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纳入幸福指数 各地方政府展开排名争夺

　　核心提示：民众的幸福和政治拉扯上关系的“幸福政治观”，当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由国家统计纳入“幸福指数”，引发各地方政府为排名展开的争夺热点。

　　资料图：《测量幸福》探讨的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

　　资料图：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邢占军

　　本报记者 谢丁 北京报道

　　照片上的邢占军非常年轻，学术青年的样子。去年，他五年的学术研究变成了一本书，叫《测量幸福》，第一次印刷印数3000本，但仅过四个月，该书就被重印。那时，他还不够有名。

　　但现在，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授邢占军，突然成了热点。

　　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都要采访他，或者约稿。几个城市正力邀他参加政府的高层论坛。这突如其来的一切，都源于他那曾经“冷清”的学术研究领域——测量人的主观幸福感。因为，目前在这个领域所能找到的学术专家，全国没有几个人。

　　热点的爆发，始于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说，人均GDP等硬指标已经无法反映人们的精神需求。他们即将推出一些软指标，来适应各方面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方面的需求。其中，“幸福指数”一词，将邢占军带到了公众面前。

　　从学术研究，一跃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热门顾问，邢占军还不太适应——但终究会适应。在国家统计局宣布此决定之后，已经有数个城市声称，要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至少，他们希望把“GDP崇拜”这个帽子掀去，因为它与“和谐社会”不太匹配。但局面却正在变得复杂。有关“幸福指数”的测量标准，学术界争议不断，地方政府无所适从。针对测量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质疑几乎从未停止。

　　国家统计局新闻处处长张英香说，一切都还在探讨阶段，不过指日可待。但无法预计的是，由官方公布的幸福测量标准，是否会再次成为一场争议的开始。

　　幸福政治观

　　从个人兴趣到学术研究，直至最近的政府主导，邢占军的个人经历，几乎就是幸福指数在中国的演变。甚至，它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在改革期间，政府执政理念的一种变迁。

　　1993年，邢占军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心理学硕士。在从事一项关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时，他第一次接触到“生活满意感”——现在，这已经成为幸福指数公认的首要测量内容。

　　但此时，对旁人的快乐或者幸福，他还只是持有兴趣。10年之后，邢占军博士毕业。他的学术论文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他试图编制一套测量幸福的工具。但这还仅限于学术领域，政府并未介入。

　　在当时，国内的相关研究很少，而且大多只是将国外一些类似研究进行一些简单重复。所用的测量工具都来自国外，甚至大多都没有经过必要的修订。邢占军认为，在这个领域，他可以有所作为。

　　2004年，邢占军去了美国。在费城举办的第六次全球生活质量大会上，他见到了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爱德华·迪纳。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国际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有过接触。但那一次见面之后，邢占军意识到幸福指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爱德华·迪纳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国民幸福指数”。他和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指数可以和GDP一样，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而事实上，民众的幸福和政治拉扯上关系，当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趋势。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篇报道称之为“幸福政治观”。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南亚小国不丹已开始把实现大众幸福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它是世界上唯一用GNH（国民幸福总值）代替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

　　而动静闹得最大的则是英国。2002年，首相布莱尔就邀请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给战略智囊作“幸福政治”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与GDP数据类似的统计体系。

　　同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也致力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他们希望多年之后，这个指数可以同GDP一样重要。卡内曼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

　　他们的问题是，如果GDP和民众幸福感之间没有关联，为什么政府还要致力于提高GDP？这也是经济学家参与此讨论的理由之一。在此之前，幸福指数研究大多只停留于心理学领域。

　　这一切都让邢占军认识到，幸福指数在中国还有更深的现实意义。在GDP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中国民众是否感到越来越幸福？政府在当年的决策，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至少，邢占军认为政府应该重视幸福指数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已经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地方政府应该从对GDP的盲目崇拜中醒悟过来，寻找新的路径。

　　而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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