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民间组织遇难题

　　核心提示

　　大连“爱在海边”儿童村从2003年开始代养重刑犯的未成年子女。该组织负责人潘芏说，目前全国只有6家类似的民间代养组织，所代养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而2005年的数据统计，目前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潘芏在进行社会救助时，深感其中问题的错综庞杂。资金来源，合法注册以及民间机构的自身规范发展等，都是至今仍困扰着潘芏的问题。

　　A.海亮的浪迹生活

　　今年7月，海亮被送到儿童村后，终于可以不流浪了。

　　海亮，12岁，在外流浪已经2年。他父亲在2004年被判重刑后入狱，他就浪迹社会。今年3月，他扒着火车，从辽宁铁岭来到大连，继续混迹在城市街头。最后，他来到了大连的“爱在海边”儿童村。

　　海亮在村里生活后，变得不像以前焦虑。但儿童村的负责人潘芏在面对海亮时，心情并不轻松。到目前为止，这个儿童村只代养了19个重刑服刑犯人的未成年子女。

　　但是，潘芏在调查后发现，仅辽宁省有代养需要的服刑人员大约就有12000人。而全国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人数已超过60万。

　　“可全国类似大连儿童村这样的民间代养组织只有6家，救助孩子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潘芏说，所以有94.8％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未受到任何形式的社会救助。

　　但儿童村—————这样一个民间的社会救助机构，其发展本身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和困境。潘芏从大连儿童村初创时，就参与其中。她深知其间的艰难。国家的政策、机构自身的完善，社会对这些孩子的偏见，所有的问题至今都围绕着潘芏。

　　和海亮一样，儿童村代养的重刑犯未成年子女都有浪迹生活的经历。

　　在海亮的记忆里，父亲留给他的，只有无尽的打骂。父亲喝酒喝多了打他，遇到烦心事了也打他，什么时候打累了，什么时候停手。

　　海亮的妈妈在他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爷爷奶奶常打她，爸爸也不管，妈妈就走了”。此后，海亮的父亲先后给他找了三个“妈妈”，海亮说，每一个“妈妈”对他都不好，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被捕入狱后，海亮就在外面“混”。饿了拣别人吃剩的，困了就倒地而睡，“房顶、桥下常睡。”小海亮说，“有一次睡在人家的瓦房上，一翻身掉了下来，半天没缓过气来，在地上趴了许久”。

　　“谁能打谁是老大，开始总挨打，后来每次打架都往死里打，慢慢的就只有打别人的份儿了。”回忆10岁时的自己，海亮一边看着儿童村的院子，一边笑得很天真。

　　潘芏曾看过去年国家司法部出具的一份报告。报告显示，目前，重刑犯子女是少年犯罪的高发人群，由于父母入狱，无人管教，流浪街头，极易落入犯罪团伙，成为新罪犯。河南曾破获的39个未成年犯罪团伙，其中三分之一是像海亮这样的“孤儿”。

　　海亮和村里的所有孩子一样，来了之后也取了一个和“海”有关的名字。儿童村的希望是，孩子在这里的生活能够像海水一样荡涤孩子的心灵，冲刷掉他们内心曾有的苦涩记忆；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孩子的隐私。

　　翻开儿童村前后代养的儿童档案，海亮的经历并不特别。他们的背后，都有一段因单亲或双亲入监而人生轨迹突遭变故的痕迹。

　　儿童村的创始人之一杨梅老师介绍说，来这里的孩子，之前大部分都有流浪的经历，他们所要承受的是心理与生活的双重压力。

　　B.苦苦支撑“儿童村”由于缺少资金来源，儿童村最无助的时候账面上只有10元。

　　儿童村的创始人是金宏伟，吉林市人。此前，他是吉林某合资企业的经理，后辞职经营酒店。他萌生代养重刑犯未成年子女念头，是在1999年的秋天。

　　那年，金宏伟在自己经营的饭店门口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小乞丐每天都来。他们虽然衣衫褴褛，脸面却很干净，女孩的头发也梳得整齐。

　　男孩小明8岁，女孩丫丫5岁半，他们的父母为同案盗窃犯，双双入狱。“我们不是乞丐，我们也想上学，可是父母都在监狱，奶奶双目失明在家，自己都照顾不了。”男孩说。小明每天会带妹妹到火车站厕所洗脸，并给她梳小辫。

　　金宏伟把这两个孩子收养了。直到两年后，他们的妈妈刑满释放，才接走孩子。金宏伟意识到，社会上一定还有很多像小明与丫丫这样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因为犯罪入狱，孩子面临着无人监管的问题。

　　他于是开始在监狱、少管所里进行调查。4年时间，金宏伟走遍了吉林省内所有监狱、辽宁省大部分监狱以及河南等地的少管所。金宏伟了解到，目前中国共有4家儿童村，在8年时间里救助了500名儿童。

