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纳入幸福指数 各地方政府展开排名争夺(3)

　　幸福指数的价值

　　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单独的幸福指数并不具有价值。有比较，才有效果。

　　从2002年开始，邢占军每年都会测量一个幸福指数。五年以后，通过对比，他的研究结论是，当年发生的大事或者政府决策，对民众幸福感影响颇大。

　　比如，2003年的“非典”曾经让幸福指数下跌；2004年的“神五”发射成功则增强了人们的幸福感。2005年上半年的调查显示民众幸福指数达到了最高点，但2005年下半年，幸福指数却出现了滑落。这一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出了医改报告。邢占军分析，民生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幸福指数与它们不无关系。2006年上半年，幸福指数又呈上升趋势，则与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政策调整密切相关。

　　邢占军据此认为，幸福指数可以作为政府决策的参考依据——政府可以根据指数的变化来调整政策。

　　有评论因此呼吁，应该将幸福指数纳入政府的考核系统，以此杜绝一些官员对GDP的盲目崇拜。但这种呼声并未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乐正说，以目前的测量工具，无法将幸福指数的升降与政府的某项具体决策关联起来。他将幸福调查报告提交给市政府之后，也只是希望作为一种参考。他甚至没有将报告的内容公开给深圳市民。

　　虽然邢占军的山东常模，在幸福指数和政府决策之间建立了一定的关联度。但他仍然认为，除了政策和官员，幸福指数还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不宜纳入政绩考核。

　　事实上，目前国际上的趋势虽然越来越看重幸福指数的意义，但没有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发布指数。他们仍然以非官方的研究机构为主。

　　而在中国，地方政府正在展开新一轮的幸福指数大战。评论家们说，这有可能使幸福指数成为下一个“GDP崇拜”。

　　不过，幸福指数引起广泛关注，仍然使邢占军感到高兴。他的学术研究每进展一步，他对幸福的理解就越多。“那些看起来非常抽象的感觉，现在都还原成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好比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

　　附：

　　《个人幸福量表》是用来测量深圳居民个人幸福感的一套问卷。根据构成幸福感的三种感觉，即生活和事业的满足感、心态和情绪的愉悦感和人际与社会的和谐感，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测量深圳居民的幸福感。

　　A类指标：

　　涉及认知范畴的生活满意程度，包括生存状况满意度（如就业、收入、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和社会阶层）和生活质量满意度（如居住状况、医疗状况、教育状况、人身财产安全、交通出行、业余生活和家庭生活）。

　　B类指标：

　　涉及情感范畴的心态和情绪愉悦程度，包括精神紧张程度、心态以及幸福感的时空参照比较（如与过去的对比、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地区间的差异）。

　　C类指标：

　　指人际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包括对人际交往的满意程度、对“深圳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个人幸福与深圳发展之间的关系。

　　A、B、C三类指标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居民的综合幸福指数。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