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彭焕生最爱唱长征的歌谣(图)

　　镜头一

　　1934年12月1日凌晨3：30，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下令：“我们不

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湘江两岸杀声震天，白刃相搏。

　　这一天，惨烈至极！

　　老红军彭焕生只记得“到处都是伤员，到处都是喊杀声”……

　　这一天，壮烈至极！

　　彭焕生一次次抹泪，“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用身体筑起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

　　敌机疯狂向江中的战士扫射，敌弹在强渡的部队中炸开——这一战，红一方面军除去路上数日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的减员，牺牲的指战员多达数万人！已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减至3万多人。

　　殿后的红八军团这支自长征开始组建的年轻部队，甚至还没来得及集中起来开一个成立大会。

　　天亮，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染成了血红的“赤水河”！

　　镜头二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十送红军》的旋律从电视中飘出，彭焕生老人往前挪了挪竹藤座椅，又把手中的遥控器使劲按了几下，然后烦躁地放下，干脆站起来，把耳朵贴到电视跟前——屏幕上音量图标显示，声音已经大到极致。

　　96岁的彭老已听不清歌词，但熟悉的旋律却断断续续击打着他的耳膜。

　　82岁高龄的老伴纪清善招呼他吃午饭。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罗咳，挖野菜（那个）也当粮罗，咳罗咳，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呀咳罗咳，咳，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咳罗咳……”餐桌上，老人习惯性地哼起唱了一辈子的红色歌谣。

　　“别唱了，看你那假牙都打战了！”老伴嗔怪着，大声催他快点吃饭。

　　“不唱咋行，以前吃饭时都唱，毛主席也唱。”

　　1934年11月 那场惨烈的湘江之战

　　天津警备区第一干休所一幢整洁的二层小楼内，老人静静地坐在窗前，凝望着窗外。

　　一辈子身经百战，但说起惨烈的湘江之战，忽然间就老泪纵横——

　　“那是我们冲破的第四道封锁线。”老人对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说起长征，说起这惨烈的湘江之战表达得却甚是清晰。

　　1934年11月底，长征已经一个多月，前三道封锁线都一战突破。蒋介石急调湘军北下、桂军南上、粤军西追，30万大军三面合围，逼迫红军一路向西至湘江——在那儿，他已紧急加修了140座碉堡，加上湘江天堑，正张开口袋等着红军呢。彭焕生和战友们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与绝对优势的敌人逐个山头地争夺，逐个山头地死守，气壮山河，顶天立地！

　　彭老说，当时的时间概念非常模糊，不知道到底在江边打了多久，只记得身为通讯兵的自己“誓死也要背着通讯设备”；只记得“身边的战友成批成批地倒下，尸体堆成山”；只记得“子弹好像特别姑息自己，总从身边飞过”；只记得，“湘江的水好深好深，还夹着血腥味”。

　　七十多年的光阴过去了，彭老再也没有去过湘江，即便有机会到广西出差，他也尽量绕道而行——他害怕看到那熟悉的环境，每一次凝视那波澜不惊的水面，似乎都会看到那一张张早已逝去却又熟悉的脸庞——这一战，成为他心头永远的痛。

　　“我命大，没死，多少首长都牺牲了。”彭老提到了一个名字“陈树湘”，在战斗的最后时刻，身为红五军团34师师长的他，率领全体战士向对岸已过江的战友们道别，含着热泪宣誓：“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红五军团是担负湘江大战的总掩护部队，只有34师和13师两个师，长征出发时，全军团有12168人。

　　此时此刻，陈树湘率领全师战士浴血奋战，陷入数量多于我军数十倍的敌军重重包围，最终硬是带着200多人杀出一条血路！身受重伤的陈树湘师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不幸落入敌手。在敌人企图把他送到长沙的路途中，这位年仅29岁的铁血男儿不甘被俘，自己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流出体外的肠子，壮烈牺牲！

　　报名参军 不知道自己生日的“小奴隶”

　　老人轻轻抬起左手，在眼眶周围使劲地抹了一把，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起初，彭老并不是很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因为每一次回忆对他而言都无异于一次痛苦的心灵煎熬。

　　查看彭老的简历就会发现，出生年月一栏中清楚地填写着1914年，这样算来的确应该是92周岁。可有趣的却是，他有一个小他2岁的弟弟，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却写着1912年。

　　“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日，爱多大就多大吧。”彭老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长塘乡磨湾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他父亲那一辈就是地主家的长工，“我生来就是小奴隶！”1930年，彭焕生报名参加红军，“人家让我填表，我不会写字，问我生日我也不知道。”由于他身材瘦小，当时身高不过1.5米，接待报名的人就给他估计为16岁，带着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几年前我们大闺女回老家，看他弟弟去，人家告诉我们闺女他应该是1910年的，早些年村里还有老人在的时候，也都说他是1910年的。”老伴努努嘴，一个劲儿地说他糊涂，连自己多大都搞不清楚。

　　可是彭老似乎更愿意相信自己是1914年出生的，这样能让自己“显得年轻”——不知道是不是返老还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彭老越来越喜欢看娱乐性节目，《梦想中国》、《超级女声》、《欢乐总动员》、《神州大舞台》……

　　和院子里的很多老军人不一样，彭老并不关注历史题材的节目，《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长征》、《白求恩》以及崔永元的《我的长征》他一概不看。

　　每天早上和傍晚，彭老都会习惯性地在院子里遛弯，看着老伙伴们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些电视剧的情节，他总是笑眯眯站在旁边，决不搭茬。大家知道他走过长征，耳音又不好，有时会趴到他的耳边，向他求证一些问题，问问他这些内容电视剧拍得对不对。每到此时，他总会以不变应万变，用孩童般的语气抛出两个字：“忘了。”

