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

　　2006年9月15日，是张经武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位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共产党人。1949年下半年，张经武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工作，进而与解放西藏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张经武同志作为中央委派的惟一一任驻藏代表，在和平解放西藏、执行协议、平叛改革、自治区成立等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毛泽东主席说的：“张经武不仅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也是共产党的代表。”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方针

　　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9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中国大陆上只有西藏还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1949年年底，党中央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1年4、5月间，为了争取西藏地方政府心向祖国，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几经努力，促成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谈，并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在北京参加了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的谈判和签订。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年近半百的张经武为中央赴藏代表（后任命为“驻藏代表”），奔赴西藏，督促“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并代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管理西藏有关国防和外交等重大事宜。至此，张经武开始了15年的在藏工作经历。

　　由于西藏情况复杂，解放前没有党组织活动，中央对入藏人选十分慎重。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文武双全的张经武成为中央首选的入藏代表。进藏前，张经武参与了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直接参加了和平谈判和协议的签订，已基本了解西藏情况。“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亲自向张经武交代入藏任务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要他挑起重担，努力完成任务。毛泽东主席在丰泽园接见张经武，与他一起分析协议签订后西藏的形势，分析达赖集团的动向，要求他从香港、印度进入西藏，直奔亚东见达赖，敦促达赖早日返回拉萨。并一再嘱咐他：赴藏任务重大，要注意工作方法。“你们在西藏考虑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①。

　　督促西藏地方政府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是他进藏后的首要任务。张经武进藏后，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和进藏沿途看到的情形，深深感到，当时的西藏上层普遍对中央政策、对“十七条协议”不了解，顾虑、怀疑较多，有些受帝国主义挑唆、思想保守的人希望解放军少来，对执行“十七条协议”持怀疑态度，怀疑中央的宗教政策；主张“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者，则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解放军进入西藏。面对困难局面，张经武一方面将情况上报中央，另一方面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几次拜会达赖，逐个走访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噶伦、扎萨等主要官员和几个大寺庙的活佛，给他们赠送礼物，宣传“十七条协议”精神，解释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他的诚心、耐心和大度感化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与他们初步建立了联系，促进了相互理解，团结了一些爱国人士，争取了中间分子逐步向共产党、解放军靠拢，顽固分子亦开始有所分化。

　　张经武在西藏开展工作，时刻牢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初到拉萨，他除了忙于打开工作局面外，还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于1951年8月致电中央提出先遣支队入城十项注意事项的建议，其中包括全体人员要很好研究《协议》精神，应成为政治宣传队；着重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剥削西藏人民的事实，宣传我军巩固国防之重要；着重宣传民族平等团结，特别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进入城市时应整齐严肃，并带国旗、军旗扩大影响；购买物资应先了解当地情况，同官方大商接洽好后再进行；部队外出应有组织地分成小组，3人一路，防止匪特、坏人暗害和挑衅；做调查时亦可征询宗教喇嘛，对康藏官兵及藏汉人民之间的隔阂，所反映材料应加分析，不要轻易表示态度；对藏军可利用各种方法接近，以藉联络感情，了解情况，不要表示轻视态度；封建制度下的贵族官员自尊自大，重视礼节，干部要耐心、主动做上层统战工作；应办事宜，尽量通过西藏地方政府，以合理合法的手续办理。中央将这一建议迅速转给西南局，西南局十分重视，迅即作出批示，上报中央并转发给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入藏先遣支队司令员王其梅，要求立即组织干部研究执行。西南局批示中说牶“西藏问题甚复杂，我们每一步都要做得稳当，才不致出大乱子。所以西藏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防止急性病，这点要使所有干部都了解。”②与此同时，中央又将此建议和西南局的批示转发给西北局并转西北入藏部队范明。入城十项注意事项为指导进藏部队正确执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和军民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3月，张经武兼任西藏工委书记。他领导西藏工委，排除各种干扰，努力消除工委领导班子在工作方针上的分歧。运用批评、团结、批评的方式化解矛盾，并向中央反映情况。1953年底和1954年初，中央书记处召集西藏工委部分同志在北京召开了为时3个月的西藏工作讨论会并向中央作出《总结报告》，基本上统一了工委内部关于上层统一战线和西藏统一步骤等问题上的认识，为执行协议、站稳脚跟，挫败分裂主义分子的破坏捣乱，建设西藏、稳定西藏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张经武留在西藏主持工委工作。7月，张经武召开工委扩大会议传达了《总结报告》和中央政治局的批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完全拥护报告和批示，并带领工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

