿童村因为财务管理混乱而遭受质疑，收养重刑服刑犯人子女的“儿童村”陷入空前争议中。

　　潘芏在这个时候来到儿童村。她是金宏伟的好友，曾任一家企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有两个多月在混乱中度过，我们只是想别让孩子们再次失去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家。”直到在大连当地媒体的报道下，大连市许多企业、个人给予儿童村很大的帮助，情况才逐步得到好转。

　　“保鲜”亲情

　　为免孩子和父母生疏，儿童村每月会要求孩子和父母通信

　　每个孩子来到儿童村后，儿童村都要与他们在狱中的父母联系，签署《委托代养协议书》。“只有签署了协议，我们才有资格做他们的‘代家长’，对孩子进行全面的管理与教育。”潘芏说。

　　按照协议规定，儿童村将负责委托代养儿童的衣食住行、入托入学、道德品格等教育，并负责一切费用，儿童年满16周岁或者孩子家长获释后，委托代养关系可以解除。

　　儿童村的孩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孩子的亲属或是所在地的街道办等送来，另外一部分则来自监狱的推荐。现在，辽宁省各大监狱都有儿童村的资料，一般情况下，监狱如果觉得符合条件，便会通知儿童村去领养。

　　儿童村的老师会不定期地给孩子父母邮寄孩子的照片和书信。孩子们在儿童村，每个月都要给父母写两封信。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要和监狱联系统一带孩子去监狱看看父母。“要让孩子还有生活在亲情中的感觉，再一个原因，孩子现在还小，时间长了不见父母，以后难免有生疏感”。

　　尚不合法

　　究竟由政府还是民间组织代养，成为法律空白

　　目前，儿童村的全部运作资金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捐赠。“现在平均每个月接到的捐赠（包括实物折算）在8000元左右。”潘芏说，每个月孩子们的开销也在7000～8000元左右，“有时就会出现资金紧张”。

　　由于没有注册，无法出具正规的发票，要获得企业和国外基金的帮助很难，现在的资金主要都是零散的捐赠，最高的一笔不过4000元。此前，儿童村曾找过大连慈善总会寻求注册上的帮助。“大连慈善总会的意思，是要我们的所有资金都纳入他们的监管，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杨梅说，“双方并不能对此达成一致，后来注册的事也就拖了下来。”

　　大连慈善总会一位工作人员称，“儿童村现在并不合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陶传进认为，照顾罪犯子女，可以政府做一部分，社会做一部分。但他指出，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在这些团体的登记注册方面给予支持，为其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并给予部分资金支持。但如今的法律并没有对此进行规定。

　　网络公示

　　聘监事会、审计所，儿童村有望按照国际标准管理

　　从2005年2月起，潘芏开始走出大连。她与国际NPO信息咨询中心（专为各种非营利机构提供支持服务的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参加该组织的免费培训班，学习了一整套非营利性机构的管理模式，并积极实践。

　　按照国际惯例，潘芏在儿童村理事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一个监事会，用以监督理事会的工作和资金使用情况。为此，潘芏聘请了德恒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的主任王刚义为监事长。

　　潘芏有一张以她名字开户的交通银行太平洋卡，儿童村所有的现金捐赠都要集中到这张卡上，“需要取款的时候，我们会去监事会领取卡片，同时讲明取款用途，每次取完款后，都要将取款凭证交由监事会保管，以便日后对账”。

　　潘芏想在今年找到一家合适的审计所，对儿童村进行账务审计，“到时财务将通过网络进行公示。”她还打算聘请第三方的评估机构，为儿童村进行资产评估；与所在地政府进行合作，申请注册和适当扩大儿童村的规模。

　　金宏伟当初有一个心愿，在全国建100家儿童村。潘芏认为，“其实，最重要的是公益理念的更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