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民工留守家属生存状态调查

　　作者：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团队：苏林森 廖祖君 焦德武 刘宗敏 指导老师：刘茂才

　　《四川民工留守家属生存状态调查》报告

　　一、 调查的背景、意义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今天，农民工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力军。近日在央视热放的电视连续剧《民工》，使社会大众的视线再次聚焦到农民工身上。

　　据统计，到2004年，中国的民工总数已经超过了一亿两千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民工潮”。四川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大省，也是劳务输出的大省，劳务“川军”名满天下。2004年四川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输出,共计1490万人。

　　目前媒体舆论、政府官员和学者多在关注民工艰苦和边缘化的生存状态，而对于更多的滞留在农村的民工家人却关注不够。随着大量劳动力外出，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使许多农村成了“空壳村”，农村生产生活靠的是“38、61、99部队”，这就是目前农村状况的写照。而民工留守家属们在生产、生活、情感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生存状态却至今缺乏足够的反映，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调查。

　　本报告则是受《南风窗》杂志的委托对此问题进行的调查，以此填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空白。

　　本次调查受南风窗杂志2005年“调研中国”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的资助，我们在四川农村进行了“四川民工留守家属生存状态调查”，本报告即此次调查所得。调查得到了南风窗杂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专家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二、 调查地点

　　四川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和民工输出大省，虽然每个县都有很多外出打工的农民，但最具代表性的是仁寿县，于是我们选择该县作为调查点。仁寿县是四川省人口第一大县，也是典型的盆周丘陵县——人口大县(157万人口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近40万)、农业大县(农业比重？)、工业小县(工业比重？)、财政穷县(？年县级财政收入？元)。仁寿县可以作为四川丘陵地区的一个缩影和典型代表，所以本次调查选取仁寿县进行实地调研。仁寿建县于隋开皇十八年，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现隶属四川省眉山市，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距成都90公里，距眉山38公里，幅员面积2606.3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9.23万公顷， 110个乡镇，1109个行政村，总人口约157万，是四川省对外劳务输出规模最大的县之一。县内交通发达，公路纵横交错。纵有213国道，北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南通乐山、自贡；横有106省道，西接成昆线、成乐高速、成雅高速，东连成渝铁路、成渝高速；还有直通资阳、资中和威远的省县四通八达的公路网，仁寿历来是，有着“枇杷之乡”的美称，也是国家的商品粮、优质棉、瘦肉型猪、水稻制种的产业的基地县，是全国十二大粮仓县之一。

　　三、 调查方法

　　调查采取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对调查区域内民工留守家属生存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民工留守家属的现状进行的评估，并从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相关部门的行政提供参考。为此，本课题采取如下研究方法：

　　(1)访谈调查。对50户村民进行了入户访谈，抽取的调查样本覆盖农村民工家属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家庭角色，符合随机抽样要求。完成访谈报告？份。

　　(2)抽样问卷调查。对仁寿县的全部民工留守家庭按照乡镇和村两层进行按人口比例概率抽样方法(PPS)抽样，最终抽取20个村，每村15户，对300户调查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97份)。

　　(3)所有问卷资料运用计算机软件stata8.0进行统计分析。

　　四、 调查发现

　　1、基本情况：

　　u 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外出打工者的平均年龄32岁(N=532)，其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56.20%，其次是小学文化，占27.26%。

　　u 打工地点：在547个有效回答中， 172人(占31%)目前在四川省内，这又以省会成都为主。其次是广东，有164人，占30%。

　　u 打工从事的行业：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占84%。主要集中在建筑业(22.18%)和制造业(24.06%)等相对艰苦的行业。

　　u 平均打工6.3年。

　　u 平均每年打工收入2863元。

　　u 留守家属平均种田、地3.5亩。

　　u 留守家属的农业收入平均一年每户是2457元。生产支出1172.7元，生活支出是每户2895元，平均每户每年用于教育的支出是1449元，文化支出是135元(其中大部分是有线电视费)，其他方面的支出是216元(主要是人情往来)。

　　u 292个回答者有53.58%的人认为他们的村经济状况一般。

　　u 在297份有效问卷中，家庭中有留守老人的234人，占78.79%。

　　民工家属的家庭设施是比较简陋的，大约有一半的家庭拥有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电话中的至少一种，而在296户有效答案中，只有3户有空调，没有家庭拥有电脑。另外拥有冰箱、洗衣机或摩托车的家庭也很少，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家庭有其中的一种。

　　2、 留守夫(妻)

　　有夫妻双方有一方外出的89户，占29.97% (N=297)，这些“留守夫(妻)”除了要照顾孩子、老人，烦琐的家务和沉重的农业生产以外，还要承受着难以煎熬的天隔一方的感情的沙漠，夫妻分离引发的婚姻的危机。他们在家维持家庭的同时，殊不知，家已经越来越不像个家了。

　　3、 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的175人，占58.92%，这些留守儿童绝大多数由爷爷奶奶带着，父母不在身边，隔代监管给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性格都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调查中发现，相对于其他孩子，这些孩子的行为方式更为恶劣，甚至出现了杀人等恶性事故，他们受到的监管也较差，访谈中发现了几个被水溺死的孩子。但是与其同时，政府部门，甚至就是这些外出打工的父母、亲戚也没有意识到——即时意识到也无可奈何，对于这些孩子，没有给予特殊的关怀。

　　4、 留守老人

　　u 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较差，劳动强度较大。靠打工“致富”的子女并没有提供给父母充足的经济支持以至于大部分老人还要劳动来维持生计。子女外出打工不但没能明显的改善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反而往往间接的加重了老人的劳动强度。

　　u 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还存在着“生不起病，拿不起药”的现象，子女一般在父母重病时才给予资金上帮助。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并未因子女收入增加而得到改善，反而在生病时得不到儿女的照料。

　　u 留守老人的娱乐活动过于单调。除了看电视、聊天、赶集外就没有消遣的办法了。绝大多数的老年活动室功能已经退化，大多数乡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实际活动的老年协会。

　　u 留守老人的情感生活堪忧。外出子女很少和父母沟通，打电话回来更多的话题也是留守在家的小孩。留守在家的小孩在较大程度上还无法缓解老人的孤独。

　　五、 政策建议

　　1. 改革户籍制度等，打破城乡制度分割的局面，并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补贴制度等制度的完善和创新，创造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制度基础，改变传统劳动力转移方式。城乡二元化的制度体系是进城务工农民不能得到“市民待遇”、“国民待遇”的总病根，由此带来民工的迁徙权、劳动保障权、居住权、子女教育权等合法权益遭到漠视和侵犯。城乡分割的体制必须彻底打破，让进入城市的农民实现身份和职业的转变。应降低农民工和其家属进入城市和城市居住的经济成本，促进民工由个体转移方式向家庭转移方式转变，由季节性转移方式向永久性转移方式转变。也就是说创造新的政策环境来促使民工留守家属数量的减少，让尽可能多的进城民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2.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目前而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跨区域的特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偏好“东南飞”。比如仁寿县全年外出务工的共30万余人，而就地转移仅13万人。这是由比较利益所决定的，沿海地区较多的工作岗位和较高的经济收入吸引了西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也导致了留守家属问题的产生。应该看到：本地非农产业对农村劳动力独特的吸引力，如本地文化的同一性、进入城镇的低成本和打工与务农的兼顾性等。如果县域经济和乡镇经济能得到好的发展，那么应当能够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完成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这不仅能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工兼顾农业生产和留守家属生活，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3.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缓解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制发展到今天逐渐失去效率，分散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风险也越来越大，于是更多的人进入城市寻求收入更高、风险更小的工作岗位，这就形成了民工潮。到现在农村青壮年流失到城市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目前已经到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民应对市场风险的关键时候。为此应当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产业化经营道路，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只有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才可能留住青壮年在农村发展。

　　4. 创新我国土地经营制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农村劳动力质量下降，土地由农村中老年人经营，边际产出下降，甚至还存在土地抛荒的情况。然而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的土地产权不完整，只有承包权、经营权而没有所有权。再加之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全，土地流转的效率很低，土地无法通过市场手段自动配置到种养殖大户和业主手中。土地的规模效益和比较效益无法发挥，甚至存在土地利用补充分情况。所以应当创新土地经营制度，让土地在安全线内自由配置，既有利于农民到城市务工，缓解留守家属的劳动强度，也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5. 建立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妥善解决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建立完善成熟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是我国农村养老的未来趋势。随着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农村居民传统观念的谈化，以及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化，家庭的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化。为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必将还要采取一系列的弱化家庭保障功能的措施。如果不及时地、逐渐地建立起现代的养老保险体制，农民老了之后生活将没有保障，国民经济的最终发展也将受到阻碍。所以，我国农村最终也应当建立起类似城市的完善的养老保险体制，这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得到验证。民工留守家属应该成为农村养老保险体系首先发展的对象，因为留守老人的子女相对说来有较高的现金收入，而且有更迫切的养老需求。

　　6. 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农村老年协会等农村民间组织。以老年协会为例：现在农村里所谓的老年协会更多的时候都只是一个牌子，并没有真正的发挥作用。少数的老年协会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老年协会有几个作用：一是为农村老人提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比如表演节目、群众健身活动等；二是为农村老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如帮助老人向子女索要赡养权。

　　7. 提高农村学校教育质量。由于父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儿童在家里受到的教育质量较差。农村留守儿童大多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监管，老人们不仅文化素质较差无法起到辅导孩子学习的作用，而且老人们还要负责家里的农业生产往往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管教孩子。另外，很多留守老人由于与孩子是隔代的关系容易在生活学习上纵容。因而只有在学校加强对小孩的管理，特别是要对留守儿童倾注更多的精力。具体说来学校方面应加强与留守儿童父母、监管人的联系和沟通，多开学生家长会，多从学习和生活上面关心他们。

