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民康柏华自缢身亡

　　股民康柏华自缢身亡

　　“不托市”成为流行

　　中国股市让一些人赚到了钱。它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说服股民国家不能保证赚钱，以及自我约束国企上市圈钱欲望的过程。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近一年后，1991年7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1992年8月9日，深圳发行1992年度新股5亿股，在百万股民疯狂抢购新股认购表的同时，一些金融证券从业人员及公安、武警、保安人员竟也利令智昏，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营私舞弊。8月10日傍晚，一些人要求见市长并上街游行请愿，与公安干警发生冲突，其间多辆警车及民用车辆被砸坏烧毁，警方动用了高压水枪及催泪弹。后查实，在300个发售点中，有95个点受到群众举报，到12月10日，经查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

　　与深股暴市同创中国第一的是康柏华，他住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因忍受不了炒股亏损6449.55元，于1992年5月12日自缢身亡。

　　1995年2月23日，沪市国债期货突掀大风暴，一瞬间盈亏翻覆令人目瞪口呆，损失数以亿计，这就是著名的“327”国债期货违规事件，被称为“建国以来金融界最大丑闻”。

　　5月17日，中国暂停期货交易试点。“327”之祸首上海万国证券公司总裁管金生辞职，后以受贿29.4万元和挪用公款240万元被判17年徒刑。

　　熊了3年的股市，终于在1996年4月份牛了起来。在股市里，利率是大消息。中国央行在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降息，尽管严格保密，但股市却异常——降息前燥热，降息当日及其后却大冷——股民漂亮地玩了两回胜利大逃亡。其后股市盘旋上升，央行及

　　终于，中国股市值得记录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12月16日出来了，《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称：“他们众口一辞，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

　　当日，股价大跌，几乎全部跌到10%跌停底线。一时，“不托市”成为流行。

　　军警法禁商

　　郑州立起馒头办

　　经商成为改革开放最热，“十亿人民九亿商”。官员也不甘落后，昨天还是局长，今天就变总经理了。行政衙门作靠山，名流官员挂招牌，供产销运贸无所不搞，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条子遍天下——这等阵势，谁可与敌？

　　显然，这种官商不分政企不分必将贻害无穷。1984年7月17日，中国上层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干部与群众合办企业。1985年5月23日发出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禁令。1985年7月9日，上层重申党政机关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中央三令五申，可见事态严重。

　　军转民曾是改革的一条经验。1998年7月23日，中央召开军队打击走私会议，在会上除重申军队武警不得经商外，又把禁商的范围扩大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此举看似经济行为，实为政治决断。解决原来由军警法系统办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及其庞大资产并非易事，更难的是国家要拿出更多的皇粮来弥补原先由军警法公司提供的经费。严格说，军警法经商是走了一条弯路，现在要捋直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尽管中央上层在自我削权，但一些地方政府却舍不得印把子，时常还要挥挥手，威风八面。

　　郑州人民与全体北方人民一样喜欢馒头，郑州市政府还专门闹起个馒头办公室来为馒头服务。馒头办公室各级政府都有，蒸馒头是要办许可证的，在市里办要交1100元，区里要交1600元。官员们抢着为馒头服务，不幸抢急了眼。2001年3月2日，郑州市场畅销多年的郑荣牌馒头被二七区馒头办罚款，3月6日又被管城区罚款，而这郑荣馒头偏又是在市馒头办挂号的。报复很快来了，3月14日市馒头办在金水区正要查处一家馒头厂，区馒头办便赶来争抢，当街对骂……

　　还有更强硬的招儿。周余武曾任湖南嘉禾县委书记，在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中强力行政拆迁，拘捕拒拆公民，株连公职人员家属，抗拒新闻舆论，引起众怒。嘉禾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2004年6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湖南省对嘉禾珠泉商贸城项目中的违法违纪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周余武被免职。

　　如果全国有一半的县出了周余武，北京会有多少上访者？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多少地方的政绩成本？

　　另一位官员的反思或许对周余武有点提示，此人是前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2004年6月15日，刘方仁案开庭。在庭上，刘说，我现在非常后悔，曾经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我却不懂法，这是很大的问题。

　　刘所说的“懂法”，显然不应是狭义的精通法条，不是简单地以法条约束自己不贪污不受贿，而是以植于内心的法律意识和宪政精神去执政。为官一任，权倾一时，不仅要知道为官要干什么，要怎么干，更应该知道为官为什么要干，什么不能干。今日各级官员，其教育程度大大超过以往，博士硕士比比皆是。但其中，多是理工背景，又有多少是学法律或社会科学的？——前者注重的是技术是操作是执行，后者讲的是为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不与民争利，这是为官起码的禁忌。

