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浮世绘：魔都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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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浮世绘：魔都的因素

　　□本刊记者 阳 敏

　　初抵上海，人们多会为这个城市的无限生机和繁华感到震惊，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如此。

　　旧上海，指的是1843年“五口通商”开埠以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前那段时期的上海。开埠之后大量外国商人入驻，加上国内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战乱，迫使沿途地主巨富遍携家资迁入上海租界避难，狂涌而入的内外资本堆积出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今天的上海，再度辉煌，除却战乱，却也是拜和平年代政府主导下狂拥而入的内外资本所赐。

　　虽繁华和生机相似，新、旧上海之间的都市景观则大为不同。

　　旧上海，缘于“华、洋杂居”的特质，成就一个远东闻名的“魔都”。外滩英文译作“BUND”，原意为“筑堤”，到了19世纪，随着英国殖民经营渗透到东亚，BUND成了专有名词，意指“港湾居留地特有的沿岸空间”，几乎每一个港口城市，外滩都成为一切经营活动的起始点，上海也不例外。

　　从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位于外滩最北端的英国领事馆和最南端的法国领事馆之间，就有了怡和洋行、大英轮船公司、丽如银行(东方银行)、旗昌银行、汇丰银行、法兰西银行等等商馆，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有了英国上海总会、沙逊大厦以及汇丰银行等新古典风格的建筑，美国的工业实力也逐渐展示出来，30多幢包括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在内的美式建筑出现在外滩，其中就有捷克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24层高的国际饭店。

　　而近代上海的商业中心，则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上(大马路)，它的具体位置就是从外滩到赛马场之间，包括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公司”，它们大多是集休闲、购物和娱乐于一体。

　　大马路上的百货公司里，“西洋风”一阵一阵地刮起。而“西洋景”不仅落在有如万国博物馆的外滩建筑和林立的百货公司上，也照出了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当然，还少不了文人居住的“亭子间”。

　　“狐步”标准

　　种种的西洋景，是活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舞台上的一群文人喜好描写的对象。这群文人，后来被称为“新感觉派”。穆时英是“新感觉派”里比较有名的一位，《上海的狐步舞》是他的代表作。仔细读《上海的狐步舞》，你兴许会发现，时下不少电影、电视中关于旧上海的表达都有抄袭穆时英之嫌。

　　《上海的狐步舞》本身是印象式的，它几乎就是一个个镜头的组合——首先它打出一行字幕“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接着打出一个画面：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在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划着弧线，沿着天边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镜头的视线随着汽车的奔驰，看到“上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直到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下来，别墅的主人进屋后，可以做他媳妇的太太刘颜蓉珠找他要钱，儿子小德也找他要钱，儿子要和后妈去舞厅跳舞。

　　1932年的新式别克汽车载着亲昵着的儿子和后妈到了舞厅，顺便也将观众的视线带到了那儿，蔚蓝的黄昏笼罩着全场，一只Saxophone正伸长了脖子，张着大嘴，呜呜地冲着他们嚷，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衬衫的白领和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子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

　　接下来，镜头扫过黄包车上的水兵、印度巡捕，人的潮、车的潮，站在橱窗外的女秘书、扛着大包传单的主义者和党人以及蓝眼珠、黑眼珠的妓女，停留在暗夜里的建筑工地上：空地里，横一道、竖一道的沟，钢骨，瓦砾堆。人扛着大木柱在沟里走，拖着悠长的影子。在前面的脚一滑，摔倒了，木柱压到脊梁上。脊梁断了，嘴里哇的一口血……弧灯……碰！木桩顺着木架又溜了上去……光着身子在煤屑路滚铜子的孩子……大木架顶上的弧灯在夜空里像月亮…… 捡煤渣的媳妇……月亮有两个……月亮叫天狗吞了——月亮没有了。死尸搬走了，血地上，又建起了新的舞场、饭店和旅馆，最后镜头重又回到那个醉生梦死的上海——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这个穆时英式的“上海印象”，总的说来还是西洋镜里的上海。茅盾的小说《子夜》开篇时，上海滩丝业界大亨吴荪甫那从乡下避难而来的父亲上了码头进城时看见的上海正是那样的光怪陆离，所以吴老太爷受不了刺激猝死了。无论是穆时英，或是吴老太爷，他们都是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上海。

　　魔性的意义

　　自然，那时的上海并非全然是那样的，不然，它就失了魔性，也不会被称为“魔都”了。中国人“看”上海，看见的多是“西洋景”，而西洋人“看”上海，看见的又多是“中国风”。“西洋景”和“中国风”互相激荡，这才有了魔性。如同旅日学者刘建辉在《魔都上海》中所说，(上海)一边是与西方同步的现代的建筑、设施和生活方式在租界中蔓延，而传统的茶馆、妓馆和烟馆在“半殖民地”空间中，不断异化而产生出有别于传统的规模和功能，从而产生具有吸附力的魔性磁场。