　　8. 降低外出务工人员回家探亲的成本，创造民工家庭情感交流的机会。不少民工几年才回一次家，更多的民工一年也仅回家一两次，和家人相处和交流的机会很少。有的家庭甚至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夫妻反目成仇、父子关系破裂……民工不能经常回家的原因在与回家的成本太高。在农忙时期，在城市里是工作时期，即是不考虑高昂路费，回家也面临这被炒鱿鱼的难题；在春节时候，城市也放假，但又遇到春运路费暴涨。就是这样那样的因素形成了阻碍民工回家探亲的高额成本。依照劳动法，农民工应与城镇职工一样享受探情亲待遇。为此，应当在城市部门里给予民工专门的探亲假期，在春运期间针对民工应该进行车费优惠。

　　分报告一

　　留守夫(妻)：徘徊在情感的沙漠和生活的泥潭中

　　在农村夫妻中，一方外出打工而另外一方留在农村的就被称为“留守丈夫(妻子)”。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在我们300份问卷调查中的297份有效问卷中，有留守夫或妻的只有89户，占有效问卷的29.97%(N=297)，其他的夫妻双方基本都是一起外出打工。在我们的问卷中，留守的夫妻以妻子留在家里占绝大多数，在我们的300份问卷和50户访谈中，丈夫留守在家的不到10户。

　　这些留守的妇女已经成为农村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在农村会经常看到她们要么在带小孩,要么在地里干活,很少在家里闲着。

　　家的感觉在哪里？

　　我们走进农村的家家户户,家里留下的除了病弱的老人,年龄小的孩子外,就是这些照顾老人、孩子,看管庄稼，操劳家务，----辛勤劳动的妇女，以及体弱多病的留守妻子。

　　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在XD乡HD村访问了LH。她丈夫在外面打工多年了,有4-5年没有回家,我们去的时候她家里有个邻居在给她平屋子里的地,说起为什么丈夫一直在外面不回来，甚至春节都不回来,她的回答很有代表性：“来回要花钱”。李红家里还有两个在读书的孩子,问到李红想不想丈夫，她回答说没有什么好想的,那么我问到如果丈夫在外有外遇,她会怎么办“有本事他(丈夫)去找,他要在外面找,我就在家里找”一边说一边不好意思的笑起来。在问到在读小学6年级的儿子YC想不想爸爸的时候,他摇了摇头,因为对于他来说,“父亲”只是一个称谓而已，因为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他外出了，记忆中的父亲是很朦胧的。在采访中我们的确也了解到，有些父母离开较久，孩子对于他们的印象越来越模糊了，特别有些监管孩子的爷爷奶奶告诉我们，孩子跟他们一起比跟父母还自在，一方面因为跟爷爷奶奶时间久了，产生感情，另外，爷爷奶奶带着就没有什么人去严格监管，这样小孩子也感觉很轻松，很自由。在访谈和问卷中，有少数小孩不希望他们的父母在家，继续深问下去就会得知，他们之所以不希望父母回来，就是想逃避父母的严格监管。

　　一个家庭，要么是夫妻双双外出，留下老人或者孩子，要么是一方外出，留下夫妻或老人孩子，家里缺乏核心骨干，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总是少了些什么似的。这样的家庭就不像个家庭了。

　　LJ镇FL四组的DJX，去世3年了，其妻WSY今年53岁。DJX生前曾经在北京开车7年，其后又到深圳开车一年多，都是给建筑公司开的，夫妻双方的父母都早亡，DJX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大女儿在父亲在世的时候精神就有点问题，父亲的死对她打击较大，造成精神病复发，并逐渐严重，现在被关在屋子里，不让出来。大女婿的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大女婿和大女儿就和WSY一起过，现在大女婿又病了在上海住院治疗，他的两个孩子(大儿子7岁，小儿子6岁)就跟着姥姥WSY(从其谈话中得知，WSY的大女儿结婚生子是在其得病之后的事情)。小儿子去年在镇中学高一读书，开学上了10天的课(交给学校学费、住宿费共1500元校方也没有退，当我去问该校H校长时，遭到H校长的严厉否认)，回来要学费没有要到，就一气之下跑到附近打工去了，然后又跑到成都打工，临近春节，借了500元跑到深圳打工，现在深圳的一个厂里，一个月才150元，不够生活，还从朋友那里借了2000元，WSY表示，她也没有时间去过问他。这个家真是不幸，二女儿嫁在内江的农村，二女婿也死了3年了。

　　到达LJ镇就听到别人传言说，DJX是因为在外面嫖妓、和别的女人乱来得了性病导致死去，访问结束时，我把WSY英拉到一边问到这个，她显然有些吞吐，说，DJX在世的时候是和本村的一个已婚的女人有染，是这个女人主动勾搭DJX的，DJX到北京的时候，这个女人还跟到北京，为此事王素英和这个女人吵闹过，但是她说DJX的死与这个没有关系，她说DJX死于胃病、腰椎萎缩和肾脏炎。WSY一个人在家里显然很劳累，种了两亩多田、一亩地，都是靠自己一个人，除了喂性口，她家粮食仍然不够吃，不够的时候就向邻居借，另外，她还要照顾两个外孙子，显得有些苍老。

　　破旧的屋子里现在住着三个人，WSY和她的两个外孙子，两个外孙子的妈妈——也就是她的患精神病的大女儿被锁在下面专门修建的铁门里，整天到晚不停的乱说着。看到这副情景，我情不自禁的想，家已经不再像个家了。

　　繁琐的家务、沉重的生产

　　民工家庭中，平均田地面积地3.49亩，还有的养猪，养鸡鸭鹅等，而这些都是依靠这些留在家里的老人和妇女。特别是这些留守的妻子，她们上有老，下有小，除了搞农业生产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在留守的原因中，52人回答要照顾小孩，占留守夫妻的58.43%，其次是17人回答要管理农田，占19.10%，再其次是9人回答照顾老人，占10.11%(具体见表1)，光是种田这一项就已经够呛，加上这些照顾老人和孩子，其忙碌程度就不言而喻了。而且由于农村缺乏劳动力，本应该发展科学种田，但是在问到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时候，只有71人(N=297,约占24%)的回答者表示他们向农业技术部门学习过农业技术。

　　表1：夫(妻)留守原因及其比例：

　　人数和比重

　　夫妻留守原因

　　人数

　　比重(%)

　　累计百分比

　　管理农田

　　17

　　19.10

　　19.10

　　照顾小孩

　　52

　　58.43

　　77.53

　　照顾老人

　　9

　　10.11

　　87.64

　　无合适工作

　　3

　　3.37

　　91.01

　　其他

　　8

　　8.99

　　100.00

　　总计

　　89

　　100.00

　　农民的娱乐非常单调，在我们的问卷中，有一项是问在平时的娱乐活动中，最经常的是哪三项，在给出的12个备选答案中，共297份有效问卷中，回答“最多的娱乐”选项的有271人，回答“其次娱乐”选项的215人，回答“再次娱乐”选项的只有121人，因为很多回答者根本就找不出什么娱乐，大多数说种地“耍”(玩的意思)、带孩子“耍”等，导致很多的“再次娱乐”项目是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才勉强填上的。平均每年投入134.7元(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包括了有线电视收视费)，而50%以上的被访者没有任何的娱乐花消投入。最高的也不过2000元。

　　在解决家里的困难的时候，55人(N=89,占61.80%)回答会“自己处理”。

　　表2：家庭遇到困难解决办法：

　　人数和比重

　　家里困难怎么办

　　人数

　　比重(%)

　　累计百分比

　　对方回来

　　13

　　14.61

　　14.61

　　自己处理

　　55

　　61.80

　　76.40

　　找父母帮忙

　　4

　　4.49

　　80.90

　　亲朋帮忙

　　14

　　15.73

　　96.63

　　其他

　　3

　　3.37

　　100.00

　　总计

　　89

　　100.00

　　每家平均每年的纯收入也就1004.469元,值得注意的是有50%以上的家庭收入在-25元以下(也就是欠债)1。而就在我们写这篇报告的时候，据《中国妇女报》报道，就在离仁寿100多公里的成都市民，结婚平均花费将近13万(news.97star.com.cn/zzsky/2005-9-9/1748954622.shtml)。

　　XD乡DQ村的ZSH，38岁，丈夫在浙江的砖瓦厂打工10余年，家里的田、地、家务都是她一个，还要照顾两个在读小学的孩子，躺在病床上的公公也要她端饭送水。虽然只有38岁，看起来却像个50多岁的妇女。

　　脆弱的婚姻

　　婚姻观念在农村自古以来就是很强烈，可是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随着打工潮的涌起，这种传统的婚姻的美德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自民政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农村离婚人群中，因为夫妻一方外出打工而导致离婚所占的比例高达五成以上。如何维系夫妻关系的稳定，也是留守妇女们要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新的《婚姻法》规定离婚有协议离婚和上诉离婚两种，我们去了的两个这样涉及离婚的机构：仁寿县人民法院和仁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有几组数据令我们震惊

　　仁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事员刘聪告诉我们，2005年1-6月，登记离婚的598对(2004年1010对)，其中由外出打工引起的离婚大概占总数的35%，女方提出的占80%。打工引发离婚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傍大款，发生第三者现象。

　　从仁寿县人民法院民事一庭石广付庭长那里获悉，2004年全年该院受理的共约1200件离婚案件中，打工造成的离婚约占30%-50%(因为法院没有专门做这方面的统计，所以比例可能会有出入)，打工的离婚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种：1，分居的时间长了，打工一方的和留守的一方的收入差距变大，双方的条件也在发生变化，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离婚的多是外出一方；2，分居时间长了，有第三者插足，这时提出离婚的多是外出的一方；3由于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在家，造成双方的思想观念产生很大的分歧，导致了感情的变化从而导致了离婚。相比较去婚姻登记处的协议离婚，该庭长表示，去法院的相对多一些，主要是民政局的婚姻登记处每个月只开门1-2天，而且必须到县城办理盖章之类的(该院在下面共有6个法庭，都可受理离婚案件)，不快捷。

