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郑也夫质疑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本报记者马昌博

　　“直言者”还是“无耻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时下正被用这样的评价考量着。因为，他点名道姓地挑起了一个尖锐话题。

　　8月2日，郑也夫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题为《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

中国社科院》，一场风波由此而起。

　　文中，郑直言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不够格：“景天魁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一句话，他是二流学者。”

　　他觉得社科院学部委员的评选像“游戏”，而“它将使我们遭受海内外社会学同仁的耻笑”。郑也夫要求中国社科院向社会详述学部委员产生的程序。

　　在中国学术圈，公然质疑对方学术水平已属罕见，更何况被点名者还是新当选的学部委员———这一头衔被认为是中国社科院的最高学术荣誉。

　　一石激起千层浪。郑也夫文章的点击数很快突破3万。赞成者“对郑先生大胆直言深表敬意”，言说中国学术界“官大学问大”；而反对者则认为“大可不必把火烧向某个人，这样不厚道”，亦有人将过去一个网络旧帖“无耻当如郑也夫”贴了上去。

　　此后的一个多月中，郑也夫连续发文，依然坚持景天魁应挂出代表作接受学界评议，质疑学部委员评选办法。9月22日，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声称，最终的目的是要改变中国社科系统“扭曲的评价体制”。

　　“我就是我的标准”

　　记者：你依据什么认为景天魁是二流学者？

　　郑也夫：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过，谈过话。要判断一个人的水平高低有困难，但要看他够不够一流就容易多了。

　　记者：你看景天魁的著作多吗？

　　郑也夫：不是特别多。

　　记者：如果对他的学术情况不做全面了解就如此断言，是否太武断了？

　　郑也夫：我不认为了解一个人需要看他全部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最基本的知识，你说得离谱，就给你定局了。特别重要的是这里有参照系，还有别的研究者。

　　记者：“二流”显然涉及学术评价，但你没指出景在学术上有何问题。

　　郑也夫：社科文章不是算术题，算错了，结果肯定就不对，讲的是水准。

　　记者：你的这种评价似乎来自主观的感觉。

　　郑也夫：你要是一个劲说主观，我觉得这主观就含有一点贬义了。我们重视的是行内评价，我是个教授，行内都承认，我就是我的标准。好的论文要言人所未言，我没有见到景天魁在社会学上有过什么贡献。

　　记者：这句话是不是太绝对了？

　　郑也夫：这句话是绝对。好的著作就那么几个，别人会传播的，能直接间接听说过。但这么长时间了，我没有听说过景天魁的什么著作。

　　记者：你是以此来判断他是一个二流学者？

　　郑也夫：是。你是以看待(是否)剽窃一样来说这个事，(是否)剽窃是个硬指标，二流和一流不是硬指标，要靠学者自身的感觉。所以我还是说这个话，把景天魁的代表作都挂出来大家看……(自然就清楚了)

　　“你受伤害我很遗憾”

　　记者：通过主观判断，认为对方是二流学者，当学部委员不合格，你是否考虑过对他的伤害？

　　郑也夫：伤害是有可能发生的，你(指景天魁)受伤害我很遗憾，但是没办法，如果大家都考虑谁也别受伤，那我们的公共讨论就没有了。如果说得不对，我个人是要承担很大代价的。中国很多人不习惯公共舆论，在国外争吵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我们点名道姓提不同意见或者批评人家，就变得不正常了？

　　记者：现在你点名指对方，很容易形成先天性的大众支持，这样是否有些不公平？

　　郑也夫：就像明星一定会被别人议论一样，这是明星的代价，你站在这个位置上了。

　　记者：有人说你是捏软柿子？

　　郑也夫：我肯定捏软柿子，硬柿子说明学术水平高，我凭什么捏人家？

　　记者：有人质疑你本身的学术水平是否高到可以去从学术上指责景？

　　郑也夫：我高不高不重要，即使景天魁比郑也夫强，也没用，我照样可以质疑他的学部委员头衔，关键是不能让二流学者戴着这个桂冠。

　　记者：有人指责你的动机，你们之间是否有恩怨？

　　郑也夫：我对他的评价，如果最后非常多的学者都认同，那不管我跟他此前有没有个人恩怨，我都没有受恩怨的影响，我给他戴的帽子是公允的。

　　记者：那么到底有无个人恩怨呢？

　　郑也夫：说老实话，社会学所里面，跟我有个人恩怨的人是以前的其他所长，景天魁跟我没有个人恩怨。

　　记者：有人认为你是故意为之，通过贬低别人，来塑造自己的一种形象？

　　郑也夫：这个我不回答，让他们继续这么认为。

　　“学术单位不是私人作坊”

