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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胡因梦:李敖的羞辱是对我最好的磨练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09日17:21 新周刊

  她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第一美女,一直拍着“三厅电影”的文艺片;80年代她与才子李敖结婚,短短3个月的婚姻,带来的是此生再也摆脱不了的一个事实。

  胡因梦 台湾演员、作家与译者、“身心灵课程”引领讲师。20岁主演《云深不知处》。35岁之后,完全停止演艺工作,专事有关身心灵探究及翻译与写作,首度将克里希那穆提的思想引介到台湾,并致力于推动“新时代”的意识革命及生态环保等议题。

  文/陈艳涛

  2005年9月,李敖赴大陆展开“神州文化之旅”,引起两岸三地无数关注。2006年9月,胡因梦赴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进行为期14天的“内地心灵之旅”。时隔一年,这两个被恩怨情仇纠缠了二十几年的人,相继出现在北京。

  她曾经叫胡茵梦,是电影明星,是台湾第一美女,日复一日,拍着她并不喜欢,甚至嘲讽为“三厅电影”(演员只需出入于饭厅、

客厅、咖啡厅)的文艺片,与她合作的,是杨德昌、刘家昌等台湾电影史上如雷贯耳的大导演。15年间,她拍了40多部电影,回头看那些台湾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她觉得那就像是她的人生,全都让人哭笑不得。她唯一认可的,只有那部《海滩上的一天》。15年的演员生涯,对她而言,只是一场闹剧,唯一留下的,也许只是让无数人惊艳的她的美貌。

  当然,胡因梦走入众人的视线更多的是因为一场婚姻。上世纪80年代,她和才子李敖结婚。从与李敖见面的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将终生与他的名字捆绑在一起:他给她最美最生动的评价——那句经典的“又漂亮又漂泊、又迷人又迷茫、又优游又优秀、又伤感又性感、又不可理解又不可理喻”。也不厌其烦地,在他的电视节目里骂了她70集;她永远要回答关于他的问题。她演的所有戏加起来都没有这一出长达20年的戏精彩。她说他是她人生的最大转折,带给她种种强烈的震撼。几十年的恩怨情仇过后,再谈及这个男人,她淡淡一笑,说:“多年来,他这样不断地羞辱我,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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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周刊》:从上世纪“人文年代”至今,你最看重的东西这些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

  胡因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看重的是抗议民谣里面的歌词,以及对这个世界的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我自己在异性心里有没有魅力,有没有吸引力,以及我的自由度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多少新奇的事情可以探索和享受,很爱玩。可是到了33岁以后我的玩性全然没有了。

  后来我几乎闭关了20年,对物质享受、对服饰美貌都失去了兴趣,开始闷着头做研究工作,研究怎么样帮助人,我发现我对治疗十分有兴趣,所以对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医生有点遗憾。不过,我要是真的成为一名医生,就无法进行更为广泛的探索。现在我的角色还是十分的含混,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既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又是一个演讲家,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

  《新周刊》: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电影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你怎么评价与你同时代的那些女星?

  胡因梦:和其他女星我们在私下也会有些交往的,但是不密切。我跟张艾嘉比较接近,也蛮喜欢她。记得她得金马奖的那一年,我们在高雄庆祝,那时候大家吃宵夜喝了一点酒,我就搂着她对她说:“I always love you.”她非常的惊讶,还以为我有什么问题呢(笑)。林青霞早期可能比较会在乎你的穿着是否胜过她,但是她也有她的长处。比如她十分孝顺,还有她跟媒体的关系十分融洽,让人感受到她在人际关系处理上的一种成熟度。只是说她在私下较量心是比较强一点。林凤娇是非常和气非常和蔼可亲的,大概是因为阅历也比较多的缘故,对世间的种种有一种豁达的态度。要不然她也不可能和成龙持续这么久的婚姻。

  《新周刊》:你一直对自己对异性的魅力很有自信吗?