　　总体上说，外出打工的一方主动提出离婚的较多，特别是在外打工挣了钱的主动提出离婚的居多，当然，如果是外出一方(男方居多)长期在外，对家里不管不问，不寄钱回来，这时候是家里的留守一方主动提出离婚的居多，是因为家里的一方无法忍受。还有，当原告的以女方居多(约60-70%)，石庭长分析说，这是因为女性外出打工多从事与服务业相关的行业，这就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款、官员，为她们傍大款，当三陪小姐提供了方便，一年在外可以挣个十万八万的，就往往要提出离婚，当然，庭长说，也有妻子在外当三陪、傍大款的不离婚的，双方睁只眼闭只眼的(约20%的这样的人维持原状)，庭长介绍说，还说有些女方要求离婚的提出给男方出几万块钱私了的，她们甚至傍了大款后可以坐着宝马回来。

　　有着20来年基层工作经验，现在是仁寿县最穷的镇之一的禄加镇副镇长的苏启明，凭着他的工作经验对留守夫妻的情感生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介绍说打工出去造成离婚的比较多，一方在外方有钱可以包二奶等，比如该镇阳彩云在成都做钢铁生意，资产几千万，可算为该地首富，在成都就找了个小老婆，自己的老婆放在家，然后离婚了，给原老婆一点钱。该镇还有一男丁健修3年前在北京打工(开车)赚点钱(每月3000—40000元)，养二奶被其女儿发现，其女儿气成神经病至今被锁在屋里，该男子也得性病至死。说到这，他认为现在打工的1/3的确好了，1/3只能一般，1/3只能做体力活，脑子人的话，文化低的就越打越差，直至回来的车旅费都没有，特别有些在外打工的男人，妻子不在身边，就那点钱去嫖妓。禄加镇光辉村外出打工刚刚回来的文廷学也向我们证实，他们一起在上海打工的，有些夫妻不在一起的男人就经常出去嫖妓。

　　仁寿县WL镇BL村20多年的LGH平均每年投入134.7元，而50%以上的被访者没有任何的娱乐花消投入。最高的也不过2000元老支书也说，现在外出的一方“容易被外面的世界看花了眼”，村里因为这种打工造成的离婚的事件有5件，据他们的观察，一般外出的一方主动提出离婚的较多。在农村采访时候，很多父老乡亲都会告诉我们他们的村子里因为外出打工造成的离婚较多，可是当我们请他们提供具体的线索时，他们都会不愿意。我们只能根据县法院提供的几个上诉到法院的因为打工而离婚的当事人的电话，打过去只有两个接通了：

　　BM乡的SJH姐姐在电话中告诉我们，SJH妻子当初是人从凉山州介绍来的。SJH外出务工，其妻子不干事，SJH外出(在云南打工2-3年，今年2月去了北京)后，其妻感觉在家钱不够用，到处跑，不回家，SJH感觉受骗，便向法院提出离婚。

　　当事人LQD妹妹LN和其岳母在电话那头谨慎的告诉了我们LQD的婚姻经历。

　　LN说，妻子TYH去广东打工，其哥哥LQD没有出去，其后下落不明，3年一直没有回家，不和家里联系，目前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其岳母也表示，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去哪里了，对于LQD的离婚申诉，她表示没有任何意见，其女儿出去后也一直没有和自己联系，但是她说离婚后LQD的儿子(LQD和TYH有个7岁的儿子)仍然是自己的外孙，同样她会很好的照顾他的。大娘在电话中表示对于女儿的离家外出感到很是以外，他们的关系一直还可以，当初，他们在乐山读技校耍的朋友，毕业后一起去了仁寿县水电设备厂，而LQD的工资低，TYH的眼睛又不好，两人生活十分窘迫，然后在父母的支持下，两人摆起了摊子，生意不好，两人到广东打工，两人不久后回来了，但是TYH又出去，但是LQD没有出去，一直持续3年TYH没有和家里的任何人联系，自己的孩子也从来没有问过，无奈之下，LQD提出离婚。但是目前两位当事人提出的离婚请求都在受理之中，还没有进一步消息。

　　压抑的情感

　　长期夫妻分居导致的感情上的空缺给夫妻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压抑。在“对方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多选题中，46位留守夫妻(N=89,占51.69%)回答出去打工的一方春节回来，21人(N=89,占23.6%)回答对方在农忙时节回来。其他选项较少。很多留守夫妻一年只能和对方见上一次面，而相聚又总是匆匆忙忙，其余的时间都是天各一方。

　　273个打工者(N=532，占54.1%)回答一年或一年以上回来一次，一般春节回来。留守夫妻中，夫妻的联系主要通过电话，留守夫(妻)电话交谈内容主要就是身体(N=89,占25%)和子女的教育问题(N=89,占45%)。访谈中，问到夫妻在外是否想念，多数留守夫妻都不大好意思，认为也没有什么想念的，其实从忧郁的眼神和笑容可掬的表情可以看出心中他们的心中多有担心。在问卷中， 39个留守夫妻(N=89,约占44%)表示在农忙的时候想念对方，看来夫妻的感情仍然离不开生产。在问到最担心对方什么的时候，54个留守夫(妻)(N=89,约占61%)的回答的是“在外不安全”。

　　对于民工留守夫妻的感情上，仁寿县SL村村长DJM根据自己的观察介绍了村里的情况：

　　若女的在家，男的外出打工养家，一般感情较好，婚姻持续。当然，也有挣得多的，在外“包小姐”，久之，则成“自然离婚”。

　　若女的外出打工，男的在家，倒易出现外遇等情况，易导致感情不和，打架、闹事。(结过婚的女子外出打工的情况，村里较少)村里也出现过外出打工“跑”了的，有一、二个。外出打工后，音讯全无。村里有一人家，孩子一两岁时，女的出去打工，至今孩子已5岁，音讯全无。

　　若夫妻同出打工，双宿双飞，则感情较稳定。

　　需要指出，虽然性压抑是留守夫妻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此次调查无法涉及，故不能提供相关数据。但是这也应该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农民外出打工，目的就是想家里的日子更好过，而打工造成的“家将不家”，甚至是人间最宝贵的亲情和传统的婚姻美德都在逐渐远去。我们在赞美打工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这方面的问题同样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分报告二

　　农村娱乐：缺失在“无”与“单调”中

　　72岁的李光廷是仁寿县文宫镇石家村人。当我们碰到他时，他正在放牧喂养的2头羊，他高兴地说，去年他喂的羊赚了100块钱。

　　我们问他，除了干活之外，平时怎么耍(娱乐)。李光廷说，放羊耍呗。

　　我们再问，放羊好耍不好耍啊。

　　李光廷咧开嘴，一个劲地说，好耍，好耍。

　　1955年6月2日，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发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的实施，很大程度上充实了农村的文化娱乐生活。

　　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农村的生活、生产、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业余生活也不再需要“有计划地扫除农村中的文盲”，但是“开办农民业余学校(包括冬学、常年民校等)”、“农民业余文化教育要和农事季节相适应，要善于利用农事空闲组织农民学习，使学习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必须坚持‘以民教民’的原则”等，对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反观农村，农民已经被电视这个“电子婴儿”所俘虏，大量的时间都消耗在了电视上。在我们发放的300份问卷中，有74%人选择电视作为“第一娱乐”。放学后，也有71.68%的儿童选择把电视作为自己的“伴侣”。

　　到2003年底，在我国共开办的1800多套广播节目、2200多套电视节目中，电视开办专业对农频道仅有山东、吉林两家，广播只有陕西、山东两家。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15、6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仅为4%。

　　除了把时间消磨在“不对口”的电视中，很多农民的业余生活是打牌。在文宫镇石家村，小小的范围内，就有5、6家专供打牌用的“麻将室”，我们去时，门外的摩托车排起了长队。

　　在发放的问卷中，有34.62%人选择“经常打牌”。牌资经常从2毛到2、3块不等。

　　2004年6月26日在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杜前村就出现过，农民在树下聚赌而没有注意到打雷下雨的情况，从而15条鲜活的生命，命陨雷下。净化农村文化生活，确保农民生命安全，已经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了。

　　而在农村广袤的土地上，更多的是很多农民无乐可娱。在访谈中，常常出现这样情况，我们问，你忙完活路怎么耍？

　　大多回答：干活耍。

　　我们提示：比如看电视、读报纸、看书、听广播、打牌等，哪个多一些。

　　多数回答：看电视。

　　然后我们再问：其次呢？

　　回答：扯草耍(或者干活耍)。

　　……

　　很多人像李光廷一样，在他们的思想中，就不知道娱乐是什么，也许在他们的概念中，只有干活，干活，干活罢。

　　在农村，很多地方没有有线电视，有广播的家庭也是凤毛麟角，订阅报纸更是少之又少。全国发行量能够保持十几万份以上的“农村报”，也只有《四川农村日报》、《南方农村报》(广东)、《农村大众报》(山东)等少数几家，相对于9亿多的农村读者，也只能是沧海一粟。

　　搓 苞谷 的 女 孩

　　新店乡东桥村六组的吴建军有一儿一女，女儿还在上小学。说起看电视，吴建军说，“娃喜欢看，我不让她看，上学时，必须要按时睡觉。”我看看墙上贴的奖状，都是这个小女孩得的。

　　白净的脸，两丫小辫衬托的小脸更加可爱。这就是我眼前的一个长得天使般的小女孩。在整个访谈过程中，她一直低着头在剥苞谷。

　　长熟的玉米硬，排列得紧密，需要搓下来，才能喂猪或者卖掉。玉米不像稻谷或者麦子，农民们用机器就可以打下来。通常，他们都是用手来把一粒粒的玉米搓下来，不熟悉这种干活方式的，通常拿一个搓下玉米的玉米棒，才能让坚硬的玉米不伤到手。但是，搓得多的农民，通常都是直接用手搓，这样又快又方便。

　　看着一粒一粒的玉米从眼前这个12、3岁的女孩手上落下来，我真担心坚硬的玉米会伤了她嫩小的手，但是，她却大人般的熟练。很快，面前的篮子里堆起来一个小堆。我不禁想，十岁的孩子，在城市的暑期里该在上辅导班吧，或者在学游泳、学电子琴？在打游戏机、在玩网络游戏？在和父母等步步不离地逛公园，还是在哭着闹着要因为学习好，爸爸允下的“坦克车”？