　　张经武在主持西藏工委工作时，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六年不改”和“适当收缩”的方针。1956年4月，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党员干部中产生了想改革的急躁情绪，这种情绪也反映在工委的指导思想上。7月，西藏工委拟定了《关于西藏地区1956年至1960年五年规划的初步意见》，提出了“今冬明春在昌都和日喀则地区实行民主改革重点实验”和“大力宣传”的问题，以及吸收培养大批藏族干部和从内地增调大批汉族干部问题。与此同时，工委还拟定了一份宣传提纲，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宣传。接着，从内地陆续调进一批干部。同时，着力从广大农奴中选拔一批积极分子参与改革。对此，西藏上层中出现了不安情绪，上层分裂势力挑动反动分子散发传单，叫嚣“西藏独立”，反对改革，并在昌都地区挑起局部叛乱。中央根据当时西藏的形势，于1956年9月4日电示西藏工委，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不要进行改革的准备工作，西藏在六年内不实行改革。1957年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西藏工作会议，中央决定为贯彻西藏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工作要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根据会议精神，张经武同工委班子起草了《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上报中央。《决定》提出了西藏大量紧缩机构、精简人员的计划。同时，他在京召开工委领导会议，具体研究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六年不改”和“适当收缩”方针。工委研究决定，将45000名汉、藏干部、学员、工人，精简到3700人，部队也进行了大量精简。

　　张经武认为：在西藏革命和建设中，没有大批本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根本不可能的。和平解放后，有数千名藏族青年参加工作，这些青年绝大部分是翻身农奴的子弟牞西藏工委花了大量心血培养，这次也精简下来了。为了继续培养这批青年，使他们成为西藏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张经武和工委多次研究，决定在内地创办学校，把这批青年送到内地学习。工委派人前往内地同有关省（市）领导协商，选择校址。为了给这些未来的民族干部找到一个环境好、交通便利的校址，张经武亲自出面请刘伯承元帅同中央书记处邓小平、黄克诚商谈，最后确定将原西北工学院的6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校址拨给西藏工委作为西藏公学和团校的校址。张经武和西藏工委将精简下来的藏族青年送到西藏公学学习，他把西藏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这批藏族劳动人民出身的青年身上，像关心、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和爱护他们。在以后的民主改革中，这批学员成为了骨干力量。

　　张经武认真贯彻中央指示，领导西藏工委实施西藏民主改革。1959年3月，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召见张经武、张国华，与他们谈西藏的平叛、改革问题。回到北京，张经武就出席了中央讨论西藏平息叛乱、实行民主改革的会议。3月22日，拉萨叛乱平息的当天，张经武参加中央会议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央长达2000余字的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转发给西藏工委。他转发的这个指示（草案），是西藏民主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对改革的方针、政策、路线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给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4月15日，张经武在北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带着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5月下旬，张经武回到西藏，领导西藏民主改革。6月19日，张经武主持召开了拉萨、塔工两地区的地、县、区三级干部会议。他就民主改革的步骤、政策等问题作了详细阐述和解释，对民主改革试点工作进行了及时指导。他亲自到山南地区琼结县调查研究，到田间地头与农牧民座谈，到寺庙走访僧人，了解民主改革情况，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制定民主改革政策提供依据。张经武与西藏工委成员为制定民主改革的政策、措施，经常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往往是天快亮了，工委领导还在开会、讨论。尤其是《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的出台，彰显了张经武准确判断西藏社会阶层的才能和工委领导班子的集体智慧。张经武经过调查发现，在封建农奴制度下，经济落后的西藏农村没有或只有极少数的自耕农，没有农村雇佣劳动者，也没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裕经济，因此不应划分富农阶级，这一见解得到工委其他同志的赞同，因而在西藏农村划分阶级成分时，农奴阶级中只有奴隶、贫苦农奴、中等农奴、富裕农奴。这样就扩大了团结面，缩小了打击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在改革中，张经武注意调查研究，收集情况，及时纠正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发现一些地区存在区分叛乱首恶和被裹胁人员的界线不够清晰，错判、错捕了一些人；对未叛的上层人士有些没有及时安排工作；各级党委领导存在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等情况，便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决定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整风，以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改进领导作风。在整风中，张经武对工委不结合西藏实际，急于在1960年“下半年各分工委选择几个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做了检讨。民主改革结束后，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指示西藏在民主改革后的一段时间内，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西藏工作要“稳定发展”。张经武按照中央的指示，纠正了急于在农牧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左”的偏向。他认为，不考虑群众觉悟，不考虑生产水平，急于公社化，这无论对发展生产或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战胜农奴主阶级都是不利的。

