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怀着敬畏写《长征》

　　专访

　　王树增：怀着敬畏写《长征》

　　□ 本报记者 张万新

　　见习记者 颜炼军

　　王树增的《1901年》、《远东朝鲜战争》开创了中国历史纪实文学新的写作范式，莫言曾评价《远东朝鲜战争》：像外国作家写的。最近，王树增的新作《长征》问世。这本书是70年以来，被认为是展现长征这一伟大历史壮举最全面的作品。《财经时报》为此专访了王树增。

　　超越党史军史写长征

　　《财经时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想到写长征这段历史？

　　王树增：有两个动力。首先，在我的写作计划中，有一个革命史三部曲，第一部是《远东朝鲜战争》，已经写完了。第二部就是《长征》，接下来还要写《解放战争》。我在世纪初看到了《人类1000年》一书，发现这么多年来中国对长征的叙述一直停留在党史、军史的层面上，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人类学层面为读者写一部生动而深刻的《长征》呢？

　　《财经时报》：据说你在写作过程中，翻阅了大量的作战地图，寻找当年的感觉和线索，是这样吗？

　　王树增：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停地迂回，即使同一个地方，几天内可能要走好几回。我不允许书中出现的地名有差错，每个地名必须准确，所以地图是必须的。凡是我写到的路线和地方，写作之前我都在地图上标出过。有时候某一个村庄的名字，地图上实在找不到，我也得知道它在地图上的大致位置。关于行军和作战，没有方向感，就没法写。你不知道战场上敌我之间的距离、地势，不知道包围圈的范围，不知道突破口在哪个方向，怎么能写好？我见过很多写长征的作品，在这方面很薄弱。应该对读者负责。读者的眼光是雪亮的，好不好看，阅读愉快不愉快，好读者看几行就看出来了。所以，在读者面前，作家应该是战战兢兢的，要敬畏读者。

　　认识历史的心路历程

　　《财经时报》：国内外写长征的著作中，哪些你印象比较深？

　　王树增：《外国人笔下的中国红军》，这是一本集子，其中收入了很多长短不一的文章。外国记者写长征的笔触和我们不一样，他有时可能完全不写长征的过程，而去写红军的笔记本，红军的厨房，他们眼中的长征是活生生的长征，而不像我们，只能看到闪闪的红星，这本书对我在写作中营造氛围非常有用。

　　《财经时报》：这种重大题材的书，审读过程是不是比较复杂？

　　王树增：是的，要走出版社、新闻出版署、总政宣传部、军事科学院的整个过程。军科院的专家审稿严格而细致，史实的错误、观点的错误、乃至行文的错误他们均能一一指出，他们都是很有学识的人。

　　《财经时报》：那么在《长征》中，你提供的新知是什么？

　　王树增：我想努力提供的，是认识历史的一个心路历程。我期望这种心路历程能够恰如其分地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被忽视的红二十五军

　　《财经时报》：红军的电报是从哪里找来的？

　　王树增：大部分公开了，有些仍是内部的。这些电报对于普通读者没有用，只有记述历史的人将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解读其意义或价值。

　　《财经时报》：有人说，《长征》是迄今写得最全面的一本同类题材的书，全面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树增：应该说是关于长征的文学作品中写得最全面的。以往写长征，大多只写一年时间，1934年10月到1935年10月。但其实是两年，现在纠正过来了。所以2006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去年《北京青年报》已开始纪念长征胜利，就是因为对史实不清晰，后来他们将报上的纪念文章集结出书时改成“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这样的题目之所以出现，也许就是因为过去对长征并不全面的记叙影响了许多读者，甚至是今天的作者。我在书中写了，长征不是一支部队单独完成的，是多支红军共同完成的。以前的很多记述往往认为红一方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长征就结束了。实际上，红一方军八千多人到达陕北的时候，还有五万多红军在路上呢。路上的红军经历更加曲折艰难。还有，很少有人写到红二十五军，他们先于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红二十五军非常英勇，所以我用相当多的篇幅写了这支红军。这在我所看到的关于长征的文学作品中是从未有过的。长征的结束是三支红军在甘肃会合，而不是陕北，回到陕北是后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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