　　我不知道，小女孩长大了是否会因其童年而感到羞愧，但是，面前这个剥苞谷的小女孩让我又有些哽咽了。这个比城市里女孩更漂亮可爱的山里娃，用稚嫩的双手搓苞谷的形象，永久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家庭的重负，夺去了孩子们娱乐的时间。像吴建军女儿这样的帮着大人干农活的事儿，在以后的访谈中，我们发现并不新鲜。

　　在175份有留守子女的问卷中，留守子女放学后，选择“做家务”的有56.07%，选择“帮家里做田间劳动”的有18.50%。业余时间帮助家里干活，占据了留守子女娱乐活动的大部分的时间。

　　在回答放学后“出不出去玩耍”这一项时，有56.65%的人选择了儿童放学后要“出去玩耍”。

　　农村人口密度相对较小，加之对儿童的监管多为隔代监管，甚至出现二次拖管，留守子女的业余生活不是变得更丰富，而是更危险了。

　　包 谷 粒

　　苞谷于农民，也许就如鱼之于水，每年要在田里摆弄它，收来后要晒、要搓、要粉碎，然后用来喂牲口。

　　农民兄弟最大化地利用着这小小的苞谷粒。

　　文宫镇花林村。这是一个远离公路的村子，“赶场来回要走20里”，在一个下着雨的下午，我们坐“摩的”(摩托车带人)来到花林。

　　下车步行不久，就能听到一片喧哗声。走近，原来是很多人聚在一家“诊所”里打牌、聊天。

　　诊所的屋是连通开着的，凌乱、拥挤、喧闹，脏兮兮的。两桌纸牌围了十几、二十来人，观者如打者一样认真、兴奋。桌上金黄色的苞谷粒，是作为牌资的筹码，每颗五角。打牌及围观的多为中老年者，几个妇女在稍远的地方拉着家常。

　　文宫镇石家村五组的代新莉，是个与陌生人讲话还有点紧张的30岁农村妇女，丈夫外出打工。带着一儿一女，忙完田里的活儿，她也会和邻居们一样，“耍耍牌”。她说，看电视也就那么几个台，看来看去也没什么意思，耍耍牌还是要“安逸”些。

　　石家村这样的麻将室比较多，一个半天每桌通常收3元钱的“使用费”，而作为经营者，麻将室提供麻将和桌椅，外加茶水。

　　像石家村经济发展得要好一些，所以他们打牌的牌资也要高一些，代新莉说，他们通常要打1元2元或者4元，而同一个镇的花林村，通常打的是2毛或者5毛。

　　在300份问卷中，回答“经常打牌”有6.64%，回答“偶尔打”的有29.02%，回答“从不打”的有34.62%。

　　基于第一阶段的访谈，我们在设计问卷的时候，有一项设计是“民工留守家属的娱乐”。考虑到“赶集”是农村一个重要的活动，虽然不能把它归为纯粹意义上的“娱乐”，但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选项设计到其中，本身就是无奈的选择，因为当时也就考虑到农村娱乐少。

　　令人意外的是，在选择“最多娱乐”选项时，除有59.78%选择电视外，第二就数赶集了，有19.56%的人选择最多的“娱乐活动”是赶集。

　　很多时候，留守家属们无法选出“其次”“再次”的娱乐活动，我们通常会提醒。在这种提醒下，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其次娱乐”最多的是“赶集”，占40.00%；“再次娱乐”最多的仍然是“赶集”，有48.76%的人选择了此项，其次，有11.57%的人把“再次娱乐”最多的选项投给了“电视”和“串门”。

　　仁寿县文化体育局体育股何股长介绍说，体育这一块的展开，主要是“城镇以社区为重点，农村以乡镇为重点，青少年体育在学校”的方针。

　　在石家的时候，我问代新莉，你们这儿不来演出队啊，秧歌队啊，宣传队啊什么的吗？代新莉说，去年曾有杂技团来村子里表演，一般每个人收2元至5元那样，但是，这样的表演，“好几年都没有”。

　　石家村交通便利，7.5公里的环村公路，干净整洁，213国道从村旁穿过，方便了进进出出的人们。

　　我们住在文宫镇上的时候，倒是碰到了来表演的团队。打着“安徽中州”杂技团牌子的表演队，在下午六点的时候，就在镇上摆开了阵势。我们打听了一下，原来他们的演出是免费的，问及为什么免费，他们介绍说，如果是收费，“扎场”就需要交各种杂税，如果是免费的，那么观众可能会赏赐一些钱，虽然不多，但是也免除了被收税，两下一比较，还是不向观众收费的划算。

　　节目表演有个重头戏是“钢丝勒人”，表演者拿钢丝套在一个几岁的孩童脖子上，用劲地勒，表演结束后，孩子坐在那里咳嗽了半天。当晚，他们挣了34块钱。

　　除了外来的表演队，农村中有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演出队。富加镇涌泉村余自明村长介绍了村里演出队——宣传队的情况。

　　宣传队是村级组织，主要是村里中、老年会点文艺者参加。在筹建的时候，村里也有一些投资，比如基本的道具锣鼓、录音机等设备，平时的运转，则主要靠自筹，这笔收入主要来自演出收入。比如参加村里的红白喜事，别人给一点钱，一可以置办演出服装，基本道具等物什，二来对成员也多少有一些补助。

　　组织宣传队主要可以配合坝坝电影等向群众宣传国家政策法规等。特别在电影“不景气”之后，这两年接连出现“非典”、“禽流感”、“二号病(猪链球菌病)”，这些事件的展开需要群众的配合，而村里的人手又有限，用宣传队可以对群众进行宣传，激发群众的参与意识，对群众有了凝聚力，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

　　特别是基层干部由于报酬等原因，干部队伍不稳定之后，宣传队承担了很大的宣传任务。

　　余村长的爱人就是宣传队的成员，我们向她了解了一下宣传队的情况。

　　她说，宣传队主要是因为老人们年纪大了，为了过好老年生活，有的文艺爱好者就参加进来表演一些节目。另外是村里有了红白喜事，宣传队可以去演出，一方面让办事的一方感觉热闹一些，就宣传队而言，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

　　涌泉村宣传队是中兴村和涌泉村联合起来的，一般是周六周日活动，共有9人。

　　余村长还向我们介绍道，宣传队主要是资金、办公地点等有困难。而现在农村展开文化娱乐确实又很困难。“上面”给了点办公工具，书之类的东西，只有放在村部，余村长指了指我身后的柜子和书。

　　“上面”今年拨了“新村扶贫计划”款，有50万，村里主要修了1.5公里的水泥路，通往白塔寺。

　　白塔寺也算是当地农民文化生活的一个方面罢。

　　白塔寺主要以佛教为主，到了一些特殊日期，比如6月、7月、9月的19日，就会有几千人，主要是当地和外地的人来烧香拜佛的。

　　余村长说，以前村里面有法轮功3个，信耶稣教都有，现在均没有了，村里的百姓都信了佛教。他说，村里信佛教的现在有100多人，主要是老年人，逢初一、十五他们要拜观音菩萨。

　　夕 阳 余 热

　　文林镇余勇副镇长坚定的告诉我们，文林镇每个村都有老年协会。而在访问的时候，却有61.57%说没有(这可能和老年活动室基本不展开工作而被人遗忘有很大关系)；在去老年活动室的人中，说去打牌的占40.20%，排在第二的是去座谈，占13.73%；在问及“您去不去老年活动室”时，有45.63%的人说“从来不去”，说“经常去”的有10.68%。

　　仁寿县文宫镇素有“中国枇杷之乡”的美名，枇杷誉满海内。文宫枇杷的中心是“五马”(原分区时的五马公社)，“五马”枇杷的中心就是石家村。石家村是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路子走好，走得对，给农民带来实惠最多的村。老年人在这里也享受到了不同一般的待遇。

　　石家村老年协会会长张德文介绍了现在老年协会运转的情况。

　　2004年12月份石家村老年协会成立，当时成立主要考虑现在农民的物质生活富有了，精神生活也要提高，农村的老年人要求像城市人一样唱歌跳舞。

　　该协会创办时候，资金也非常困难，启动资金是村里去缅甸当老板的杜云如赞助的1000元钱，老年协会就用这1000块钱购置了锣鼓等必须的器具和物品。该协会成立以后，紧紧围绕政府工作，自编自演了一批积极向上的节目，逢年过节或会议时期就可以演出。比如舞蹈《石家是个好地方》、《石家人民唱新歌》、歌剧《洪湖水，浪打浪》等。

　　该会目前共有会员131人。只要入会时交纳5元会费，男60岁以上，女55岁以上的村民都可以参加协会。协会的所有演员和管理人员(包括会长、副会长、宣传队)都是不收报酬的。协会的正常运转经费主要靠各界的捐款。

　　协会的节目有两种形式，一是自编自演，一是引进，包括引进其他相关协会和团体的节目，还有就是每年的寒暑假学生回来时候可以叫他们把外面的新鲜节目带来。为了让每个参加的老人在协会中都有一种归属感，协会还经常组织老人参加多种多样的业余活动，比如演出、座谈会、体育健身、故事会等等。

　　该协会也经常与镇老年协会等外界进行交流，比如该村的老年协会可以到别的地方演出，其他的老年协会也可以去该村演出(特别是逢该村的重大喜庆节日或者大型会议时期)，所有的相互交流都是免费的。

　　协会对留守的老人，不管是参加了协会的，还是没有参加协会的，都带来了快乐。但是，只有像石家村这样经济发展较好，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的地方，这种活动才展开得好。即使如此，活动的展开也只限于小范围内。

　　文宫镇(原文宫区)老年协会副会长张水明说，他们的老年协会，包括老年大学，办得红火，主要得益于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有个班子去抓；三是比如像坝坝舞这样的活动，就需要有几个骨干的分子，做无私奉献；四是尽可能的情况下，解决实际的问题；五是根据学员实际，开展课内外相结合、娱乐和趣味相结合的形式等。

　　晚上，在文宫镇街心广场，100多的老人、孩子、年轻人聚集起来，跳着坝坝舞。张碧霞，这位1997年退休后一直在领舞的“舞蹈老师”说，跳广场舞的大概有20-30%是附近的农民，其他多是镇上做生意的、镇上退下来的干部或职工；而跳舞的，老年人只占到30%那样。这样看来，这样的娱乐形式，对留守的老人来说未免有些遥远。