　　民工潮一浪接一浪

　　大邱庄号称中国第一村

　　很长时间里，农民是中国的另类。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通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控制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但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来浪也没了，竟把城市淹了，农村包围了城市。

　　1988年，上海有流动人口140.8万人，广州117万人，北京111.9万人，天津110万人。1991年1月21日，当天抵达广州火车站的旅客达71万多人，这中间许多是外省民工。

　　真正把城乡差别缩小了的是农民自己。民工里出人才，比如东方集团的张宏伟，当年就是扛着铁锹进的城。如今你多大的来头弄不到钱，但张宏伟行，1998年3月30日一贷就是3000万，10年期低息，还是美元。

　　过去农人的悲剧是陈永贵，后来是禹作敏。

　　1992年12月13日，大邱庄一个公司的一名职员危福和因涉嫌贪污，被逼供殴打致死。12月15日晚，天津市公安局派员去调查，被村民拘禁13个小时。天津市长聂璧初大怒，亲令放人。于是调来武警，远远逼视，一时全国瞩目。事情闹到这份上就不好办了。1993年4月禹作敏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20年，再后死于刑内。

　　所有的发财都应在法律的底线内。1992年经济热，物价涨，百姓已不会再像1988年那样往家背肥皂扛咸盐了，而是拽住金融，以钱保值。一个叫沈太福的人看准了这一眼，他创办北京

　　但此后，非法集资却愈发张狂。从大权在握的金融官员到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从堂堂公司到民间标会，都奋勇杀入。其前后金额较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有，1991年10月的韩玉姬吉林宇全公司案，涉及金额3.6亿元；1994年7月的邓斌无锡新兴公司案，32亿元，后扯出王宝森陈希同案；1997年8月周明容案，2.8亿元；1998年李国法河南三星集团案，5.8亿元。

　　黄鸿年抖擞资本花枪

　　“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

　　开放，全球化，是中国人发财的一条新路。雷宇是较早的一个标志。他没往自己兜里装钱，但给许多海南人创造了发财机会，末了丢了官。

　　1983年，那时海南还没建省，属于广东的一个区，穷得很，财政吃补贴。国家给政策，让海南快些富起来，可以进口洋货自用。但用着用着，或者还没来得及用，洋车就跑出岛了。自1984年1月1日到1985年3月5日，海南共批准进口汽车89000多辆，已到货79000多辆，有10000多辆倒出岛外。海南区直属的94个单位，就有88个倒汽车，连学校幼儿园也奋勇当先。此外，海南还进口了大量的电视机、录像机、摩托车等。

　　钱从哪来？——海南非法从岛外购进外汇5.7亿美元，这是国家允许海南提留外汇的10倍。同时，进口洋玩艺儿的贷款累计达42.1亿元，比海南1984年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至案发时尚有21.1亿元未还。

　　海南出事后，雷宇降级到广东花县、增城等地任职，数年后官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1996年初，61岁的雷宇递交了辞职报告，他说：我太累了，退下来后不需要给我另行安排任何工作，我将好好读书，研究问题，并照顾我96岁的老母的起居，尽一点为子之责。

　　黄鸿年是另一个利用开放发财的人。黄是印尼著名华人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之次子，1980年代末，黄脱离家族自立门户，在港以中策公司为基地，伺机进入中国大陆。1992年，机会来了，中策公司开始大量收购国有企业，步骤大致如下：投入资金与国企合资，通过增资上项目等方式取得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将股权纳入海外控股公司名下，海外上市套现，实现滚动收购。

　　比如橡胶轮胎行业。两年间，中策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和杭州橡胶厂，注资分别是499.8万美元和1524.9万美元，将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以ADR方式增发新股，并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37亿美元。之后，又用所募资金收购了重庆、大连和银川等地的三个橡胶厂，资产规模大增，这5家企业有3家是中国轮胎行业的9大定点厂。黄鸿年最有名的是一揽子收购泉州全部37家国企，组建中侨公司。

　　与黄鸿年的收购相对应，“靓女先嫁”成为时尚口号。但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有不同看法：有些国企为争取优惠政策，热衷于搞合资。据对一些省市3万家合资企业评估，80%的中方企业丧失了90%的应得权益，国有资产流失近百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