　　张经武领导西藏工委在西藏革命的各个时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把中央的政策与西藏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

　　对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少数反动分子深感恐惧，他们相互勾结，阻挠协议的实施。“十七条协议”签订后，毛泽东主席指示张经武绕道香港从印度尽快入藏，劝说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亚东是中印边境上的一个小城。1950年12月，达赖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分裂主义势力的怂恿下，率噶厦政府的部分官员离开拉萨，出走亚东，纵观形势发展变化，准备伺机逃往国外。劝返达赖回拉萨，稳定西藏局势，便成为当务之急。1951年7月，张经武带着毛泽东主席给达赖的亲笔信和“十七条协议”副本及70多箱礼品，急速赶往分裂主义势力汇集的亚东。刚到亚东，张经武立即通知噶厦，希望与达赖尽快相见。噶厦提出会见达赖时要有仪式，达赖升座，张经武座位设在达赖右下侧。张经武认为会见仪式和座位问题，不仅是个人问题，而且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必须正确体现西藏地方与中央人民政府的隶属关系，必须坚持这一原则。在张经武的坚决斗争下，噶厦取消了所谓“升座”仪式。16日，张经武面见达赖，向达赖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给他的亲笔信，向达赖解释了“十七条协议”的精神和“十七条协议”产生的经过以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介绍了西藏地方政府派遣的和谈代表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首都人民热烈欢迎的盛况。张经武耐心细致的解说，达赖及其周围官员对“十七条协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所了解，使达赖放弃了出走境外，以境外为据点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打算，并决定尽快返回拉萨。达赖于7月21日从亚东启程，8月17日返回拉萨。随后，张经武也从亚东启程，骑马翻山越岭，于8月18日到达拉萨。张经武成功劝说达赖返回拉萨，稳定了当时的局势，为执行“十七条协议”创造了条件。9月24日，噶厦政府召开300多人参加的西藏僧俗官员扩大会议。阿沛·阿旺晋美向会议报告了赴京参加和平谈判和签订协议的经过，多数人对协议中维持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地位及职权不变等条款没有异议，少数人对军政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解放军进藏人数等问题提出疑问，要求中央代表给予答复。张经武在噶厦会议上明确答复了三个问题牶一、军政委员会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的代理机构，是为了保证协议的执行。军政委员会设主席和副主席，拟由达赖任主席，班禅、张国华分任副主席。二、关于军队入藏人数，西藏地方政府如果保证协议的执行，可比原定的少来一些。三、中央人民政府原则上同意昌都地区划归西藏。经过张经武的耐心说服和反复解释，10月24日，达赖终于以西藏地方政府和他个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③进藏初期，拥护“十七条协议”与反对“十七条协议”、维护祖国统一与分裂祖国的斗争尖锐复杂。张经武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他把革命的原则性与斗争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团结达赖集团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为首的反动分子。1951年，在亲帝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下，以商人和无业流氓为骨干，纠合各种社会渣滓，拼凑组织了反对协议、鼓吹“西藏独立”的伪人民会议。这个反动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就在噶厦某些反动官员的支持和指使下，一再变换手法，捣乱破坏、制造事端。1952年3月30日，伪人民会议派出5名代表，将一份反对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的“请愿书”送到西藏地方政府。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公然支持并鼓励这一举动，他们唆使这些“代表”去见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3月31日，反动分子煽动2000多人，包围了工委机关和张经武驻地，3名伪人民会议“代表”擅自闯入宅内，强行要求张经武“接见”，企图制造流血事件，以武装骚乱来反对“十七条协议”的实行。对于反动分子制造的事端，张经武于3月31日、4月1日和4日，三次紧急通知达赖和全体噶伦，揭露事件真相，要求达赖和噶厦政府制止事态的发展。但是，形势急剧恶化，大批藏军潜入拉萨，秘密包围张经武驻地、银行、外事处、阿沛住宅。2000多名喇嘛进入拉萨市，阴谋抢劫布达拉宫军火库武装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指示西藏工委“你们应对达赖采取坚决支持爱护的态度，帮助他处理骚乱事件，最好由张经武设法亲自同他商谈处理办法，使他觉得我们是信任他的”。④根据中央的指示，张经武于6日约请达赖面谈，达赖答复于8日见面。工委、军区的领导同志都为张经武的安全担忧。他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都必须前往。去布达拉宫，向达赖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同他们共同商讨处理办法，表示我们对他的尊重。中央既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和上层人士，也可以教育西藏广大人民，这也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我想他们不可能把我扣留下，但如果我回不来，我将和达赖一起在布达拉宫观看同志们的自卫还击作战，你们的胜利越快，我平安返回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万一被害，也是为革命，为西藏人民而牺牲的嘛！”⑤4月8日，张经武不顾生命危险，只带了两个保卫干部和一个藏文翻译员，登上藏军荷枪实弹把守的布达拉宫，同达赖面谈，要求达赖发布布告解散伪人民会议，并惩办制造骚乱的首要分子，告诉他中央关于制止骚乱的方针。4月9日，中央指示“我们必须借此无理骚乱（破坏协议和解放军敌对）为题，尽可能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生产、贸易、医药、修路、统战等各项工作都不能开展，我们将经常处于被动地位”。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张经武多次致函达赖交涉，信中列举两司曹破坏协议、煽动叛乱的事实，要求达赖将两司曹撤职查办。4月13日，张经武在工委会议室召开全体噶伦会议，商讨撤消两司曹职务，耐心而诚恳地做噶伦们的工作，要求噶伦们请达赖下令撤消两司曹职务，同时宣布不再承认鲁康娃、洛桑扎西是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人。4月27日，达赖不得不下令撤消两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的职务。5月1日，噶厦贴出布告，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经过同伪人民会议的这场斗争后，西藏政治形势开始明朗，出现了执行协议的较好局面。在这场斗争中，张经武不避艰险、不顾个人安危，表现出共产党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沉着、坚定、果断的胆略和斗争艺术。