　　该镇有老年门球队，门球队队长75岁的叶振廷老人说，门球队的队员中，几乎都是离退休干部，留守家属几乎没有。

　　在收回的300份问卷中，家庭文化开支——指报纸订阅、有线电视收看、购买图书等——平均为每家每年134元。有录像机的家庭为7.43%，有录音机的家庭为10.81%，没有一家有电脑的。

　　看来，农村娱乐活动的展开，任重而道远。

　　分报告三

　　孤 独 的 “舞 者”

　　——仁寿县民工留守老人生存状态调查

　　廖祖君

　　一个老人的悲剧

　　陈玉芳：四川省仁寿县新店乡东桥村人，女，73岁。一个身材矮瘦，严重驼背，满脸褶皱，头发花白，穿一件很不和谐的长袖T恤衫(看样子是儿媳穿过的)，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很多的普通农村老人。老人与我们交谈的时候，眼睛里面不断流出粘稠的白色分泌物。老人告诉我们她眼睛患了白内障，平时眼睛不但疼痛而且连几米之外的人、物都看不见。老人听不懂普通话，听力有些衰退，口齿也开始模糊，但这不影响我们的交流，因为我们都很用心。

　　老人养育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是上门女婿，身在他乡，老人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见过他了，甚至不知他是否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二儿子今年32岁，14年前就出去打工了，现在和二儿媳在深圳打工。三女儿最命苦，年龄不到25岁就在婆家被水淹死，三女婿也成了陌路人。四女儿及女婿在本村务农，虽然家境也很贫寒，但农忙时还是可以偶尔过来帮一下忙。8年前老伴因气管炎无钱医治而去世，老人现在名义上和二儿子住在一起，由二儿子负责抚养。二儿子生有一儿一女，由于二儿子和二儿媳常年外出打工，他们的儿女都放在家里由老人看管。哥哥今年8岁了，上小学二年级，妹妹今年大概3岁(老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孩子的准确年龄)。常年留守在家的就是73岁的老人、8岁的小男孩和3岁左右的小女孩。

　　老人的业余生活简单而枯燥，没有电视、广播、书籍，也不逛街、打牌，除了劳作之外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和3岁的小孙女玩，因为耳聋眼花，连和邻居闲聊的机会都很少。老人怀里抱着小孙女静静的坐在大门口，浑浊的双眼无力而又坚持的看着远方。这副画面就是这个73岁的老人业余生活的写真。老人老了既不会玩，更没有心情和没有精力玩。

　　8岁小男孩在乡中心小学上二年级，当时小孩不在家，我们想问老人他的学习成绩如何，老人却告诉我们他只知道他在上二年级了，至于上学的学费和成绩她一概不知道。当被问到小孩现在哪儿时，她也说不知道。而我们问老人是否和小孩聊天交流，她更是告诉我们从来都不会。一方面是生活无法自理的年迈老人，另一方面是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小孩的教育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小孩的学校教育没有家人关心，所谓的家庭教育就更无从谈起了。3岁的小女孩还没上学，学校教育问题还未凸现，但其家庭教育让人顾虑。小女孩给我们的印象是胆小害羞，很少听见她的声音，剃光的头上因为生疮被有毒的紫药水涂得紫白相间。小女孩今年3岁正处于智力发展和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我们不禁要担心年迈多病的老人能否承担起对小女孩家庭教育的重任。如果不能的话，这对小女孩的人生又将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陈玉芳老人现在还要自己耕种土地，子女并未完全承担起赡养责任。老人耕种1亩地，里面种植柑桔和玉米。去年还喂了一头猪卖了300元钱，还养了几只兔子让邻居帮忙到集市卖。老人还种有自食的蔬菜，粮食则到集市上去购买。老人的儿子儿媳全在深圳打工，不但平时极少回家而且每年除了给儿子交学费以外未曾寄给老人一分赡养金。而做了上门女婿的大儿子更是没有了来往，当然也没给过老人赡养金。住在同村的女儿要帮老人干些农活，每年在逢年过节给老人100-200元钱，但这无疑是杯水车薪。由此可见老人主要通过耕种土地来养活自己和负担两个孩子的基本生活；而子女基本没有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只是不知当有天老人卧床不起的时候该怎么办？不知老人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是否愿意回来照顾老人？老人对儿子已经丧失了全部信心，她多次痛心的对我们说“还是带女儿好啊！”实际上她女儿是比儿子对母亲要好，但仍然无法真正的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老人与还不懂人事的孙女相依为命(孙儿基本不与她交流)不仅劳作辛苦，也很缺乏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对生活开始产生厌恶感。在访谈中我们多次听到老人流着泪水无助而绝望的倾诉：“活着恼火，死了就好了，烧了算了！”。老人很相信神灵，只是不知道当老人百年之后是否愿意化作神灵为儿子祈祷呢？

　　陈玉芳老人是我们在仁寿调查中的典型，在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全县民工父母的一个缩影。从老人矮小、破旧的家离开时我们不敢回头，害怕再看到老人流泪的眼睛。

　　农村社会的痼疾

　　陈玉芳的家境让我们心酸和怜悯，离开的时候我们忍不住留下一点钱表示我们的一些心意，但老人坚决不接受，眼里渗出了感动的泪水。看到老人的泪水那一刻我们是最感动、最内疚的，我在想我们除了拿出几十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之外，我们还能做其他更多的什么事情呢？就算我们帮助得了陈玉芳老人，在仁寿、四川、全中国又有多少个“陈玉芳”呢？在仁寿县不足一个月的调研中，我们发现有因子女在外打工，年迈父亲病死在床上，几天没人知道的惨状；有因孙儿在河里淹死怕对不起外出务工子女而老两口双双跳水自杀的悲壮；有全身瘫痪十余年卧床不起的老人没有儿女在身边照顾的凄凉……猛然发现竟然如此多农村老人因为子女在外打工陷入了生存的困境。对于逝去的老人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但对于还健在的老人，我们又该去做点什么呢？我们试图用简单的文字来勾勒出子女外出打工的农村老人的生存状态。

　　l 经济生产。我们调查报告的对象是外出民工留守在家的父母，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到了养老年龄的老人。子女外出打工确实提高了家庭收入水平，我们问卷调查的农户打工平均收入达到了5593元/年，而农业收入仅仅2457元/年。但寄回来给父母的又有多少呢？问卷统计结果显示有60.09%的儿子和33.91%的女儿要给老人赡养费，具体的数额是多少则没有统计。另外我们从仁寿县邮政局办公室了解到每年从外地汇来的钱共3亿元左右，估计由外出民工汇来的占到60%左右，主要来自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汇款高峰期间在春节前和每年的9月，主要考虑到在这是子女开学交学费的时期，款项多为几百到几千元，很少有上万的。邮局方面给我们信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民工寄回家的钱主要是用于小孩教育。

　　事实上我们发现老人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问卷调查显示老人平均每月必需生活费[1] 261元，该数据针对的是民工的父母两人的所有生活开支。问卷调查[2]表明有67.81%的老人都要自己劳动或者打零工来维持和补贴日常生活开支。子女外出打工事实上加重了老人的劳动强度，22.17%的老人表示子女打工给生活带来的最大不便是“农活没有人做”。这在我们之前的访谈中也可以得到更直观的映证。仁寿县文林镇叶桥村四组的万白林今年71岁，儿子、儿媳在外面打工。自己和老伴两人种着一家5口人的6亩承包地。今年种了1亩4分5的玉米，套种了些豆子、小麦，今年收成大约700斤，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了。当时正赶上收割玉米的时节，看着一个71岁的老人，挑着百十来斤的玉米，沿山路走来，此情此景有些难以想象。但为了生活老人们发挥着常人难以想象得到的能量。

　　l 医疗卫生。据调查问卷，民工留守父母平均每年医疗开支为1138.38元，其中50%民工父母医疗开支低于650元/年，25%的民工父母医疗开支低于200元/年，其他医疗开支较高的是因为动手术等突发性的大病开支。在访谈中得知老人得了感冒等小病一般都是先拖一拖，如果实在不行就去诊所买点药，较少去医院看医生，如果遇到较大的病就只有让孩子寄钱回来应急。

　　在仁寿县文宫镇花林村我们发现有两处“合作医疗”，为此我们请教了本村74岁的夏建超老中医。结果令我们失望“合作医疗”事实上并没有一户凑过钱，“合作医疗”也就成为诊所的一个代名词。老人坦言在农村：稍大病症，可坐顺路车到镇上县城看，小病有的就忍着；由于经济条件差，对患者和诊所经营者而言，资金缺乏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仁寿县新店乡东桥村2组的李新寿，这个80多岁的老人，已经瘫痪在床上18年，这种病无法医治，也没钱来缓解症状，只有“在床上等死”。照顾他的就是包揽了全家大部分活儿的73岁的老伴。

　　l 娱乐方式。我们的问卷没有专门针对农村老人设计这个问题，问卷里回答问题者有老人也有中青年。但从问卷的回答和我们做的访谈是可以大概得出结论来的。问卷里54.55%选择电视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另外常见的娱乐方式还有赶集、聊天和打牌等，甚至有不少人将在地里拔草、在家做手工品等稍微轻松的活儿也当成是业余的娱乐方式了。而针对留守在家的老人，娱乐方式则更为简单，没钱或者不会打牌，看不懂电视节目，大多在闲时只能到处逛逛、闲聊。一位73岁的大娘告诉我们，平时都没有空，下雨的时候，可以在家里看看电视，打麻将是从来都没有的事。她所知道的就是电视有四个台，具体什么内容，她也不大清楚，其实看电视只是在看热闹。仁寿县文宫镇石家村72岁的李光廷大爷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女儿都有一大家子人了，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只有大儿媳和三儿媳呆在家。大爷把在山里放羊当作唯一的娱乐方式，说自己是“放羊耍”，而老伴就“只会”看电视。