　　杨老师介绍，2003年9月，金宏伟放弃了经营良好的饭店生意，投资10多万元，在大连甘井子区双台沟村租下这栋二层小楼，创办了这个儿童村。

　　最初很难。“在2004年5月以前，全靠金宏伟的积蓄维持。最惨的时候，儿童村的账上只有十几块钱。只好给孩子们吃白米饭，菜几乎都没有。”杨梅回忆。

　　2004年10月，由于金宏伟突发脑出血，一病不起，儿童村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房租费、水电费、生活费、孩子新学期开学的费用都没有着落。

　　偏偏此时，与之相似的沈阳阳光儿童村因为财务管理混乱而遭受质疑，收养重刑服刑犯人子女的“儿童村”陷入空前争议中。

　　“那时候真是无助，也很茫然，真不知道该怎么做下去。”杨梅说，那时就感觉很灰暗。

　　潘芏在灰暗的时候来到儿童村。她是金宏伟的好友，当时为一家企业人力资源部的部长。此前，作为义工，她也参与儿童村的创建。“有两个多月在混乱中度过，我和杨梅只是想别让孩子们再次失去好不容易才拥有的家。”

　　“孩子们总是偷偷议论，害怕会被撵走。但是看见我们，又不敢说。他们可怜巴巴的眼神让我感觉揪心。”潘芏说。

　　直到在大连当地的媒体的报道下，大连市许多企业、个人给予儿童村很大的帮助，情况逐步得到好转。

　　C.“保鲜”狱中父母的亲情

　　为了避免孩子和父母间生疏，儿童村每月会要求孩子和父母通信。

　　每个孩子来到儿童村后，儿童村都要与他们在狱中的父母联系，签署《委托代养协议书》。“只有签署了协议，我们才有资格做他们的‘代家长’，对孩子进行全面的管理与教育。”潘芏说。

　　按照协议规定，儿童村将负责委托代养儿童的衣食住行、入托入学、道德品格等教育，并负责一切费用，儿童年满16周岁或者孩子家长获释后，委托代养关系可以解除。

　　从创办到现在，儿童村陆续收养了19个孩子，主要是辽宁地区重刑犯人的子女。父母出狱后，有抚养能力了就接走。父母如没有能力接回的，儿童村也可以延长一段时间。父母也无须支付村里任何费用。杨梅说，“其中最短的呆了8个月。有四个孩子从创办至今，一直都在这里。”

　　儿童村的孩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和“石头”类似，由孩子的亲属送来的，或者是孩子所在地的邻居或街道办等送来的。

　　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监狱的推荐。现在，辽宁省各大监狱都有儿童村的资料，一般情况下，监狱如果觉得符合条件，便会通知儿童村去领养。

　　“符合条件”是指，男囚在监狱内服刑，孩子的母亲改嫁或远走他乡，并且已经抛弃孩子，另一种情况是孩子的父亲因为夺取妻子的生命而犯罪；女服刑犯一般的情况是，男方早已抛弃母子。

　　“这样的孩子，我们首先要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受现有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全部满足需求的，主要是‘三无’孩子，即无家可归、无人抚养、无人教育。”杨梅说，“而我们既非孩子的领养人，也不是收养人，只是代养人。”

　　这些代养人会不定期地给孩子父母邮寄孩子的照片和书信。孩子们在儿童村，每个月都要给父母写两封信。每年寒暑假的时候都要和监狱联系统一带孩子去监狱看看父母。“要让孩子还有生活在亲情中的感觉，再一个原因，孩子现在还小，时间长了不见父母，以后难免有生疏感”。

　　D.谁代养成为法律空白

　　究竟由政府还是民间组织来代养这些孩子，成为法律空白。

　　目前，儿童村的全部运作资金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捐赠。“现在平均每个月接到的捐赠（包括实物折算）在8000元左右。”潘芏说，儿童村现时每个月孩子们的开销，也在7~8千左右，“有时就会出现资金紧张。”

　　由于没有注册，无法出具正规的发票，现在的资金主要都是零散的捐赠，最高的一笔不过4000元。

　　此前，儿童村曾找过大连慈善总会寻求注册上的帮助。“大连慈善总会的意思，是要我们的所有资金都纳入他们的监管，并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杨梅说，“双方并不能因此达成一致，后来注册的事也就拖了下来”。

　　“儿童村现在并不合法。”大连慈善总会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没有注册，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没有发票，要获得企业和国外基金的帮助很难”。潘芏说。

　　对于政府方面的资助，民政部社会事务司社会福利处处长王素英曾在一个讨论会上强调，这些孩子不在民政部现有职能范围内。对于罪犯子女，通常情况是由自己的亲属照看。没亲属或亲属没能力照看的有特殊困难的孩子，民政部门也给予临时照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陶传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业完全由政府负责不太好，可以政府做一部分，社会做一部分。

　　但他同时认为，政府最需要做的是在这些团体的登记注册方面给予支持，为其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并给予部分资金支持。但如今的法律并没有对此进行规定。（荐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