　　记者：你是想借景天魁批评这次学部委员评选有问题？

　　郑也夫：就是不透明。

　　记者：你不是中国社科院的人，何以知道不透明？

　　郑也夫：比如所里投票之后唱没唱票，我问了所里的人，有人说：“唱票了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他可是全程参与所里选举的，不透明由此可见。

　　记者：但是你还是没有更多的依据？

　　郑也夫：所谓透明，就是有的事情该见诸文字。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推选办法》中，学部委员要投票推荐，那么研究所内唱票不唱票就要写清楚，不能在桌面下。

　　《推选办法》上说，原来是227人，后来由推选小组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69个首批的候选人，200多人变成了69个，依据什么？最关键的恰恰最不明白，要害的都在桌面下。

　　记者：你认为这是不透明的核心表现？

　　郑也夫：当然还有，比如评委是谁？名单是要公布的，哪儿有评委不公布名单的？评选要负责任的，结果是不公布名单让一个抽象体的名词来负责任。

　　记者：社科院的学者也许知道评委是谁。

　　郑也夫：他们要是公开的话，为什么不写出来？他们私下念一遍吗？

　　记者：社科院说明，这只是他们自己选自己，如果景天魁是社会学所的的诸多学者选出来的话，也无可厚非。

　　郑也夫：如果景天魁在社会学所里投票就是第一，我对这件事情的批评就是另外一种。我继续认为他是二流，二流学者还能评上学部委员，说明这个所的评价能力太低了，或者私心太大了，要避免本单位评价系统的帮派把学术扭曲了。

　　记者：有声音认为这是中国社科院内部评选的，外人没必要多说？

　　郑也夫：学术界有通则，无论是评教授还是博士答辩，都要有外单位参加，不可以关起门来。为什么呢？为了透明度。学术的评定从来都是跨单位的，以这种方式来杜绝家天下。这次学部委员评选，至少应该征求学界的意见吧？但我没听说社会学学科这么小的圈子里征求谁的意见了。我们是学术单位，不是私人作坊。

　　“动机是对评价体制的积怨”

　　记者：在你看来，中国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核心弊端是什么？

　　郑也夫：最大的毛病是黑箱操作，就是制度不透明。

　　记者：是否因为你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中处于边缘才这么说？

　　郑也夫：能向中国社科评价制度开炮的人，可能是一直在这个评价系统里非常得势的人吗？当然是我这样的人。这次，我的动机是源自对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体制的积怨，要改变不合理的评价制度。

　　要解决透明问题，把被评人的论文都挂出来；再让投票人有限匿名，今天评了，以后可以解密，大家可以知道是谁投的票。

　　先从景天魁开始，然后是社科院其他的学部委员，只要社科院开了这个头，我的奋斗目标就差不多达到了——别的学术单位很容易效仿。有这样一个范例，但凡有争议的就挂出来。

　　我比较长远的目标是希望各单位评教授、博士生答辩，把论文都挂出来。这样我多年对中国社科评价不公正的思考和开出的药方就到位了。

　　记者：你做这事情，有什么好处呢？

　　郑也夫：我也不知道。

　　记者：你不怕得罪人吗？

　　郑也夫：你知道，我对社科评价系统是深恶痛绝到何种程度了。我非要整出个名堂来，做一个样板，以后大家都得挂。我并不认为中国社科院的学部委员评选制度是中国学术里面最不健全的，但是拿这个说事效果最好，因为这个事大家都知道。

　　记者：你是利用舆论制造压力？

　　郑也夫：我的目标就是把景天魁的论文挂出来，然后社科院的学部委员都挂出来，以后有学术争论就都挂出来，让学术机构之间互相透明，就是这个目标。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