　　考虑到集体娱乐载体比如老年活动室、老年协会等是在农村娱乐中的重要作用，在第一阶段的访谈和第二阶段的问卷中我们都对此进行了特别的关注。在问卷中有的人回答村里有老年活动室或者老年协会比例为33.19%，回答乡镇有老年活动室或者老年协会占40.20%。但只有28.16%的回答者经常或者偶尔去参加活动，其中40.20%的人认为老年活动室和老年协会开展的主要活动为打牌，也有36.27%的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开展活动。为什么回答乡村有老年活动室或老年协会的比重较高，而去参加过活动甚至只是打牌的比重去并不高呢？在我们的访谈中亦发现大多的乡村都没有建立老年协会[3]，老年活动室也是名不副实。另外乡镇上的老年活动室和老年协会主要针对的乡镇的非农居民，而作为问卷调查对象的农民是享受不到的。因此，我们大胆的判断农村居民特别是留守老人很少能享受得到实质上的老年协会或者老年活动室的服务。

　　l 情感生活。老人的情感往往容易被人所忽视，但老人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着强烈的情感渴求。虽然老人们很少在别人面前表露出对外打工子女的思念之情，但从很多侧面都可以了解得到老人对子女的想念。问卷表明，仅10.43%的老人表示子女外出打工使得自己“感觉很孤独”，而老人们对子女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43.53%的老人认为子女“比较孝顺”，仅2.59%的老人认为子女“比较不孝顺”。但我们认为仅靠这组数据不能就证明老人在情感方面并非想象的那般孤单，这恰好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老人对子女的宽容和在情感方面的渴求。这个判断可以由我们的访谈和问卷其他部分得到印证。

　　仁寿县文林镇八里村的刘柱国老人则告诉我们，儿子儿媳已经在外打工10几年了，很多年没回来过了，把孙子放在家里带，平时只开学时寄学费回来，老人连同小孩的生活费都不管。但老人说一点都不怨儿子不寄养老金给他，他还满脸惭愧的说“儿子被逼到外出打工是因为老的没得能力，希望儿子能在外过得好点”。刘大爷在访谈中不止一次问我“仁寿能不能把经济搞好，这样我们儿子就不用到外面去打工了”。老人尽管嘴里没说对子女想念的一个字，但是他的思子之情表露无遗，这与农民朴实无华、含蓄善良的传统品质相符合的。

　　老人尽管在情感上希望与子女沟通，但更多时候选择了孤独。那老人与留守在家的孙儿孙女的情感交流又如何呢？54.59%的小孩都是由老人(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监管，其中26.01%的问卷回答“只管孩子吃穿，其他不管”，仅13.29%回答“常和孩子谈心”。可见老人由于代沟及其他原因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并不通畅。仁寿县文宫镇石家村13岁男孩张琪告诉我们在家里很少和爷爷奶奶聊天和交流，爷爷奶奶农活较忙，累了晚上很早就睡觉，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从我们的实地调查结果来看，可以对仁寿县民工留守家属中的老人的生存状态得出几个基本判断：

　　u 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较差，劳动强度较大。靠打工“致富”的子女并没有提供给父母充足的经济支持以至于大部分老人还要劳动来维持生计。子女外出打工不但没能明显的改善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反而往往间接的加重了老人的劳动强度。

　　u 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不容乐观。还存在着“生不起病，拿不起药”的现象，子女一般在父母重病时才给予资金上帮助。留守老人的医疗卫生状况并未因子女收入增加而得到改善，反而在生病时得不到儿女的照料。

　　u 留守老人的娱乐活动过于单调。除了看电视、聊天、赶集外就没有消遣的办法了。绝大多数的老年活动室功能已经退化，大多数乡村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具有实际活动的老年协会。

　　u 留守老人的情感生活堪忧。外出子女很少和父母沟通，打电话回来更多的话题也是留守在家的小孩。留守在家的小孩在较大程度上还无法缓解老人的孤独。

　　综上，我们的调研认为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存质量较差，而养老问题成为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的缩影。养老问题能否得到良好的解决成为改善留守老人生存状态的关键。

　　仁寿县老龄办指出该县的老龄化率已经接近12%，同时仁寿县委农办分管劳务输出的副主任郑夕斌表示现在仁寿县全年外出务工的共30万余人，加上就地转移共43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每年新增1万人。据我们的初步判断仁寿县在民工外出务工与留守老人养老之间业已形成了较为突出的矛盾。如何协调留守老人与子女外出之间的矛盾显得日益重要。上升到全国的范畴来看这一矛盾又是否存在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我国总人口为12.9533亿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比1990年人口普查上升1.39个百分点。其中，2000年中国农村人口为8.33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7.36%。从上面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这个数量庞大的农村老龄人口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绝大多数都只能依靠家庭的养老方式。

　　另一方面，据有关学者估算中国农业劳动者人均只耕作不足4亩地，农村富余劳动力2亿多，因此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一大趋势。一边是农村社会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另一方面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热潮。有的年轻人丢下自己年老的父母不顾，在外一呆就是数十年，甚至寄很少或者不寄钱回家，即使他们可以寄足够数量的钱回家给父母，可是有的父母年老体虚、身患重疾，根本就不能自理日常生活，他们需要不仅仅是钱还有儿女的服侍。另外，有的年轻人在城里打工就忘记自己老家还有双亲，忘记了自己的赡养职责。

　　子女外出打工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提高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反倒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养老问题的凸现。农村青壮年的外流与留守父母的养老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农村社会自身无法解开的痼疾，等待着谁去破解呢？

　　国家的悲哀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指出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国家就是这样的一种结合形式，社会成员企望依靠一个强有力和公正无私的国家政权来自己的权益，来协调成员之间的利益的分配关系。国家作为人们结成的社会契约应当保护全体成员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当有的社会成员灯红酒绿而有的成员食不果腹的时候这个社会契约无疑是失败的。边沁命题认为经济学所追求的是大多数人的福利。在实施全国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同时必须兼顾为数众多的弱者的福利。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化，初期的帕累托改进渐渐向卡尔多改进转变。既是说现在中国的每一步改革措施在增进全社会的福利的同时也在损害着部分人群的福利。是损害社会精英的利益还是继续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仅仅是各个社会利益团体博奕的结果，也是一个国家的信念和价值取向选择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为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牺牲一个弱势群体的福利，那么这个国家是值得悲哀的。

　　在我们调查的仁寿县，有相当大比例的民工父母年龄在60和65岁以上，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里支援着国家建设。他们辛苦劳动养大了儿女、养活着自己。我们可以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付出最大牺牲的不仅仅是广大的农民工作自己，还有他们的父母。国家作为社会契约的维护者应当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部分成果转移给民工和他们留守在家的父母。为留守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应当是国家财政买单的公共产品。一个泱泱大国无法为生活上陷入困境的农村留守老人提供基本的保障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悲哀。

　　政府的位置

　　政府是社会契约——国家的代理人，是每个社会成员的保护者，因而政府部门是公共产品义不容辞的提供者。按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强弱，公共产品可以分为纯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为农村老人建立紧急救济系统和农村养老体系，应当被纳入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之列。依照西方的公共财政理论，公共产品应当按照其受益人群的范围来由不同等级的财政资金提供。妥善的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可以为城市经济建设输送更多的农村廉价劳动力，可以为社会的稳定提供基本保障。因而建立农村老人紧急救济系统或农村养老体系从表面上看受益的人群是农村居民，但更深入和全面的看，受益人群是城市社会甚至整个社会。为此农村养老体系应由集权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提供。

　　在传统上，农村的养老模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即所谓的“养儿为防老”，这种模式是把年老后的赡养任务交给后代，又主要是由儿子负担老人的日常生活和医疗等方面的开支。这也是农村居民重男轻女观念和喜欢养孩子的直接原因，但是当国家强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家庭养老模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随着“民工潮”的兴起，家庭养老模式再次面临新挑战。它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能促进农民增收从而增强农村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能力；另一方面子女的外出造成家庭的空洞化，老人的日常生活无人照料，这是钱也无法弥补的。在我们的调查中却发现农民外出打工收入确实常常要高于务农，但他们的收入中一般没有专门拿出一部分给父母。我们仅仅发现少有几家明确了每年给父母赡养费的金额。民工每年寄回家的钱主要是用于子女教育和应急。可以发现农民外出打工并没有在经济方面对老人提供太多的帮助，或者可以说虽然民工赡养父母的能力增强了但这种能力却并未因此而转变为现实。我们却更多的看到农村老人因为子女在外打工而无法得到照料。

　　农村另一种传统的养老模式是土地养老，称它为养老模式歧视是带着无奈和寒酸的。在年老无人照顾的情况下拿起锄头在自家的一亩二分地上耕种，不管收成多少只求能填饱肚子，这是农村老人求生的最后一道防线了。但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半小农经济现实下，这种方式还挺有效，前提是老人还能下床。那对那些不能下床来劳动的老人们又怎么办呢？

　　集体养老就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存在的心理基础是老人社会交际的广泛和子女对养老认识的多元化。在集体经济日趋弱化的今天集体养老更多的时候只是流于形式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4]。因此集体养老只能作为农村养老的重要补充形式而不可能成为家庭养老的替代形式。

　　面对农村老年人口数目的迅速增长和家庭养老的弱化，农村养老改革也加快了步伐。从1991年开始，根据国务院的决定，民政部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组织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改革的试点。应该说，农村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并初具规模，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全国已有2000多个县的8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官方也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但由于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仍比较落后，且地区间极不平衡，差异较大，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农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与现实情况相脱离。