  胡因梦:我想年轻的时候是的。年轻的时候是很霸道的。走到街上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眼睛都吸引到我的身上,想尽办法做到。

  《新周刊》:你生命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

  胡因梦:最大的转折点就是跟李敖的婚姻,他真是我生命中最重点的人。我在二十六七岁跟李敖结婚,这场婚姻给我带来的东西非常强烈。我的传记也花了一万多字描述他。 从我现在的角度看他,我已经不会再有什么谴责的言词了,因为我在自己的身上已经看到所有这些的局限性,以及人性中不足的一面,对他有一个完全的谅解。可是在跟他对立的时候,他带给我的震撼太大了,因为我跟他打了3年的官司,他差一点让我因为无关的事情入狱。

  我在跟他打官司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朋友李祖原,他的妻子送给我一本书,叫《塞斯资料》,是她翻译的,书里有一句话,它说:你以为你发生的都是意外,你遭逢都是外面加给你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李敖在加害我,明明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官司,为什么要我卷进去?而且为了这个官司闹离婚,离婚的过程惊动所有的媒体,那时候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轰动事件。我不懂,我为什么会陷入到这样的命运里?可是这句话告诉我——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自编、自导、自演的。如果你没有一个因在里面,就不会有一个果呈现出来,你必须要在你内在的世界里找到你的因。

  我年轻的时候愤世嫉俗,看不惯太多的现象,包括人性,包括社会各种各样的现象。李敖就是我早期一个抒发的管道,他洞察到一些人性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他也洞察到腐败的教育的问题,他让很多年轻人得到一个内在的满足感,好像一个发泄的通道,让愤世嫉俗的能量有一个宣泄的通道。

  《新周刊》:你跟李敖的那段婚姻以后会影响到你对男人的评价吗?

  胡因梦:不会,我只把他当作一个独立个体来看。我不会混为一谈。其实对于男人的感觉,李敖没有影响我,真正影响我的是我的父亲和我的初恋。那才真正影响我对爱情和男人的态度。我父亲不在了,这使我对异性缺乏一种安全感,容易去寻找爸爸的影子,可是寻找到的人基本上都是挺麻烦的。我性格很强,一直不承认自己有这个问题,初恋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我接不到对方的音讯时那种瓦解的程度真是太恐怖了,可以到了真的不能做任何事情,这个太可怕了,我怎么那么脆弱呢?李敖倒没有再给我情感上任何的创伤,反而解决了我容易变成粉丝的一种心态。

  《新周刊》:相对于李敖描述你时的刻薄,你对他的描述更冷静也更客观,你觉得这个是因为男女之别还是因为——他是李敖?

  胡因梦:我觉得刻薄或者强悍的背后,都有很深的脆弱。我认为能够理性地看待别人,也许比较刻薄。我希望活出一个真正的力量,而不是表象的强势。我能够客观、冷静,并不是代表我强势,而是我懂得跟自己的脆弱共处。他多年来这样不断羞辱我,实际上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当你没有任何面子问题的时候,就什么都不怕了,也不会再去逞强好胜,或以成败来论事情。那些所有从前一直很在乎的东西都没了,我就觉得内里的力量才能慢慢发展出来。 我的传记在台湾出版之后,他在媒体上发表了很多意见,说我记性不好。我自信我内在的记忆力是很惊人的。只是我觉得人生根本就是一个罗生门,每一个人看问题都有一个角度,我只能呈现我自己的角度,读者自己来判断。

  《新周刊》:什么时候从胡茵梦改为胡因梦?这是不是代表一种生活状态或者心态的改变?

  胡因梦:十几年前吧,当我决定放弃演艺事业的时候就已经改了。这是一种心态的改变。过多的草字头代表的还是一个比较花哨的世界吧,从这时起,要回归到对于一些因的探索,是什么原因做了一场梦,要把这个原因找到,这个梦才醒。一个草字头的变化,代表我自己改变了很多。

  《新周刊》:相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来说,作家的生活是不是寂寞了很多?