　　按照“十七条协议”规定，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一小撮反动分子想借部队刚刚进入拉萨，造成暂时的物资供应困难，在粮食问题上大做文章，公开叫嚷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妄图饿走解放军，以达到破坏执行“十七条协议”的目的。面对困难，张经武一方面派人与噶厦政府交涉，争取采购部分粮食；协调牦牛运粮事宜；敦促加紧修建康藏、青藏公路。另一方面领导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厉行节约，积极开展开荒生产。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发扬延安“大生产”精神，开荒生产，经过一个冬春，1952年底，进藏部队达到了粮食部分自给和蔬菜基本自给。与此同时，千方百计打通与印度的贸易渠道，进口粮食和日用生活品，缓解供给，兼顾民需。进藏部队节衣缩食、开荒生产、修筑公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实际行动，在藏族群众中产生了极大影响。1954年康藏、青藏两路通车后，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问题完全解决，张经武运筹解决粮食问题、完成运输任务的沉重心情，才算轻松下来。至此，进藏部队站稳了脚跟，挫败了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妄图赶走解放军，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执行，分裂祖国的政治图谋。

　　张经武领导西藏工委坚决打击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按照中央的指示，西藏工委在1957年实行“紧缩精简”政策，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作出让步。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意孤行，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永远保持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1958年上半年，局部叛乱开始蔓延。张经武从爱国上层人士那里了解到叛乱活动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他一面对重要的城镇和交通要道部署兵力，加强防守，修筑工事，另一面向中央报告西藏的情况。按照中央指示，7月18日，张经武与张国华一起去面见达赖，向达赖转达中央对西藏改革及叛乱武装的方针政策，告诫达赖：中央对西藏是力求和平改革，并把改革推迟了六年，但反对分子却提出要实行“西藏独立”，要搞叛乱，这是中央绝对不能容忍的。希望达赖认真制止噶厦策动叛乱的错误行为，要噶厦担负起制止叛乱的责任。然而，噶厦置若罔闻，变本加厉制造一连串的流血事件，西藏形势愈益紧张。这时，张经武奉中央军委命令兼任已升格为12大军区之一的西藏军区第一政委。他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工委和军区领导会议，提出应对措施：巩固自己的阵地，只要叛乱武装不威胁、袭击解放军交通线和驻地，解放军不出击；把局部性叛乱交给西藏地方政府解决，并作出了相应的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安全的措施。11月13日，张经武主持工委会议制定了《关于八年来西藏工作基本总结和今后四年内工作方针与任务》的决定，并上报中央。此时，张经武心里思考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倘若西藏发生全面武装叛乱，解放军不得不进行武装平叛，一场平息叛乱的斗争将不可避免。1959年初，张经武在北京处理西藏的一些事务，他通过电话、电报与西藏工委、军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关注着西藏形势的发展。随着叛乱愈演愈烈，张经武根据中央指示，告知西藏工委保持高度警惕，坚守据点，维护交通，不要轻易出击。要争取更多的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努力争取群众，分化、孤立反动派。同时要注意保护爱国进步人士。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3月20日凌晨，叛乱武装向中央驻拉萨党、政、军机关发起全面进攻，西藏军区奉命平息叛乱。22日，拉萨市区的叛乱平息。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责成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并决定从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就在拉萨叛乱平息当天，张经武参加中央会议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中央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转发给西藏工委，给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

