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水扁的倒掉:边堕落边上升的背后是独统争执

　　□本刊记者 赵灵敏

　　随着9月9日的到来，施明德发起的每人100元“倒扁”行动，尽管短短几天已突破了1亿元，获得超过百万人的支持，但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倒扁支持率已下降10%。而自从该行动开始以来，舆论一边声援和嘉许着它的道义勇气，一边却对它能否成功逼迫陈水扁下台表示悲观。

　　过去的6年，陈水扁政权百孔千疮，其贪腐无能和胡搅蛮缠的政治招数有目共睹，但出身草莽英雄的陈水扁，却每每能够在四面楚歌时放手一搏，上演绝处逢生的拿手好戏。史有明鉴，这一次，人们不知道“陈总统”在关键时刻又会使出什么让人始料不及的“后手”。而由施明德发起的此次群众运动，尽管以反贪腐为诉求，刻意淡化党派之争的色彩，但依然无法跳出非蓝即绿的窠臼，这就给陈水扁运用民粹、凝聚支持留下了可能的操作空间。这就是台湾政治吊诡的现实。

　　而更大的疑惑还在于，像陈水扁这样轻忽无行、睚眦必报、毫无“人君”气象的人，为何能够获得台湾民众的青睐而扶摇直上，并在风声鹤唳、摇摇欲坠中苦撑到现在？而曾经以反黑金和理想主义著称的民进党，又为何对陈亲属的腐败行径视而不见，心甘情愿地和陈捆绑在一起，一次次地为其背书呢？

　  陈水扁的精神分析

　　从“3·19”枪击案到今天的一系列贪腐丑闻，陈水扁留给世人的是沉迷权位，私字挂帅，谎话连篇，毫无诚信的政客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个脸谱化的人物，也曾有过自强不息、充满理想、为民主自由呐喊的纯真年代。陈的堕落，自然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个人操守不廉、权力导致腐败等因素，但陈边堕落边上升的事实背后，却是台湾民众挥之不去的浓重悲情和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独统争执。

　　贫户之子，挣扎向上

　　1951年2月18日，陈水扁出生在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西庄村，家境贫寒，属于三级贫户，家中积欠的债务总是在好多年后才能还清，陈母用粉笔将借债和利息都写在墙上，但经常是刚擦过了又马上写满，所以家中墙上总是写满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

　　贫穷自卑的境遇下，陈水扁非常了解，唯有认真读书才能赚取奖学金，出人头地，因此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陈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1969年8月他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大学商学系工商管理组。

　　1969年底，受著名“党外”人士、已故前民进党主席黄信介竞选演讲的影响，陈水扁决定弃商学法，并不顾家中反对而退学。次年8月，陈水扁以唯一志愿、全系最高分被录取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大学三年级时，陈以全台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律师。陈水扁的聪明才智无疑是相当突出的，报考律师时，其中有一科“国际私法”是大学四年级的课程，他没上过，花了5天时间自己读书，一考就考出了87分的全台最高分。

　　1975年2月，陈与中学时的校友、同乡吴淑珍结婚。之后的几年，陈致力于海商法案件代理，并成为台湾海商界颇为有名的律师之一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张俊雄找上陈水扁，请求其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虽然黄信介最终被判14年，但陈水扁也因此成为“党外”运动的知名人物，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

　　之后的20年，伴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松动，陈水扁从台北市“议员”开始，逐步在政治体系内崭露头角。而以下的几个事件，是陈树立名气和威望的标志性事件：

　　1985年9月，“党外”推荐他回家乡参选台南县长。11月以微弱差距落选，18日携妻吴淑珍沿途谢票时，其妻在一巷子中被拖拉机撞伤，这被广泛认为是一起“政治车祸”，吴淑珍因此下半身终生瘫痪。

　　1987年2月，陈加入民进党，年底当选中常委，正式进入党内的决策圈。

　　1990年3月，陈水扁在“立法院”质询时推倒“国防部长”郝柏村的发言台，轰动朝野。这也成为日后台湾“立法院”频繁发生肢体冲突、大打出手的先河。陈又顺势领头提出261号释宪案，推动终结“万年国会”(“国会”包括“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各有很多自1946年第一届选出后从不改选的“万年国代”)。10月，“司法院”大法官会议终于作出第一届“国会议员的任期，到1991年底为止”的解释。“万年国会”自此寿终正寝。陈因此被记者推为整体表现第一的增额“立委”，声望大增。

　　1994年12月，在台北首次市长民选中，由于被李登辉排挤的赵少康等另组新党与国民党对抗，民进党渔翁得利，陈顺势登上市长宝座，这是民进党历史上的第一个“直辖市”市长。以后4年市长生涯中，与国民党历年为民诟病的施政相比，陈通过组建超党派的政府团队，致力市政建设，并雷厉风行地进行扫黑、扫黄、扫荡电玩，成效明显，施政满意度一直在70%以上。民进党不失时机地将其树为执政样板，大张旗鼓地宣传“台北经验”，陈水扁立即成为民进党内最受选民追捧的政治明星。