  胡因梦:作家非常寂寞,翻译更寂寞,翻译你也得不到什么掌声,作品也不是你的荣耀,而是别人的荣耀,是别人的工具。但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从站在舞台上的一种强调自我的光荣,象征一个身份,下了舞台之后,把这个光稍微隐匿一下,然后进入到一个沉潜的世界里头去,是很不同的一种生活方式,可是你不经过这样一种淡于尘世过程的话,就很难把过去的一些习性改变。过去总是习惯做别人注目的中心,然后,总是要光鲜亮丽,这是一个物化的景象,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物,在呈现。

  《新周刊》:那个时候你还会关注李敖的动态吗?

  胡因梦:不会,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大兴趣了。他在节目里骂我,也都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我才知道他这一骂就骂了70集。我这么值得他骂吗?我自己看了一两集吧,看看他到底在讲什么,我大致知道了就不想再看了。

  《新周刊》:你的自传写得很坦率,现实中你本来就是这样很坦率的一个人吗?

  胡因梦:是,我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还在演艺圈就是这样的。我写自传并不是哗众取宠得到别人的某种注意,然后我可以以此来获取某些利益。而是因为我觉得生命是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人看的,这是我价值观的不同,我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人家认定的丑陋,比如说中国人认为“性”这个事情丑陋,为什么大家觉得丑陋,但都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早期的中国人对谈个恋爱都觉得见不得人?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不懂。以往在演电影时,我的特质就是我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不可以公开?记者问我我就讲啊,但他们报道里面往往有一种暧昧、丑陋的暗示。我很坦率地说,但他们要很暧昧地写,这个跟我价值观太不一样了。

  《新周刊》:2005年,李敖来大陆,引起媒体很大反响,但同时似乎大家也对他稍稍有一些失望,觉得他不再是那个总有惊人之语的李敖,平和了许多。你觉得是因为他老了还是因为他是在大陆?

  胡因梦:听说有人建议他温和一些,他听取了这些意见。当然,年龄和性格也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他有小孩子以后,小孩子会磨他,他能够跟他现在的妻子相处这么久,也势必是经过了一番磨练的。以他早期的性格,他是根本不可能和任何女人相处这么久的,所以周遭人对他的磨练,必然会造成他性格的改变。

  《新周刊》:不管你喜不喜欢,此生你的名字可能都永远会和李敖连在一起了,你对此是什么感受?

  胡因梦:我不会感到奇怪的,有很多人给我讲我和他的因果。按照因果的说法的话,我们就必然会达到这么一个结果和延续。那么就是只能妥当地处理了。免得再次结怨。但是在妥当处理当中,我又不得不说实话。

  同样,我看着他在节目里不厌其烦地骂我,我的感情非常复杂。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很深的恐惧,在预防着什么。我对他这种很深的恐惧也确实有一种怜悯在里面。觉得这么多年以来他都没有真正深层次地去面对他的恐惧。

  《新周刊》:你们后来就再也没有对话了吗?

  胡因梦:我那次就在路上碰到他的,那时候我穿了一件长的风衣,戴了墨镜。因为他爱看美女,就一直盯着我看。快要走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是我,他的第一反应是很真实的——他很高兴看到我,其实当时他正在骂我。(笑)但是在路上碰见的时候,就完全是两回事。所以,就在那一瞬间,我对他的怨恨突然就瓦解了。然后我就走过去,握着他的手,突然感觉到还是有一些情感在心里的。我就过去抱着他,抚摸他的后脊,安抚他。抱了一段时间,他突然觉得我抚摸他的手势有点——怎么说呢,就是在感觉上面,我想他会觉得是我强过他,以他的解读,他肯定是会以为我在暗示我强过他,因为似乎有一种母性的、对待小孩的感觉。于是他推开我,说:“记者会看到。”然后我就跟他讲:其实我写传记,也没什么太大道理,也有点无聊。我当时的意思,其实也是一种释放,想表达我的友谊。那时我的传记刚刚出来,而他也正在回击我。所以就在我一释放出这个友谊的表现之后,我的眼眶就红了,但他觉得当时可能有记者看着,就还算跟我打个招呼问个好这样的。没想到那天以后,他就开始讲我在向他忏悔(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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