　　在传统养老模式逐渐弱化的背景下，我们此时农村养老的重任理所当然的落在政府的肩膀上。为此我们走访了仁寿县相关政府部门。情况很不能令人乐观。仁寿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的李建辉告诉我们：仁寿县农村养老保险尚未启动，基本是个空白，目前做的主要是企业职工、个体企业主等保险，至于农村的养老保险何时启动目前尚不知道，因为仁寿全县有140多万农业人口，涉及面大。仁寿县民政局副局长 王新明则表示在1995年左右推出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在2001年左右就退了，王局长遗憾的说，她认为这次养老保险是失败的，因为当时很多是乡镇的领导要其亲戚朋友买的，真正农村人买的是很少的。王局长认为，要在农村推出养老保险，只能走商业保险的路子，如果通过政府的渠道的保险就带有政策性。对于商业性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仁寿县分公司在全县60个乡镇中的42个乡镇设有服务所。保费中有70%来自农村，40%来自农民。主要以医保为主，养老保险较少，其中购买保险的大多数为乡镇干部、乡镇非农部门人员和农村专业大户和能人，普通农民很少。问卷调查表明仅有8人买了商业性养老保险，占回答此项总人数232人的3.45%。其中有一人已经退了保险，一人是单位给买的，还有一人被保险人仅30余岁。对养老保险的认知情况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56.56%的农村老人没有买商业养老保险是因为没有钱；其次14.93%的人认为没有必要买养老保险；10.86%的人还不知道有养老保险这回事。可见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除了没钱买养老保险之外还没有对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认同。

　　在我们对仁寿农村、政府相关部门的走访和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模式功能渐渐弱化的情况下，仁寿县留守老人是没有享受到应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同时又没有经济能力和意识购买商业性养老和医疗保险，也不能享受“五保户”政策，更不可能进入养老院。那么我们禁不住要想留守老人的养老之路在何方，而政府的位置又摆在了哪里呢？

　　在儿女集体外出务工的情景下，留守老人的人生舞台还没有谢幕，他们将用生命中最后一丝力量寂寞地舞着。

　　分报告四

　　留守子女：迷失在残缺的亲情里

　　不久前，新华社报道了一则新闻。数据显示，中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或经商，产生了近2000万留守儿童。在2005年7月至8月间，我们走访了四川省外出务工大县——仁寿县，在发放的300份问卷中，有“留守子女”情况的问卷175份。当我们把先前的访谈和这些问卷数据相结合的时候，不禁被深深地振动了。

　　举 起 屠刀

　　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在物质上可以缓解家庭经济的窘迫。他们多年初而出，年末而归，获取比田地里来的直接得多、数量上也更多的打工收入。

　　据问卷显示，打工者的平均年龄37岁多，而在这个年龄段，他们的子女大的多不超过20岁，小的可能刚刚呱呱坠地。在获取“一把一把”钞票的时候，也许，他们失去的远非这“一把一把”钞票所能购买的。

　　在这175份有效问卷中，在自己家乡读书的留守子女是161人，占总数的92%；由单亲监管占43.10%，隔代监管(爷奶或外公外婆)54.59%；在对孩子监护情况上，只有13.29%的监管人选择了“常和孩子谈心”的选项……

　　夫妻双方或者夫妻一方出去打工，留下家庭一个大摊子，老人、田地、副业、人情世故、子女等等需要照顾。单亲的妈妈、爸爸常常在忙碌中忽视了子女的教育。隔代监管，由于年龄的悬殊，老人教育的方法，甚至老人有无被赡养而产生情绪等，更是对留守子女产生影响。

　　文宫镇中心小学工会主席黄维东告诉我们，该校2000来人中，父母外出务工的约占70%。这些留守孩子和一般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日常行为习惯不好，有时甚至是品德上较差。具体表现为不听话、不爱学习、喜欢乱翻爬、爱上网、好打架、不团结同学等。出现这种现象，黄老师认为主要是因为由爷爷奶奶监管不大好管理，过分溺爱造成的，是由隔代监管人不懂得科学的教育和管理方法造成的。

　　新店乡岳王村的杨浩今年小学毕业在家杨浩的父母亲一直在外打工，3年前他们离婚。说到离婚的原因，杨浩的爷爷杨汉文老人说，具体他也不知道，反正是他们感情不合。后来儿媳妇提出来，杨老汉说他也劝说过多次均无效。

　　离婚后杨浩的哥哥杨杰判给父亲，杨浩则判给母亲。但是，夫妻仍然在成都打工，这落下两个孩子就由爷爷奶奶照管。

　　6月22日中午，杨浩趁三娘中午休息，到其房间扭其箱子，想找箱子里的钱，结果惊醒三娘。事情败露后，13岁的杨浩就用特地带的刀子向三娘砍去，先后在手腕、颈部、背部等处共砍40多刀，将其杀死。

　　杨浩的爷爷杨汉文老人说，杨浩这孩子以前被他妈妈娇生惯养惯了，就形成了爱花钱、喜欢吃零食的恶习，一年光吃零食都要花上1000多元。哥哥杨杰也说杨浩喜欢吃零食，很多小朋友喜欢跟他后面吃零食。邻居小朋友、杨浩的同班王攀也说杨浩喜欢吃零食，他们跟他后面有时可以弄到零食吃，没有钱的时候就用粮食去换。

　　爷爷说，杨浩只要是正常的要钱他都会给的，就是没有钱，他都会去借。但是由于花钱过多，杨浩有时去偷他的钱，后来他知道了，就把钱藏起来，这样杨浩就偷不到了。

　　事发前不久，杨浩听说在外面打工的三叔寄钱回来，就跑去偷他在家的三娘的钱，杨浩对公安交代说，“捞(偷的意思)三娘的钱比捞爷爷的钱容易”。于是就发生了刚才叙述的一幕。

　　讲到杀死三娘，杨汉文老汉和哥哥杨杰都表示，根本想不通这件事，三娘三叔对杨浩、杨杰兄弟两个一项都非常好，杀人之前的几天，杨浩也很正常。

　　“就算杀只鸡砍这么多刀也害怕”，讲到杨浩残忍地砍了三娘40多刀，爷爷杨汉文说。杨浩向办案人员交代，“平时我没有这么胆大，但是如果我不把她(三娘)砍死我就要糟”。在办案人员来调查的时候，杨浩表现非常镇定，根本不知道怕，还给办案人员打洗脸水。

　　由于年纪较小，现在的杨浩已经到成都父亲那里去了，虽然判给他妈妈，妈妈一直没有回来，并且始终不相信也不承认她的孩子会杀人。

　　杨汉文老汉说，如果这个孩子以后公家培养好了，会是个人才的，孩子很机灵，身体好。但是目前等待他的只有少管所了。

　　如果有这样一个问题：天下最亲的情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会说，是亲情。不管你犯了什么错，你的至亲终会原谅你。但是，我不能确定，在天堂里的杨杰能否也能原谅他的亲人。

　　新店乡富隆村，我们正抓紧联系农户做访谈。紧毗公路的是一片绿油油的水塘，一头牛和两个孩子在水里恣意游着。虽然是中午二点多，其他人都在午休，他们亦没有家长照顾，水中的孩子显出了农家子弟的大胆与无畏，从塘那边顺畅地游过来。我举起相机，前面的孩子一个猛子钻入水中，不一会儿，在远处露出一颗湿湿漉漉的脑袋。

　　禾家镇的学生唐滔，1987年出生。其父在外打工，家庭富裕，疏于对唐滔管理。2004年4月18日，就读禾家镇中学初三年级的唐滔，用刀将人砍伤，在被治安警告后于2004年5月17日转入禄家镇中学初三就读。在第一次砍人时隔仅一个多月，来禄加镇中学仅5天，他又于5月22日中午，用刀刺伤了禄加镇黄水仙之子，造成其残废。此案虽已由仁寿县人民法院判决(2005仁刑初字第39号)(判决被告赔偿34497元，原告不服，正在上诉)，但给家长、学生带来的，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损失。

　　疏于监管、引导，留守子女的课余，多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寒暑假更如脱缰的野马般，奔驰在农村广袤的大地上，无人照看。

　　走 向 天堂

　　静静的一汪小塘，就是徐杰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通口。在夜雨泥泞的小路上，长草已打湿我的裤角，但我一次次地把这一汪小塘定格在镜头里。我想知道，为什么如此小小的一汪塘水，就能吞噬一条9岁的鲜活生命！

　　在山洼的这方小塘，被高处沿山而建的路环抱着，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有两条小径可通塘边。塘两边有住户各一，一贫一富，富宅临水。塘边，有两处石阶直通水下，供村人洗衣、洗菜之用。

　　看着一级级的石阶直通水下，小徐杰也一定是从这里走向另一个世界。

　　今年6月9日下午，9岁的徐杰放学回来，不会游泳的他，由于前一天和几个伙伴一起游泳了，今天又约了那几个小伙伴来游。

　　徐杰在塘边游，不敢向小伙伴们所在的深处去，但看到小伙伴们欢快地玩耍，他有些向往，便试着向深处走，这一走，一个深坑把他带向了远方……

　　待小伙伴们发现，惊喊来徐杰的三叔，已半小时过去，徐杰的奶奶一路哭跑来，但幼小的心灵已永远的逝去了。

　　去年，徐杰的父母去漕州打工，留下8岁的徐杰和5岁的徐新宇给奶奶照顾。奶奶50多岁，头发已经全白了。语言的完全不通，让我很难走进老人的内心世界。爷爷徐柏松，50岁，头发也开始发白。他善谈，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侃侃而谈。谈到儿子打工，老人显然不愿多说，只轻描淡写地说，从去年到今年没有回来过。

　　得到我们确认性的反问后，老人再次说，从去年到今年没有回来过。这个贫苦的培养出两个大学生(大女儿和小女儿徐月华，徐月华今年刚拿到青海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家庭，主心骨是个坚强的人。而谈到儿子，老人则显然低沉许多，很快地避开了话题。

　　我不禁想，连自己亲生的儿子溺死都不回来的父母，该有一副什么样的心肠啊！是什么能沥炼出这一副“铁石”的心肠？是天然，是社会，还是经济？我不能自己，一个孩子对于一个农村的家庭来说，就意味着一切，而“继承香火”的儿子溺死了，都没有回来看一眼，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如果说至亲会原谅他的亲人犯的错误，我不知道天堂里的徐杰能否原谅他在远方打工的父母。

　　三间土胚瓦顶的房子，加上两间更小的土胚瓦顶的偏房，就是徐柏松一家三代人的住房。

　　走进屋子，唯一打眼的就是正屋里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光秃秃的墙上，徐杰留下的奖状还在告诉我们，他的主人生前学习优秀。屋里面由于有了徐杰的妹妹——6岁徐新宇而显得有了许多生气。