　　到此为止，陈在统独立场上相对接近属于坚持“台独”的基本教义派，但大体而言，陈的台独立场还相对温和务实。1990年7月，他私下访问北京，并在天安门留影。回来后即建议民进党中央成立大陆事务部，重视对大陆关系的处理。次年又提出“十大行动纲领”，主张“国统会”应调整为“国家前途发展委员会”或“两岸和平促进委员会”，并定位为“两岸政治性谈判机构”。这些都是他执政前对两岸关系的务实主张。

　　陈来自反对运动，批评他不相信自由民主，似乎不公平。他和自由民主符号，还真曾有段不算短的关系。而从个人操守上看，陈在这一时期呈现给世人的，大体上仍然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贫寒子弟、“做什么，像什么”、靠聪明和勤奋努力出人头地的励志传奇。

　　原形毕露

　　与此同时，在市长任内，在处理一系列拆迁案时，陈开始显露出狭隘、苛刻、记仇、言行不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日后广受诟病的毛病：在未通知当事人的情况之下，强行拆除了蒋纬国的别墅；将“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更名为“凯达格兰大道”(凯达格兰族是最早居住在台北地区的原住民)，“总统府”前广场定名为“凯达格兰广场”；《中央日报》常常批判他，于是，陈水扁就通令所有市府单位都不准订阅《中央日报》，也不准在这家报纸上面刊登广告。虽然陈水扁口口声声说，这些对蒋家的动作象征威权的瓦解，但由于蒋家的威权早已是过眼云烟，人们普遍相信陈是在挟私报复，这导致他1998年在连任竞选中败给了马英九。

　　200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扁虽然公开做着竞选准备，却不敢公开宣布参选。因为民进党内人人都知道，党内领袖之一的许信良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当选“总统”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最喜欢吟咏办公室里挂着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扁虽然在党内的地位不能与许信良比，但他依托在台北市长任内积累的大量经济、行政以及人气资源组织“阿扁之友会”，会员人数达到数十万之众，而民进党的全部党员也不过十四五万。该会平常主要以组织文教、娱乐等活动扩大影响，吸引民进党不易争取的妇女、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支持。

　　扁利用这个有利态势，与许信良多次协商，终因许信良坚不妥协而失败。到4月28日，扁以退为进，公开建议党代会推举许信良为“总统”候选人。但他既不采取行动连署推举许信良，又不明确宣布弃选。许信良被逼无奈，黯然退党。一个月后，扁顺利成为民进党2000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从这时开始，扁的霸道、蛮横及玩弄权术的表现引起人们对他个人政治操守的广泛怀疑，在当时台湾媒体的民意测验中，他的支持率落后连战，多数民进党人只是希望他在“总统”选举中败得不要太惨。

　　但到了7月，李登辉悍然出台“两国论”，并通过“兴票案”将宋楚瑜排挤出去，分散了国民党的票源，并在选举中小批扁大骂宋，暗示扁最能继承其路线，以至“弃连保扁”之说甚嚣尘上。最终，扁以30万票约3%的优势领先宋楚瑜登上台湾“总统”宝座。

　　陈水扁在上任之初，施政满意度曾高达近八成；八掌溪事件及政权交替后第一任行政院长唐飞辞职后，一路下滑至四成左右；停建核四时更跌到四成以下；就职两周年时虽回升到将近六成，但因农渔会信用部改革停顿又使他的满意度降至三成五左右的低点。自此之后，他的满意度一直维持在三成到四成之间。

　　2004年的“总统”选举，在原本落后的情况下，两颗神秘的子弹救了阿扁。尽管这一事件至今扑朔迷离，查无实据，但扁在道义上已经满盘皆输则是不争的事实了。自此，当年那个奋发向上的模范生，终于蜕变成一个狡猾虚伪的政客。

　　人们为什么支持他？

　　出身草根，少年家贫、无隔宿之粮，问政之后，又遭遇“美丽岛事件”的冲击，选举台南县长时，甘苦与共的妻子横遭车祸，导致半身不遂，选举结果又是落败；后来加上入狱服刑等挫折。可以说，陈水扁是在悲情中走过来的人。但他显然成功走出了悲情，从台南的乡间一步步走到了庙堂之上。有这样个人奋斗经历的人，在任何社会似乎都具备一定的先天感召力。

　　陈水扁是靠选举走上政坛的，因此极端重视基层，时常不顾“元首威仪”进行地毯式拜票，用闽南语发表演说，甚至不介意以圣诞老公公的造型出现。这样的亲民作风，对一般的工农大众显然更具吸引力。类似的作派，对世家出身的连战来说显然是勉为其难了。即使迫于选情勉强做了，也很不自然，难以收到陈水扁那种浑然天成的效果。2000年选举的时候，连战应幕僚们的要求扮成太空人的样子，扮完之后他说：“家父如果还在世的话，回家一定要罚跪。”这样的贵族气象，自然难敌扁的草根作风。