　　譬如说，茶馆自宋代出现以后，一般规模不大，除少量小吃以外，也不存在其它的服务。但自从租界兴起之后，茶馆除商谈和休息之外更增添了娱乐的功能，像19世纪后半期上海最著名的茶馆“青莲阁”就在一楼设了说书场，并提供鸦片服务，还有无数的娼妓聚集于此。说到原来上海并不多的娼妓，为什么会在后来繁荣昌盛，也是托了租界法律不尽相同的福气。此外，鸦片馆更是成为奢华的社交场，而茶馆兼并烟馆、烟馆兼并妓院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

　　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曾经拍过电影《海上花》，这部电影根据鸳鸯蝴蝶派作家韩子云著作以及张爱玲译注的《海上花列传》改编拍成，背景正是19世纪末期上海英租界的一所妓院。电影《海上花》里演绎的“清末风华”很迷人，却也是怀旧的。那么，现在人人都在“怀旧”上海，可那究竟又怀的是什么样的“旧”呢？怀旧的对象，是那个西洋的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呢？抑或是“中西混杂”的上海呢？

　　不管怎么样，旧时的上海，有它自己的文化，所以才可以被怀想。那时的上海文化，因为有中西间的异质碰撞，产生魔力，可以说，这个文化的底子还是中国的，更缩小了讲，是江浙一带孕育出来的江南文化。好比说，你看《海上花》，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租界里的妓院原本应安在南京的秦淮河畔，而故事里各个人物表现出来的精于世故，犹疑徘徊，乃至它底子里的那种苍凉，却又是旧上海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学里对于情感的表达常有的是一种亮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相仿于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1822年，“拱门街”景观开始在巴黎兴起，而百货商店的雏形也大约在那时形成。所谓“拱门街”，是玻璃顶、大理石地面，连接街道两边两排高雅豪华的商店的通道，有趣的是，值得今人怀旧的汽灯那时也还装在拱门街顶——看来，田园诗歌的乐趣一时间还没有被发达的资本主义扫荡一空，比如，那时的巴黎塞纳河的某些河段还是可以摆渡往来，城里依然保留了数百辆环城的花轿马车，无数的“游手好闲者”还是可以带着乌龟在拱门街里悠游闲散，这在19世纪40年代甚至还算是一种时髦的举动。

　　新与旧的碰撞，产生了都市的光怪陆离，对此，大诗人波德莱尔始终表现得十分着迷，但他诗歌里蕴涵的紧张和恐惧表明，他已经十分敏感地察觉到，新工业时代的来临将给社会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到那时，拱门街顶上依然带有田园气息的汽油灯将会换成刺目的霓虹灯，而人群也不再会带来神秘的美感，各种用以控制的制度，比如户籍制度，将让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里变成微不足道的符号。因而，波德莱尔的诗歌是赞美诗，亦是挽歌。

　　魔性打断了吗？

　　海上旧梦一梦百年，停驻在1949的年轮上。

　　从1949到1976，进入了新中国的上海旧梦难续，褪尽铅华。这时的上海，“万国建筑博物馆”依然伫立在浦江之畔，但“华洋杂居”的奇特景观不再有，那些怀旧的文艺所喜好的茶馆、妓院和鸦片馆也不复存在。花园洋房、新式里弄、石库门这些在旧上海文化中发育出来的建筑形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发生了或微妙或显著的变化。

　　石库门，原本是太平天国时期江南一带乡下的地主老财为躲避战乱，携家逃到上海租界，仿照英国的联排式建筑盖起来的中式建筑。石库门虽然比不上地主在乡下的深宅大院，但总还是有钱人的住所。

　　但是，1949年到1976年的石库门是个什么样子？上海学者朱学勤回忆说，(1949年以后)几乎没有一家人有完整的石库门房子，典型的72家房客状态，“今天塞进来几家，明天塞进来几家，塞到1976年，一套石库门房子住进了30多家，大家共用过去一个家庭使用过的厨房，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厨房间会有几十个灯头，几十个开关，为外地人耻笑不已”。后来，常有外地人耻笑上海人精明算计，“螺狮壳里做道场”，大概就和这个时期的石库门生活有关系。

　　优雅、排场和西洋味，在上海公共空间里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特有的“工人新风”。

　　现在还保存在上海大都市中的一个个“工人新村”便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见证物。“曹阳新村”是解放后上海建成的第一个工人新村，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领头完成了一个文化研究课题便是关于这个区域的。

　　解放初期，闸北、普陀这些工厂集中的地区，大部分工人仍住在用竹竿、苇席搭建而成的被称为“滚地龙”的“棚户区”里，生活十分艰辛。这也正是那些构建旧上海都市文化空间的学者们常常有意忽略的图景。

　　解放后，陈毅任上海市长时，他将解决上海300万职工住房困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筑委员会”，潘汉年副市长受陈毅市长委托，具体负责筹建工人新村的工作。

