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滩大上海

　　历

　　抢滩大上海

　　□本刊记者 胡家源

　　历代争夺政权者，有逐鹿定鼎中原一说。在商界，得上海者得天下这一说法已经无从考证。然而，正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传奇与梦想，这个城市积压了巨大的欲望，它召唤着各种力量向上海奔涌，在上海这个现代中国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大舞台上尽展身手。

　　谁不愿意来上海？自开埠以来，上海一直就是各种力量角斗的舞台，一时间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称上海应该是创业家的天堂。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商人也都会有一个基本的商业逻辑：上海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遑论上海地方政府在引进资本和服务资本上的绞尽脑汁，这种政治支持的意义显而易见；上海背靠现代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地缘优势和便捷的交通可以让商品快速覆盖中国内陆；上海有中国最完备的教育系统，上海造就了中国最职业的产业工人、公司职员；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上海是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夜半三更年轻女子可以穿着超短裙露肩装在大街上肆意行走，车上丢了包你也不用担心找不回，这些在现在中国几乎是神话一样，在上海却是现实；上海还有中国最小资和最西化的生活方式……总之，在这里可以找到一切你想要的东西，无论是真正的商人还是狡猾的骗子。

　　谁还不愿意来上海？

　　简单的对抗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的荣耀一直笼罩着上海，上海为中央和国内其他地方输送了大量干部和技术人才，上海一直是中国最讲政治的城市。正是这种讲政治顾大局，导致了上海经济上的一度沉寂。在短缺经济时代，由于国有工业纺织业的利润全部上缴，上海为整个中国的发展，贡献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一个真实的例子是，当很多城市已经用起了抽水马桶时，上海的家庭主妇们，还在每天清晨裹着睡衣，走出房门辛苦地清洗简易马桶。

　　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好转，也是在这个时候，压抑已久的本土商业力量，开始在外资的压力面前逐步释放。

　　1988年6月，中央正式批准设立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特别是1990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对外开放的地位，一下子由“后卫”变为“前沿”。在这片来不及哺育草根资本的热土上，抢滩而来的外资和中央、地方直属国有企业们，站在了同一个竞技场上，演绎出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商业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当美国著名餐饮连锁企业肯德基以一种全新的业态形式进入上海的时候，中国传统的饮食业还停留在“当着顾客的面在柜台内用苍蝇拍打苍蝇”的阶段。

　　洋快餐凭借着优美、简洁的环境，标准化制作的食品，以及热情、周到的服务，吸引着大批国人前来就餐，其所获得的丰厚利润，大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同行。

　　新亚集团——锦江国际集团的前身——曾尝试以本土品牌“荣华鸡”，来对抗这些在国外已经被称为“垃圾食品”的

　　1991年12月28日，上海荣华鸡快餐公司成立。《细节决定成败》一书作者汪中求曾经这样写道，当时荣华鸡的老总口袋里揣了一个怀表，到肯德基去排队买鸡，看他们怎么炸，怎么精确地掌握时间。很快，他把这一套用在中式快餐上，并填加了不少中国特色。

　　在刚刚成立的两年内，荣华鸡做得非常出色，效益最好的黄浦店，一年就有300多万的利润——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盛极一时之际，北京、天津、深圳等24个省市地区纷纷发出邀请，新加坡、捷克等外商也要求这个品牌飞出国门。

　　然而，在后来的持久战中，这个代表上海力量的国有企业还是败下阵来。新亚集团高层在总结时提到，新亚的国家级厨师虽有几百名，但大都是手工化操作，教徒弟没办法标准化，“他们每天烧出来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教出来的徒弟也不一样，这样的食品根本没办法进行批量化生产”。而灯光昏暗的铺面、没有经过微笑训练的服务员，乃至油腻脏乱的桌椅，即使在讲求品位的上海，也是当时中式快餐难以消除的弊病。

　　2000年，伴随着荣华鸡的分店被排挤出北京，新亚集团的幸福岁月不到10年便告结束。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最为联系群众的一次直接对抗，以后者的落败告终。上海本土的商业力量开始意识到，外资肯德基们的成功，不是表面的学习就可以模仿的，简单的对抗更是等于白白地送死。

　　如今，荣华鸡消失了，类似“新亚大包”这样的企业出现了，然而这些刚刚从“国营点心店”走向市场的餐饮企业，由于几十年以来的体制原因，许多“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当品质、服务和环境这些新概念，随着特许经营洪流被冲进国内时，很多“老字号”似乎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接受，来适应。

　　漫漫合作路

　　相比之下，上海的另一家国有企业上汽集团就幸运得多，20年前，它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径。

　　上世纪80年代初，汽车在中国还主要是用于生产和公务，对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拥有汽车甚至是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还是进来了，进入中国这个当时看似没有市场的国度。1985年3月21日，大众和上汽集团合资的上海大众汽车制造公司成立，这是跨国公司正式在中国生产轿车的起点。