　　积极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

　　统一战线是我党夺取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进藏初期，保持西藏的稳定，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十分重要。张经武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上层做些必要的让步。初到拉萨，张经武拜访噶厦官员、贵族，向他们解释“十七条协议”精神；他先后到三大寺、大小昭寺和上下密院，同上层喇嘛谈话，宣传“十七条协议”和党的宗教政策，向广大喇嘛发放布施。他以自己的真诚和耐心，逐步消除贵族、僧侣们的疑虑，化解敌意。

　　张经武面对摇摆不定的达赖集团，积极主动地做工作，希望达赖与中央人民政府靠拢。为促成达赖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了许多工作。西藏和平解放后，达赖虽然已经致电中央拥护“十七条协议”，作出了向中央人民政府靠拢的姿态。中央人民政府希望他心向祖国，动员他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牞到内地看看新中国的发展面貌便是个契机。张经武设法把中央希望达赖去北京参加会议的消息传递过去，看看达赖的反映。1953年12月24日张经武前往布达拉宫祝贺达赖由夏宫罗布林卡移往冬宫布达拉宫，表示牶“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赴北京，中央都是欢迎的。”⑦1954年5月13日张经武前往罗布林卡，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的亲笔信交给达赖，并做达赖的工作，“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很重要，我认为赴京开会对政治、宗教都有好处，你的意见是很对的。你什么时候去北京，中央都是欢迎的。对于你的健康和生活都会特别关心和照顾的。今年你是否赴京开会，主要由你自己考虑决定，并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为好。”⑧6月6日，张经武再次会见达赖，将中央拟定的西藏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人选名单，正式通知达赖。达赖表示赞同，但表示要召集噶厦和译仓全体官员会议才能决定赴京开会。张经武又转而做噶厦官员的工作，反复说明达赖此番赴京开会的重大意义，耐心解释和说明消除噶厦官员的担心。张经武表示“有我在，就有达赖喇嘛在，达赖喇嘛的安全我完全负责。”⑨经过张经武将近一年反复地做工作，达赖终于正式提出愿意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张经武陪同达赖前往北京。1954年7月15日，张经武陪同达赖一行离开拉萨，先是乘马车，越过拉萨河谷，然后骑马前行。沿着正在修建中的康藏公路，经波密、昌都、雅安、成都、西安等地前往北京，于9月4日到达北京。张经武沿途行走不离达赖左右，当大队人马通过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地段时，年已半百的张经武搀扶着年轻的达赖小心翼翼地走过乱石小路。

　　张经武在长期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中，非常尊重和爱护藏族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不仅从政治上帮助上层人士进步，而且从生活上关心爱国人士，并与之结交朋友。他还派他的夫人杨岗走访统战人士的夫人，与她们举办各种联谊活动，联络感情。

　　张经武对于西藏上层中的爱国人士真心帮助，关心他们的成长。他经常关心爱国上层人士阿沛·阿旺晋美，与他肝胆相照，患难与共。在北京和平谈判中，张经武就很欣赏阿沛·阿旺晋美的爱国之心。来到拉萨后，阿沛·阿旺晋美给部队的许多支持和建议，对部队住房和粮食供应方面提供的帮助，都使张经武感到安慰。特别是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上报告和谈经过和协议精神时，表现出来的磊落和凛然，使张经武更为感动。所有这一切使张经武和阿沛·阿旺晋美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在张经武被邀参加阿沛·阿旺晋美的家宴上，他屈膝盘坐在卡垫上，频频举杯，相互祝贺无拘无束，如同一家。1964年初，在中央的安排下，张经武同张国华、阿沛·阿旺晋美来到厦门鼓浪屿。他们在这里休养，交谈国内外大事，交谈西藏高原的变化，交谈中央对西藏的各项方针政策，切磋交心，张经武赞扬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反帝爱国统一战线方面的重大贡献，鼓励他大胆工作，追求政治上的进步。