　　曹阳新村在规划中位于中山北路以北、曹杨路以西地区，北接真如镇，南接大夏大学，且与长宁、普陀、闸北等工厂区相距不远。1952年5月，由当时的“海归派”、后在同济大学执教的金经昌先生负责规划设计的“曹阳一村”完工，共安置1002户居民，所以也称“1002户工程”。

　　兴起的工人新村无疑孕育出独特的新村文化，因为新的住宅样式总是与新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自然也重塑了上海文化的格局。罗岗教授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和中国其它城市一样，解放后的上海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半殖民地城市到社会主义城市的改造过程，这是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而工人新村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面而来，上海迫不及待地向发达资本主义的狂想飞奔过去，90年代的上海，极力想要对接的却是那个30年代的旧梦，恨不得将那段社会主义的历史一笔勾销。

　　从1976年到2006年，30年改革开放，上海重新崛起，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龙头。与此同时，上海文化再度热卖，“怀旧风”愈刮愈盛。“怀旧风”怀的是怎样的“旧”？今天的上海文化究竟剩下些什么？

　　上海离国际大都会有多远？

　　历史学者许纪霖说，(上海)之所以怀旧，隐含着对1949年后计划经济传统批判和反思的意味。上海的怀旧与西方各种各样的怀旧不同，欧洲或美国的怀旧通常怀的是中世纪贵族传统的旧，前现代生活的旧。西方的怀旧蕴涵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生产关系的反叛。而上海的怀旧恰恰是一种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式的怀旧，怀旧是希望把上海历史中具有现代性的那一段发掘出来，作为历史的资源来反思1949年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

　　许纪霖教授的评论是有道理的。旧上海，因为有租界，有“华洋杂居”，还有江南文化的底蕴，她的文化才能够折射出出罕见的“魔性”，但被“怀旧风”裹胁的大众却未必真正懂得这个文化内里的杂糅和多元——看看“新天地”就明白了，石库门的外包装里面是西方舶来的大众文化，旧上海的风情只是全球化时代消费的一种附加值。

　　近代中国的上海，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中心，无论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文化人士，还是叶灵凤等曾经徘徊在“象牙塔里”和“十字街头”之间的现代派作家，都在这个城市留下深刻的印迹。同时，那些代表了时代新风的刊物和文化思潮也通常是先在上海出现，比如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上海就出现了从《创造季刊》、《洪水》、《语丝》、《狮吼》到《新文艺》及《现代》等一大批新思潮刊物，各种出版社也随之组建……

　　旧上海文化中心的品质在诸多的碰撞和流变中沉淀出来。

　　可惜的是，今日上海甚至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空间。上海许多报刊可以自豪地宣称自己的盈利状况，但这个城市已经无法提供给市民一份真正有新闻价值的报刊——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弥漫了上海滩的出版物，在追求国际化和法制社会的同时上海的报纸竟然倒退到用上海话谐音做版的地步。书商们也远离了上海，相反，北京和广州却成了新闻人和书商们活跃的大本营。

　　此外，真正有内涵、有品质的书店、咖啡馆、茶馆在上海也难得找到——比方说书店，台湾有诚品书店，它的每一个分店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整个布置、灯光、分类，形成了独特的诚品文化，书店不仅卖书，还有各种各样文化活动，比如定期的系列讲座、名流的演讲。许纪霖教授在比对台湾和上海两座城市的文化氛围时就说，诚品的品味是上海任一家书店都比不上的，类似于诚品这样的文化品质，北京的一些书店和咖啡馆也在逐渐形成，比如像清华园里的“盒子咖啡馆”。

　　可是，用金钱堆积出来的上海，似乎并不追求这样细致的“里子”，他们更醉心的是 “一城九镇”这样的伟大构想——事实上，这样的理想，更让人看清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灵魂的苍白。

　　“一城”即松江新城，“九镇”分别为呈辐射状分布的安亭和浦江等九个小镇。为了营造异域风情，松江新城将被建成“英国城”，安亭镇是德国式小城，浦江镇以

　　有学者曾将旧上海定义为“世界主义”的，但半个世纪之后，为了寻回自我的魅影，如此人为地规划出一幅“世界主义”的图景，实在让人难得恭维。有人评价说，上海为了同纽约、伦敦、巴黎一样成为“世界城市”，才有了如此这番行政规划设计，背后体现的唯有长官意志而已。

　　毫无疑问，19世纪30年代的上海曾经上了国际大都会的榜，但21世纪的上海却不是——学者们无比热烈地探讨着上海究竟算不算国际大都会，却恰恰说明她还不是国际大都会。正如人类学家阎云翔所说的，上海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靓丽的城市，但她离自己的目标——做一个国际大都会，还是很远，因为国际大都会的标准不在于你消费了多少，而在于你为Global Landscape(全球景观)贡献了多少，这里的贡献主要指的是文化。

　　美国的旧金山只有70多万人，但她无疑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如果从这个思路出发，人们就会明白，上海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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