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长院保卫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检察机关由此顺藤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财产达400多万元。这位已经离岗退养的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详见昨日本报A28版)。
“拆出来的贪官”之所以成了新闻的主角，是因为事件本身极具戏剧性。戏剧性也即偶然性，如果这位前局长的记性再好一点，如果房子没有被拆，如果拆房的民工没有注意到那两本小小的存折，那么历史就会改写，院保卫仍会继续过他的幸福退养生活。
有人曾在《检察日报》上总结了让贪官现形的十大偶然现象，其中包括“偷出来的”、“杀出来的”等，如今在这“十大”之上想必还要再加一大——“拆出来的”。
对此，你当然可以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我更可以认为是吞舟是漏。即以院保卫为例，他腐败已至少有五六个年头，不明资产高达400多万，但最终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暴露，这委实让我们的制度和反腐机构难堪。
腐败受到查处的必然性和及时性，才能让制度具有威慑力。而现实却是，某些腐败官员受到查处极其滞后，往往好多年都得不到应有的制裁，甚至是边腐边升，更有一些腐败官员藏而不露。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某些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以至于其落马后仅归咎于“运气不好”。所以，“不敢腐败”实在是谈不上的。
更高的境界，当然是让官员“不能腐败”。但腐败分子层出不穷的现实却告诉世人，我们尚未建立起让官员不能腐败的制度。上述那些低概率的事件都说明官员们的家庭财产状况是极不透明的，而这却源于真正意义上的领导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未能建立。除此之外，政府的许多收入尚未纳入财政预算，“小金库”泛滥，给了官员中饱私囊、行贿受贿的极大空间，即使是纳入财政预算的资金，也因预算监督缺乏刚性而让官员花钱有较大的自由度。而且，公众也并未被赋予充分的监督权，官员的升谪还往往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作为民意代表的人大代表对官员提请质询、罢免也未成为常态。凡此种种，都表明“路也正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