　　汽车工业，兹事体大。由于中国的市场保护政策，跨国公司不能在国内独资开办汽车工厂，大众只能选择合作。同时，由于没有配套的零部件生产体系，完全进口的成本又非常之高，大众只能选择“在一个破败、无援的孤岛上”，帮助中国建立完整的配套基地，即所谓的国产化。即便如此，当时，大众引进车型桑塔纳的国产化率也实现了2.7%。

　　所幸的是，上海市专门成立了“汽车横向配套领导小组”，召开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随后，又推出“上海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1988年9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基在一次市长办公会上，对当时的上海大众董事长陆吉安下了命令，“今年国产化率要完成25%，明年50%不能少，否则你就引咎辞职。”

　　众所周知，德国人的刻板和严格也是出了名的，由他们负责的上海大众“国产化协调办公室”，甚至在每个配套厂的现场都进行指导帮助。大众毫不在乎投入人力和财力，去开拓一个后来者可以轻易“搭便车”的市场环境。

　　沃田上播下了种子，收获当然颇丰。截至2004年底，上海大众创造了总计近3000亿的销售额，总资产超过35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46个初创时期的上海大众，它足以囊括目前全国前10位轿车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

　　上汽方面自然也从这场“婚姻”中学到了很多，尤其是学会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上世纪90年代初，大众开始将精力转移到中国北方，在那里，一汽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乎与其同时，上汽开始选择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新开始。

　　不过且慢，新的角色又出现了，代表民间力量的造车势力将触角延伸到上海，没错，就是李书福在上海布局的华普汽车，时间是2002年。这是一个小字辈，然而它拥有了令人嫉妒的自主品牌，并以此成功挤进政府划定的上海汽车基地名单中。当然，奇瑞也在努力，据说他们正在上海秘密找地，计划将研发、物流、销售三大中心迁往上海。

　　对于上汽这样的国有汽车巨头来说，在中央政府大力推动自主创新的这两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缺乏自主品牌更令人沮丧了，后来演绎出上汽收购英国罗孚汽车的故事，是上汽顿悟之后作出的大胆而迅速的回应。

　　同样顿悟的还有外国资本。今天大上海林立的写字楼里，已经布满了那些德国大众之后蜂拥而至的其它跨国资本的总部、分部、办事处。他们带来了现代企业制度，却也不得不学会在中国做生意的规则和潜规则。外资已经成为上海滩举足轻重的角色。

　　伴随外资成长的除了上汽这样的公司外，还有一些全新的行业和公司通过与外资共舞演绎了一个个传奇故事。陈天桥的盛大、江南春的分众等等，这些公司跳出了常人惯有的思维，借助海外风险资本的力量，拔地而起，演绎了上海滩的另类传奇与梦想。

　　民间力量萌发

　　总会有第三者出现，遑论上海滩这个兵家必争之地。从宏观商业力量角度看去，这里的第三者，指的正是李书福、张文荣、郑元豹之流，这些中国私营资本力量——从草根者，到搅局者，现在，他们正成为一种力量，其个人角色也已渐入中国社会名流之册。

　　温州商人对上海一直有个广为人知的形象比喻：温州是“船”，上海是“风”，借上海的“风”，是为了让温州的“船”航行更快、更远。

　　亚龙集团的张文荣以及人民电器的郑元豹都深谙此道。1988年，张文荣看准了上海城市的迅速发展将导致对电缆产品的潜在需求，张迅速选择了国企上海电缆厂作为合作伙伴。

　　温州人身体不壮，但胆子大，决心强。张文荣把一份报告送到上海机电局，在报告中他表示，如果把上海电缆厂原来的牌子做“塌”了，他愿以500万元押金作为赔偿。

　　不知是天佑决心者还是张氏早就洞察政策的远见：1989年，中国实施的价格双轨制政策延伸到商品铜，中国放开商品铜价格管制以后，市场价格一路飞涨，张文荣通过与国企上海电缆厂的合资，就可以拿到计划价格，张文荣狠赚了一笔。

　　另一个温州商人郑元豹更是大胆，1999年，他在上海一举兼并了34家亏损的国有和集体企业，借助这些现成的资源，短短3年内，人民电器就实现了最低成本下的企业扩张，兼并当年，人民电器的产值迅速地达到了10亿元。

　　可以理解的是，上海土生土长的企业，大多属于国有性质，缺乏的是灵活性。温州商人则不同，私营经济发展的活力，给予温州商人以先发制人的优势，他们乐于向外拓展，积极出击。由于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温州企业能以一套优良的机制，注入濒临倒闭的国企。“这样做的结果是，激活了国有存量资产，实现了自身的低成本扩张，后者无疑是极大的动力。”温州商会人士如是说。

