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柏杨：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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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2日12:00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 |||||||||
  9月17日，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和夫人张香华在台北县新店的家中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 中新社发 董会峰 摄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本报记者 师 欣 86岁的柏杨(blog)宣布封笔。他最后的作品是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柏杨曰》作的序，在序的结尾，他说“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廉颇老矣，风骨依稀。 他的话语曾经犀利如刀，《丑陋的中国人》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让中华人(柏杨
不过，电话一边传来的声音终于垂垂老矣。今日的柏杨久卧病榻，常昏睡整日方能清醒，但他口中说的依然是反思，只是比起20年前的痛快淋漓、剑拔弩张，已平和了许多。 2006年9月中，柏杨授权《南方周末》进行封山采访，当是对大陆读者的一个交待，也算是告别。 游击战士 “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舔伤也不是都能舔到的，但，我还要飞。” ——柏杨 “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的人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这样总结柏杨。“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过蒋介石，后来又在蒋经国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会，却也没有使用传统表达诉求的政治语言，而多是从人文角度，站在边缘。 采访中，他的夫人张香华曾反复强调：“柏杨没有政治立场，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我支持什么？他不会再加入国民党，也不会加入民进党。他属于游击队，对写作能卖钱营生已经很满意了。” 但柏杨的“游击”，要到去台湾以后才日渐显眼，而他与政治的瓜葛却还未结束——他高中未毕业就进入武汉“战干团”(国民政府为阻截奔向陕北的青年潮所设立的收容机构)，在此加入国民党，第一次见蒋介石，兴奋得甚至“忘记举枪”；其后，顾不上媒妁之约的妻子，来到重庆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受训；在重庆他结识了第二位妻子，并有了孩子；但他未多享家庭温暖，就辗转去了东北，最后跟着国民党败退的路线一路到了台湾…… 对这些，柏杨都有解释，比如投考战干团，是为了逃避继母毒手，也是逃避没有初中文凭却“混”入高中的尴尬；至于初见蒋介石的失态，则是因为想着可以对乡亲夸口说见过领袖；到重庆是因为时局大乱；而他对最终去台湾的说明最堂皇——“他们要把一切交给党安排。奇怪，自己的一切为什么要交给党？自由是我的文化，生命的情调”。 但初到台湾，他的自由还局限于老友聂华苓记忆中的灵光一现、嬉笑怒骂。他对社会反思的表达隐晦得多，多是些反映生活艰辛、理想失败、爱情幻灭的小说。 这样的表现，与他身在救国团，任“中国青年写作会的总干事”的身份颇有差异。救国团是蒋经国创立，柏杨当然是太子门下。所以，虽能远远欣赏，聂华苓其时对柏杨也还有自然的“畏惧”。 救国团差事，对柏杨来说最重要的或许是让他终于告别了多年的疾苦——1948年，饿得发昏的柏杨曾在街头大骂自己“无能”。只是为了追求第四任妻子倪明华，柏杨才放弃了工作和原先的家庭，为养家糊口，以“柏杨”之名进行杂文创作。 写杂文那些年，他生活安定，家庭美满，女儿佳佳的出生又平增亲情慰藉。而他的杂文也渐露锋芒，针砭时弊，并拥有了相当数量的读者。不过，他却在不经意间被政治撞了一下，而且这一撞突然且致命。 为贴补家用，柏杨兼职给《中华日报》家庭版翻译“大力水手”漫画。有一个主题是父子二人流浪到一个小岛，竞选总统，发表演说。其中“Fellows”一词，被柏杨幽默地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说法其实常见于蒋介石发言中对民众的称呼，在那个年代，总会惹人联想。1968年3月7日，他终于被冠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而入狱，稍后又追加了“共党间谍”的罪名。 不过，直至判决之前，柏杨依然心存希望。“开始，我以为只是一场误会，他们可能做事太积极、抓错了人。”他更没有想到会因言获罪。当时，他曾告诉倪明华：“蒋主任(即蒋经国)是热情忠厚之人，是非必明。” 然而，柏杨的幻想终于逐步幻灭了。最悲惨的时候，他甚至尝试了自诬、悔过、接受诱供。前前后后，他在监狱总共度过了9年26天。 柏杨表示，“入狱那天我真是跟国民党划清界限，绝望了。”然而，他对社会的抨击却是经历了狱中的煎熬之后才真正猛烈起来。从自由人走入监狱，再从监狱获得自由后，柏杨对政治、人性等有了丰富的参透和领悟。 出狱后，人生再一次归零的柏杨身上的“政治”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他锋芒毕现，甚至就两岸关系、民主、自由等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他也一再强调：“我本身没有丝毫政治欲望，只希望在文化上作一点贡献，可是，政治牢使我感染上政治气氛，有时被问到政治问题，我就据实回答。” 老天真 丑陋的中国人，其实就是一句话，这是一种态度和宣言，被柏杨喊出来。——陈晓明 柏杨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天真是一种动力》。这份对“天真”的认知来自被关押的记忆。 “在军法处看守所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种田的老农们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说：‘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他们梦想什么民主！’” 柏杨老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常常抱怨社会混乱，柏老却能永葆信心。因为他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有时候比我们年轻人还乐观。” 从小说到杂文而入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以十年为单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创作阶段，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柏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国民性的反思也变得逐渐深刻起来。 柏杨觉得自己的小说与杂文有同等的成绩。他的小说常写生活艰辛，希望读者读了去想，“主角为什么会这么受苦”。但读者的反应往往只是觉得难过，这让柏杨觉得很受伤。 本是诗人的柏杨夫人张香华直言，“柏杨不适合写小说”。在她看来，柏杨的张力，批判精神更多还是通过杂文来体现。 牢狱，让柏杨的天真有了大爆发。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大陆的读者一下知道了柏杨。“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一条虫”；“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当年都被称作思想的酵母。“他是一个斗士型人物，语言带有挑战性和攻击性。”同心出版社的谢玺璋强调对柏杨认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所谓壮怀激烈的情感。 这种观念的成型当然不是一蹴而就。“我走出了最初女人和婚姻等风花雪月的题材，走进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最后，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我把它譬作‘酱缸’，但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酱缸竟有那么大的腐蚀力。” 时代变了，谢玺璋多年后重读又有了新的感悟：“柏杨给我的感觉很难摆脱那个时代，那个反对独裁大体制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过度夸张了文化的作用，而且看文化角度过于绝对。” 柏杨还以另外的方式对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回答——那就是历史和人权教育。 入狱是一个转折点，单调的牢狱生活，使柏杨不再有丰富的讯息加以指点评论，能看到的报纸有限，但是史书是一个例外。 在牢房里，柏杨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上，在狭小天地里开始抒写“小民的历史”。这期间，他高产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等四本著作。 很多人都认为柏杨转向历史研究，是不得已的选择，柏杨却不同意。“我逐渐发现中国的历史太久，文化绵延太久，一切的病态，一切的阴暗面，现代人固然要负责，但要追溯它的根源，似乎应在文化上作更深入的检讨。所以我改研究历史，从历史中去探讨我们的根，哪些是优秀的，哪些不是优秀的。” 犹如医生指出病症，柏杨也在多年思考后得出了药方，“我曾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沉淀、腐化力极强的酱缸……现在，再度整理史籍，我更发现中国文化的基因里，一开始就缺少人权思想，从没有人权素养。” “要改变中华民族的气质，绝不能仰仗‘大人物’动手，应先由‘小人民’做起。”显然，对于柏杨来说，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成人权素养，那就还是有丑陋之处的。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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