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将靠制度获取底层声音 保障弱势成为重点

　　社会体制改革帷幕徐徐拉开 四机制促进社会利益协调 人大、政协、媒体等机构将被要求更多反映民情 农民正当的组织将被宽容对待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实 习生 刘宇翔

　　昨天结束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显示，这个有着7000万党员的世界最大的执政党，正准备以一系列崭新的机制，倾听和协调不同利益阶层，尤其是弱势一方的利益诉求，以化解社会矛盾，维系民心。

　　此次由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参加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进行了为期四天的闭门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官方媒体称，这是中国25年来首次就社会问题召开中央全会。

　　其中引人瞩目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28年后，社会阶层愈加复杂之际，着手拓宽和疏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渠道，这被认为是中共在社会转型期夯实执政基础的必要手段。

　　中央党校的权威分析人士称，执政党要让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平等地拥有利益表达渠道，并在他们的利益诉求中找到结合点。

　　该分析人士说，除传统的信访渠道外，人大、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媒体等部门作为利益表达渠道的作用会进一步发挥。同时，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将通过多种手段广泛收集民意。

　　上述措施亦被视为社会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继

　　四机制促社会利益协调

　　众多政情观察家认为，六中全会过后，中国将着手建立完善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包含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疏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基本利益的保障机制。

　　中国28年前推行的改革开放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内部开始出现分层，新利益阶层不断增生。1988年，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也提出，“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然而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和渠道却有限，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说，“各阶层的利益要求要顺畅反映，否则不满会越积越多。”中国领导人也警告说，现在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现期”。

　　中国现有的公众利益诉求渠道主要是信访，但青连斌说，有些地方官员为了突出政绩，显示安定，往往对信访设置限制，导致信访渠道不畅。

　　权威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共产党正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手段则是上述四个机制的创建。

　　利益表达机制被认为是最容易建立，也是最急迫需要的，借此可以先做到“下情上达”。严书翰说，除传统信访渠道外，人大、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媒体等将肯定会发挥更大作用。

　　“人大和政协表达民众利益诉求不能仅仅是在‘两会’期间，而要经常起作用。”严说，“比如现在提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常任制。”

　　媒体渠道亦被重视起来，据悉，“要把反映人民群众的诉求当成媒体一个不可缺少的职责”、“要实事求是地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进行报道”已被决策层认可。

　　诸如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和其它民间组织亦是重要渠道，“在农村，比较典型的是一些专业经济组织，比如苹果协会等，以协会的形式，向政府表达要求；还有就是农民工的工会。”

　　严书翰说，拓宽利益表达渠道不是在政府机构中增设机构，而是充分利用现有渠道并鼓励民间正当组织的成长。

　　利益疏导机制和利益调节机制则主要由政府主导，最明显的是此前各部委多次联手出击，对

　　严说，上述两个机制中，各级的执政骨干应发挥更大作用，“过去地方主要领导人把精力都放在抓经济建设上，在群众需要协调和疏导利益的时候，过问的少。现在，应该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着眼点。”

　　基本利益的保障机制则将主要围绕诸如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保证生存权的措施进行。

　　上述分析人士称，除被动地接受利益表达，执政党亦会主动收集民意，“党政机关设置了很多调研机构，应主动了解老百姓的利益诉求。”青连斌说，目前上述部门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但很多都石沉大海，造成了浪费。

　　他提出，中国众多的学术机构做了大量民意调查，这方面资源应共享。

　　保障弱势阶层诉求是重点

　　分析人士说，此次提出拓宽民众利益诉求渠道，一方面是平等针对中国各利益阶层，同时在客观上亦有偏重。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要看到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差别，他们的利益无论从表达、协调、疏通还是保障方面都存在着不公平。”严说，“我们要疏通利益表达机制，重点会是比较弱势的群体。”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曾举例说，早在1990年代，一些房地产商便赞助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也更多地受强势阶层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强势阶层的主张。

　　“比如现在的私营企业主，很多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有些还在基层政权担任职务，政府部门也非常注意去听他们的意见。”青连斌说。

　　相比之下，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却不畅，失地农民“没人可找”的情况比较严重，至于诸如农民工等外来人员在某种程度上则处于无制度性支持的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的调查显示，“集体上访”往往被下层市民认为是可以“向上面反映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中国近年频发农民工跳楼讨薪事件，这种以命相搏的方式显示弱势阶层在表达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状态，而急需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被认为是社会必要的安全阀和下层不满情绪的泄洪装置。

　　严说，更多的利益表达渠道将更直接地反映各阶层的诉求，不过执政党要在弱势阶层和强势阶层的利益诉求上找到“最合理的边界”。

　　社会体制改革加速

　　除去具体意义，分析人士说，此次强调的利益协调机制，“非常直接地跟社会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

　　严书翰说，以前包括中共十三大、十五大都提到过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等等，但没有像最近是从社会管理体制层面上解决。

　　“之前大家主要关心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关心党政体制、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但是其实中国最滞后的是社会体制改革。”严说。

　　“我们原来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根本没有办法覆盖一些社会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把目光转向六中全会后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

　　这位中共资深社会主义理论专家说，之前很多以为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其实是经济转型以后，没有一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育的社会体制。中共最高领导人亦曾多次提出，要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取得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贫富差距，资源紧张，环境破坏，教育、医疗、社保体系不健全等社会矛盾也十分突出。同样，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4年来亦在社会矛盾处理上用力多多。而此次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亦是着力点之一，力图为解决矛盾提供更多民意基础。

　　“作为执政党来说，这无疑是必须战胜的考验。”严说。

　　此次六中全会确立的建设和谐社会相关政策，将为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再开新局。“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现在新的提法是要‘保障公平’。”青连斌说。

　　至于上述四个机制，严说，在中央政策统一指导下，各地方将会随之出台各自的细化政策。

　　相关专题：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