　　按照上海温州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初，近400家会员企业里，有近50%的企业已经参与兼并或收购了破产的上海国有企业，还有一部分已经承包或租赁了效益差的国企，另有一部分企业正准备兼并收购或承包国企。

　　在政府掌握所有资源，并无意中设下这个体制之局时，温州传统制造业率先赶到，在他们的背后，实际上有更多资本，只是在窥视和觊觎，他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玩转资本魔方

　　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购房团开进上海。就在这一年，上海楼市开始狂飙，3年多时间房价陡升3到4倍。据房产业界的专家估计，数年来投入上海楼市之中的温州热钱在80亿元以上。

　　紧接着，外资和所谓的“海外热钱”也来了，这些海外资金其实同“温州炒房团”别无二致，这些资金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

　　按照当时银行的住房按揭贷款政策，他们如下操作：向银行贷款70万买100万的房子，然后很快以150万出手，再将回收资金投入市场，并继续向银行贷款。如此这般，初始资金很快被套现，赢利非常可观，风险却全押在银行。

　　资本的陀螺，开始在上海的楼市疯狂旋转，这当然不见得是资本的错。上海的房地产市场，起步时间一般认为是1988年。这年3月，上海建立了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房屋开始商品化，这个观念一经政府正式提出，便为此后的十多年上海楼市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从1992年至2001年的10年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浦东大开发，上海市提出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为了振兴当时低迷的楼市，政府首推了“蓝印户口”及“购房退税”的优惠政策，成为后来刺激资本进入的重要动力。

　　就在首个温州炒房团开赴上海时，当地房地产协会就曾向其中的某些关键成员转达了上海市一位领导的指示，“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显而易见，政府煞费苦心地作局，是因为相信资本的力量，相信上海在未来的美好前景。

　　然而，看似美丽的愿望，很可能有着适得其反的后果，很快地，资本开始上演一场无法控制的泡沫游戏。

　　2003年，上海楼价上涨23%，到2004年，官方公布房产价格涨幅为14%，但多家市场机构分析表明，市中心多个城区的房价涨幅超过50%。尽管从2003年起，就有人大代表就房价飙升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意见，但是这些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以至于在2004年的“财富论坛”上，仍然有很强势的声音在力图证明：上海的楼市投资回报大，前景好。

　　相对如野兽一般突进的资本，上海市政府对于自己掌控全局的驾驭能力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但事实是，就在这个时候，央行发出预警，学界开始质疑，甚至这也一度引起了中央的关注，此后的两年间，在众多力量的共同博弈之下，资本的狂奔才被稍稍地遏制住。

　　然而，这并不是最终局。

　　局面之根本

　　实际上，在2006年年初，伴随着

　　今年2月，一支由约30名身家号称5000万元的山西煤老板组成的山西购房团，高调进入上海看房；3月，来自中东的神秘基金，一举收购了上海徐汇区上百套高档住宅，成交金额达6亿多人民币。

　　有专家总结，18年间，上海房地产市场一直是“政策市”，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资本只不过是不断变换的玩家而已，真正的作局者，是被赋予了过多经济职能的地方政府部门。类似的情况，或许也曾经出现在此地的汽车、IT或是其他竞争性行业。

　　政府为什么会成为一种力量——大到可以左右一个产业的方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为记者提供了一个解释，“这是由地方政府所在的城市性质决定的，从根本上来讲，上海是‘城市经济’的典型代表。”

　　事实上，在1994年的分税制实施之前，各个地区的财政收入都是上缴国库的，这也是上海作为工业化重镇，曾经为国家作出巨大牺牲的制度原因。“中央和地方分税以后，地区间不平等就显现出来。”他分析说，上海和其他省会城市不同的是，它不需要将资源再次分配到其他城市，而与北京、重庆这些直辖市不同的是，上海没有面积广阔的农村地区，它下辖的区县大都并不以农业为生。

　　因此，上海最明显的特征便是“城市经济体”，即几乎所有的资源都控制在当地政府手中，“虽然相比其他国内城市，上海的政府效率和规范程度几乎是排名第一的，但由于历史沉淀和体制原因，政府还是插手了很多原本不应该管的事情。”他指出，通常情况下，某些时候政府的积极干预可以带来良好的效果，但很多时候也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这一点上，上海与同样是“城市经济体”的香港和新加坡又有所不同。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法则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之后，就一直是当地政府行政的圭臬，加上香港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廉政公署的威慑力，政府行动往往严守边界；在新加坡，强势的内阁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意义上的政府，由于不存在层级上的重叠，国家政策能够非常顺利地在整个地区推行。

　　这些条件，上海显然是不具备的。“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现有关系约束下，在法治传统和历史体制约束下，成为一个强势的政府，也并不是一件坏事。”他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重大的经济决策中，上海并没有出现过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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