　　徐新宇，6岁，幼儿园大班。在我的记事本上歪歪斜斜地写下“徐新宇”时高兴得哈哈笑。脸上一道疤，给幼雅的童脸上留下长长的印痕。

　　那是小新宇放学后，路上恶狗留下的罪果。由于太小，上、下学又没有人接送，脸就被狗咬成了这样。可能是被恶犬咬开了洞，现在在渐渐愈合中拉动了嘴角的皮肉，弄的嘴都有点歪了……

　　小新宇胆大、活泼、爱叫，在我看来，似一只快活的燕子，来回不停的穿梭，也许，童年的新宇还不知道什么是忧愁。

　　一个月前，哥哥的离去没有给小新宇留下伤痛，脸蛋被恶犬咬开一个洞，没有给小新宇留下伤痛……我不知道，当新宇明白这一切的时候，长大的她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新宇胆大，翻开我们携带物品，看到采访机，高兴的拿出，我就教她怎样录音。

　　新宇太小，还不知道采访机的原理，当她听到自己的喊声：“徐新宇”、“我是徐新宇”时，兴奋的跑进跑出，大声叫咸。

　　就一句采访机里放出的“徐新宇”、“我是徐新宇”，小新宇听了不下十几遍，每次都要高兴的大叫。

　　童年的新宇是快活的，即使爸妈不在身边，即使身在只有几间土坯房的爷爷家里，即使脸上有个大大的黑疤结，真渴望童年的新宇不要长大。

　　本子上歪歪斜斜地留着新宇排三行写下的1-13(当写到19时，可能下面的数字已经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被写成了17、12、13)，嫌我写下的“好”还不够对她的评价吧，她在本子上半部，写下了大大的“100”。

　　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个家庭，由于没人照看，9岁的徐杰命殒池塘，由于没有照顾，6岁的新宇被恶犬破相，也许打工挣钱对一对夫妇来说真的重要，重要到比自己儿女的生命还要重要的程度；也许，他们在家不打工，也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是，即使死，孩子死在妈妈的怀抱里，又该多温暖啊。

　　如果说这仅仅是个案，不足以窥全豹。那么我们看看300份问卷统计出来的数字罢。

　　在问留守子女一年可以和父母见几次面的时候，65.50%的人选择“几年一次”和“一年一次”。在东桥村，我们碰到了正在路上抱着小孙子的董大婶，她说，孩子从出生后，有两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去年他爸妈回来的时候，孩子就是不让爸妈抱，更不叫爸妈。在孩子的眼里，爷爷奶奶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比爸爸妈妈更亲的“爸爸妈妈”。

　　在问卷里，当问及孩子现在的感觉时，53.29%说“没有感觉”，令人意外的是，有8.38%的孩子感觉“和父母在一起很不自在”。

　　当亲情都成为“形式”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天下最亲的感情是什么了。

　　和外出务工家长联系单一，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在问卷中，有90.86%的留守子女是通过电话和外出务工的父母联系，有3.43%的人回答“没有任何联系”。外出务工多在外省，长途费用至少要每分钟3毛钱，经济上制约了父母和子女联系的时间和频率；电话本身的特点，也制约着外出务工父母感情的表达，儿童亲情饥渴也很难得到满足。

　　在问及外出民工对子女在“电话中说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时，43.27%选择了“认真学习”，25.1%的人选择了“听话”。命令式，简单的教育方法，代替了子女平等对话的要求。

　　心 灵 沙漠

　　如果说两代人之间有代沟的话，父母或者监护人和子女之间的代沟是难以测量其深度的。

　　在问卷中， 60.59%的监护人认为，父母出去打工，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没有影响”，有20.00%人认为“影响较小”，只有14.12%的人认为“有影响”；在问到父母出去打工对子女性格方面的影响时，有55.29%认为“没有影响”，有24.12%认为影响较小，只有14.12%认为“影响较大”。而在谈到民工的子女子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监管的时候，文林八里村刘支书和站在旁边的该村妇女主任都认为，爷爷奶奶管孩子和父母亲管孩子是大不一样的。爷爷奶奶一般只管孩子的吃穿，其他的他们管不到，也不会管理。

　　而另一方面，留守子女对打工父母的期望，排在第一位的是希望“爸爸妈妈都在家里”，排在其后的是父母“一个出去一个在家”，分别占51.92%和14.10%。

　　孩子们的心里像沙漠缺水般缺少亲情的呵护，在父母纷纷外出“找钱”的同时，忽略了的是留守子女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心理的健康成长。

　　当其他的孩子还在享受暑期快乐的时候，吴林瑶就和她的同学们在忙于补习了。

　　吴林瑶，仁寿一中加高三暑期补习的学生，龙马镇向家乡平安村人。

　　父亲在她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在广州打工，妈妈也经常出去打工。但是妈妈身体不好，外出相对较少。家里还有个弟弟，现在读初三，五年前弟弟得了骨髓炎动手术花了几万元。

　　吴林瑶告诉我们，她在班上很自卑，因为从农村来的，老师对她也不好，因为农村的学生没有钱给老师送礼，前排座位都给有钱的城里学生了。就连学校的住宿还分三六九等，分每学期150元、200元、400元和800元不等，学校的这种做法更促成她的自卑心理，平时在学校和城市的同学交流很少，因为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比如人家说电脑什么的，自己听起来就象听天书。

　　平时在学校如果生病或者考试考差了就会想念爸爸妈妈，一般一个星期会给爸爸打一次电话，主要就是说身体和学习的事情，爸爸的一句“小心点”让她感到一种温馨的亲情。

　　相对说来，和妈妈的交流就要少一点，因为妈妈没有文化，不能理解她的心情，而爸爸高中毕业，对自己的心理比较理解。

　　因为和妈妈的矛盾，吴林瑶几次想离家外出，甚至想过轻生，但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最亲的爸爸，她还是活到了现在。

　　“也许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一个只有17岁的女孩的话，让人听了难以自禁。

　　小时侯，她非常渴望亲情，看到别人的父母在身边照顾就非常羡慕。记得有一次，妈妈春节打工回来，早上做早饭，第一次吃到热腾腾的饭菜，她流下了眼泪……

　　因为她上学要走近10里的山路，路边还有坟地，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都后怕。所以每天早上她都早起自己用水泡点饭，特别是冬天就只能打着手电筒去学校。而现在她对这种亲情似乎显得比较麻木了。

　　“因为我知道，爸爸妈妈不可能陪伴我，我也就不奢求了。长期生活在这种缺乏亲情的环境中，我也就习惯了”。吴林瑶说。

　　她现在反而觉得父母不在身边更好。不在身边，以前还有点思念，现在连思念都没有了，而且和父母在一起又能怎么样？特别是与妈妈谈不来。

　　在我们电话交谈的过程中，她妈妈一直在电话那头吵着让挂机。

　　她家里除了爸爸妈妈在外打工，弟弟在读初三，还有外婆和爷爷。奶奶八年前摔死了，当时也没有钱治疗，这给她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创伤，因为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自己的人。”外公在附近的汪洋煤矿死于事故。

　　说到父母在外面打工对自己的影响，她说对性格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她的性格怪异、孤僻，不喜欢参加学校的活动，在班上只有一个好朋友，其他的同学一概不想交往。

　　问到为什么愿意和我们交谈时，她说因为陌生人之间没有利害冲突，“而熟人之间的交往都带有功利性，都是相互利用而已”。所以她说自己的性格的两面性非常明显，在陌生人面前显得比较外向、开朗，而在熟悉的人面前又很冷漠，甚至是清高。在问到父母打工对自己学习的影响，她说可能也有点，比如自己就没有人照顾，这里有很多学生家长在这里租房子陪读，她从来不敢指望自己的妈妈能有时间来照顾自己的学习，虽然妈妈说在这个高三要在县城租房子服侍自己，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希望了。

　　一个17岁的女孩，显示了与她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敏感而悲观，周围的环境对她都产生着影响。

　　仁寿一中是全国重点中学，压力自然不小，同学之间的竞争自然激烈。吴林瑶在感受学校和家庭对己不公，对自己影响大的时候，我想，她认识了，希望改过了。

　　“无知者无畏”，问卷中，分别有60.59%和55.29%的回答者表示父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的学习没有影响”和“对孩子的性格没有影响” ；教育及相关部门对这些留守的孩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照顾措施，在问卷中，回答“教育部门给学生购买保险”的占49.42%；贫困学生“有学杂费减免”的占11.63%；有“贫困生活补助”的占5.23%；“老师进行家访”的占11.05%；有“其他照顾”的占1.16%……(N=170)，看来，要改善民工留守子女的生存状态，首先还是要从意识和思想上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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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有些乡亲因为我们做扶贫，他们在报收入时偏低，而报支出偏高。但总体差别不大。

　　[1] 这里的指标包括实物支出，如果只算现金支出的话该数值更小很多甚至趋近0。

　　[2] 课题组一行在仁寿县的调研活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访谈了3个乡镇9个村；第二阶段选择了4个乡镇12个村作了3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97份，涉及父母已到养老年龄，即男性65、女性60岁，的问卷233份，占有效问卷总数的78.45%。

　　[3]尽管县政府有关人员和乡镇领导都宣称每个乡镇甚至村都有老年协会，但在实际的走访中我们发现仅有文宫镇和文宫镇石家村有开展较多实质性活动的老年协会。至于老年活动室则全都演化成麻将馆，而且大多打牌的都是青壮年。文林镇八里村村支书刘光辉坦言老年协会已是名存实亡的组织，开个会要老年人注意娱乐就是老年协会的工作；老年协会就有2-3年没有开展工作了，老年活动室也被人租出去开商店了。

　　[4] 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在我们对文宫镇的访谈中，当地居民告诉我们镇上有个底盘“很大”、人“很多”的“敬老院”，但当我们去调查时发现整个养老院仅有四位老人、一位兼职的院长，没有其他工作人员。而该所谓“很大”的养老院规模最大时也仅有10余人，已经4、5年没来新老人了。不是没有人愿意来，二是除了老人必须具备是五保户的基本条件之外，还要看民政部门的拨款来确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