　　扁也注意将这方面的优势尽情放大，2000年的“总统”选举，扁有两条非常著名的广告：其一，15年来，陈水扁对妻子照料备至，抱着妻子上上下下，推着轮椅出出进进，服侍妻子日常起居。其二，扁在台南的邻居、朋友、叔伯兄弟尽数出现，一张张朴实憨厚的脸，夸奖着阿扁这个“自己的子弟”。扁因此在100大台湾女性梦中情人评选活动中，名列第七，在政治人物中仅次于马英九。

　　然而，从悲情走过来的人，往往不一定有智慧走出悲情。很多时候，从悲情出发的革命者，除了对现实的不满，其思想状况与革命对象并无本质差别。与其说革命者反对革命对象的腐化，不如说是羡慕和生气自己没有同样的机会。所以，毫不奇怪，很多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复制了革命对象的一切，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具体到陈水扁，他引以为傲的“第一”，事实上就是考试考第一。背好教科书是考试法门，至于人文素养、哲学性思考的微言大义，恐怕并不在他关心之列。问政之后，政治也成了功名而非事业，律师的职业给了他雄辩的嘴，却没能给他道德的心，于是，对实利的追逐最终压倒了最初的理想主义取向。所以，在一无所有的年代，在随时可能入狱甚至家破人亡的险境中，阿扁和民进党仍拥有理想、良知与勇气，并因此得到人民的尊敬。短短几年后，当一无所有置换为名利权位，当不再有任何坐牢丧命的风险，他们却失去了理想、泯灭了良知。和许多革命党的悲剧一样，陈水扁和民进党是为了反对威权和国民党“独裁”体制而登上政治舞台，最终却成为了这种体制的最大维护者。

　　然而，还有民众，即便阿扁和民进党“背叛”了革命，腐化堕落，在台湾的选举制度下，民众还是有很多机会通过选票换人的。但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特别是今天，当扁本人突破了几乎所有道德底线，扁家族的弊案接连发生，避无可避之时，仍有近两成的民众是绿营的铁票。这就引人深思了：

　　明末清初，欧洲人就开始在台湾登陆，明清政府虽然将台湾划入疆域，但总体上还是将台湾视为可有可无的化外之地。台湾人虽然多次抵抗欧洲人登陆，但没有政府奥援，反抗很快平息下来，台湾的重要港口多为荷兰人把持。清初，郑成功为求生存，赶走荷兰人，汉人恢复了对台湾的统治。台湾人还来不及为摆脱洋人压榨而高兴，就发现郑家不过是将台湾作为他们复明大梦的据点和与清廷讨价还价的砝码。清帝国统一后，台湾终于正式成为中国的行政单位，但短短200年后，甲午战争烽烟未散，一纸条约将台湾硬生生割让出去了。以后是50年的殖民统治，国民党接收大员的嚣张跋扈、“2·28事件”的伤痕、长达38年的“戒严”和两岸之间的长期对立。

　　于是，历史这只“翻云覆雨手”，在台湾人的心里，就浓缩成了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里的几句台词，“清政府把我们出卖给了日本，马关条约签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 “台湾是没妈的孩子没人疼”。这种“亚细亚孤儿”心态，最终铸成挥之不去的浓重悲情和“受压迫心态”， 于是，在“压迫”与“被压迫”之间，形成了一种最简单、最原始的“我们”与“他们”的划分：“我们”都是好的，阿扁是自己的子弟，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支持他，有错误要原谅他。

　　首先挖掘出这种情结并将其锻造成“悲情牌”的正是民进党：不论是用作打击国民党政权，还是掩盖执政窘境、转移民众视线，长期以来“悲情牌”作为政治杀手锏被民进党用得出神入化。世人都说陈水扁善于选举，这句话太笼统。他真正比其它候选人高明之处是观察入微，抓住了台湾人的心理状态，知道使用这一招一定管用。而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所客观造成的台湾在国际间受到冷落的事实，也被扁提升为全体台湾人集体性的伤痛。一提到国际打压，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就支持这种论调，民进党的民意调查支持率立即上升。这正是阿扁和民进党不断制造统独和省籍对立的根本原因。

　　而当时如火如荼的反抗国民党的“党外”运动，虽然主流是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也有许多“党外”人士以“台独”为武器质疑国民党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国民党当年对台独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但也有借打击台独来消灭异己的现象。这种情况，加上“台独”分子刻意把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宣传为“外省人”，以及民众长期郁积的逆反心理，都使相当的民众至今对台独的危害缺乏足够的警惕。

　　记得连战在北大演讲时，特别说道希望大陆人理解台湾人的“悲情意识”，不要将其与台独思想混为一谈。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理解清政府对台湾的抛弃、日据时代对台湾的影响、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暴政这一连串的台湾悲情史，又怎么好坐下来谈统一？真正的统战工作不是口诛笔伐，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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