　　张经武爱护关怀著名诗人、学者擦珠·阿旺洛桑的事情，就传为和平解放初期的一段佳话。1951年已经71岁的擦珠老人原是一位活佛，学识渊博。他曾担任过十三世达赖的伺读和经师，跟随达赖进京朝见过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由于他身居高位，却不是贵族出身，被贵族嫉妒，后因结婚生子，被噶厦免职，削为平民，家产没收，生活陷入困境。和平解放后，擦珠老人理解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进步活动，表现进步，他的谦逊好学给张经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经武请他担任西藏军区藏语文训练班教师，以后，年逾古稀的擦珠老人又被聘请在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工作。1956年《西藏日报》创刊，他又承担藏文版的翻译工作，继而担任副总编。张经武器重这位被冷落的老活佛，常常找他谈心，征求他对工作的意见，鼓励他大胆工作，还经常派人到老人家中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当张经武得知老人生活有困难之后，立即在工委会议上作出决定，每月除工资外，另增加生活补贴。老人腿脚不便，张经武便挑选了自己最好的一匹骑骡，派自己的藏文翻译员彭哲送去，供老人使用。当老人病重住院，张经武与张国华到医院探视，在病榻前详细询问病情，嘱咐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希望老人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当这位老人在1957年病逝后，张经武心中悲痛，立即批示牶举行隆重追悼会，并在报纸上表彰这位老人的爱国主义思想。

　　张经武不仅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还特别关心西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经过民主改革的西藏，到处呈现出生机和活力，张经武非常高兴。他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才能更加相信党，跟党走。为了了解民主改革、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情况，张经武亲自到民主改革试点山南地区的乃东、贡嘎、琼结、扎囊县调研。他来到农牧区、走到翻身农奴中间，亲自了解各项政策的实行情况，指导基层工作。在调研中，张经武总是直接与群众交谈，问寒问暖，谈生产、作指示，表现出他对西藏劳动人民搞好生产、过上好日子的殷殷关怀之情。这种关怀使祖祖辈辈作牛作马的劳动人民干劲倍增。1960年12月，全区农牧、工交、文教、财贸、政法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张经武勉励代表们要保卫翻身果实，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下，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1963年雪顿节罗布林卡游园时，张经武勉励城关区团结互助组的组员要继续努力生产，争当劳动模范，上北京去见毛主席。张经武对西藏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他期盼西藏人民早日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经过民主改革和稳定发展，农牧区出现了生产发展，生活改善，人民安居乐业的喜人景象。到1961年，西藏粮食总产量由1960年的4．2亿斤增至4．35亿斤；牲畜存栏数由1960年的1084万头牗只牘增至1206万头牗只牘；国营商业销售总额达3200多万元；全区农业生产互助组已发展到13000多个，入组农户达15万户，粮食连续3年喜获丰收；全区约有一半的乡完成了直接选举，部分县召开了首届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代表会议；各地的县、区人民政府除配备必要的少数汉族干部外，绝大多数都由藏族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牞乡一级政权都由贫苦农奴和奴隶组成。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电力、交通、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5年9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藏工委第一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张经武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回到西藏，祝贺西藏自治区成立。他在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15年来西藏工作的伟大成就。他指出，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工作作出的英明、正确、及时的指示，是西藏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西藏广大劳动人民同农奴主阶级进行长期、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在15年的共同生活、共同斗争中，他深感西藏人民是勤劳、勇敢、纯朴的人民，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人民，他向西藏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这是张经武向西藏人民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字字句句饱含着他热爱西藏、热爱西藏人民的浓厚感情。1965年9月11日，张经武和中央代表团一起乘机返回北京，告别了他工作了15年的西藏。到此，张经武担负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的历史使命结束。张经武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保卫祖国西南边疆，加强汉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巩固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中，在彻底推翻西藏反动农奴制度，使西藏社会实现跨世纪飞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指示，忠实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15年里，他把党和国家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留在了高原，把自己的精力和心血洒在了空气稀薄的“世界屋脊”。他对党的忠诚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永远怀念他。

　　①赵慎应著《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②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③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革命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

　　④⑤同①第72页、第73页。

　　⑥同②第57页。

　　⑦⑧⑨同①第100页、第104页、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