　　慢慢，大家都知道了他的习惯，便不再向他求证什么，却送给他一个可爱的绰号“小孩儿”。

　　“忘得一点都想不起来了？”记者问。

　　“过去的事情了，不提了。”彭老摆摆手，悠悠地说，“这个多好看。”他又把视线移回到电视屏幕上，《梦想中国》选手熊汝霖正在高歌《I believe I can fly》，老人特别爱看这个“光头”唱歌，因为“这小子嗓门大，听他吼能听清楚了”。

　　（下转18版）

　　（上接17版）

　　千山万水 一路高歌鼓舞斗志

　　“我也爱唱。”话题很自然地从唱歌转移到他不愿意提的“过去的事”。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6月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说到懋功会师，彭老凝重的神情终于变得喜笑颜开，他说永远也忘不了那满山遍野迎风招展的红旗，战友们彻夜不眠的欢歌，还有那迅速传唱开来的《懋功会师歌》：“红军两大主力，翻过绵绵山脉，我们胜利会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参加苏维埃中心力量，我们百战百胜，挥师进四川……”

　　正在看《梦想中国》的彭老将电视音量拧小一些，“听我唱，别听他唱。”他说着，脸颊上滑过一丝孩童般的笑容。

　　“两大主力西北行，啦嗦咪嗦，不怕困难与牺牲；扩大民主革命战线，啦嗦咪嗦，我要上前线，不怕困难与牺牲，胜利一定归我们。”……

　　彭老说，行军北上路过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宣传队编了好多歌谣，扩大红军影响，“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识字，讲大道理也听不懂，唱这些歌谣最管用，都是大白话，调子也上口。”不甘受压榨的少数民族兄弟拿起了镰刀、锄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

　　尽管已经96岁高龄，但彭老除了记忆力有些减退，并没有什么器质性疾病——心肺功能良好，血压不高不低，“以前的事他记得住，现在的事就不行了，说过就忘。”第一干休所的陈所长从1993年调到这里工作后，十三年来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大院，朝夕相处间已经和这位老爷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最让他感触的就是彭老对待生活那种宠辱不惊的平和心态，“不急不躁，见到谁，发生什么事，总是哼着小曲儿笑眯眯的。”

　　“现在可没有苦日子喽，过去走长征连个电匣子都没的听，宣传队随便演点什么，我们都美得要命，现在开开电视就几十个频道。”晚年生活中，看电视成了老人最主要的消遣方式，只是时常会颇有感触地喃喃自语：“要是大伙都能看到就好了。”

　　和平年代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洗手间里传来一阵“滴答”声，老伴赶忙扶着墙壁起身。看到老伴狐疑着起身，彭老也跟着过去查看，原来淋浴器的水管生锈老化，正从出水口的缝隙向外滴水。

　　“早就让他换了，死活不换！”58岁的彭长林是彭老的长女，上世纪60年代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随丈夫一起到河北省唐山市定居。

　　说起老父亲，彭女士一个劲儿地叹气，“日子过得太省了！”前些日子回家时，她就发现这个淋浴器出了毛病，而且这是一个

　　更让彭女士心酸的是，半年多前母亲给她打电话，说父亲睡觉从床上掉下来了，摔伤了腿——那是六七十年代的老式木床，足有1米高。“我急呵呵地就跑天津来了。”到家后，彭女士和弟妹一起到商场选了一张矮床，定好下午就送货。

　　“回家后，我弟弟拆他那张老床，他当时就跟我们急了。”彭女士说，父亲坐在床上，说什么也不让拆，还说他们“瞎花钱”，急得把眼睛都瞪圆了，“没办法，我们又回商场，把床给退了。”

　　“摔下来是我自己不小心，不是床的事，怎么就非得睡新床啊，该摔不还得摔，我们过草地时没有床，扒拉一块不太湿的地方，躺下就睡，还没吃没喝呢。”几乎就是一个瞬间，老人的面色就凝重下来。

　　茫茫草地荒无人烟，背的那点粮食仅仅能够勉强维持两天，后面五天完全是听天由命——野菜、野花、草鞋、皮带，许多无法想象的东西都变成了充饥的“美餐”。

　　大约是进入草地第五天的时候，大多数战友的身体都垮了下来，“饿，就是饿！”对于那段日子，彭老不停地用“饿”来形容。

　　草地上有很多不知名的野花野草，为了填饱肚子，彭焕生和战友们分头采了一些回来，但又分不清哪些有毒，哪些可以食用，于是所在的连队就临时召开会议，打算选出一人尝百草，鉴别出无毒的供大家充饥。

　　会上，党员要求先尝，入党积极分子也要求先尝，上点年纪的要尝，说“年轻人能为党工作更长时间”。年轻的也要尝，说“党更需要经验丰富的战士”。大家都想把危险留给自己，生机留给战友。

　　“我岁数小，也没家没业的。”彭焕生想着，一把夺过野菜就往嘴里塞，却被眼疾手快的战友给抢了过去，说他身子骨太单薄，不合适。最后，大家推选出了一位20岁左右，相对身强体壮的战友，“急着赶路，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却和很多战友一起受了他的救命之恩。”——不知名的野菜苦、辣、酸、甜、涩、麻，各种味道俱全——年轻的小伙子眉头都不皱一下，一口一口地使劲咬着，咽下后还对味道品头论足一番。

　　记不清是尝到第几种的时候，“至少也得七八种了。”小伙子忽然脸色涨红，随即白色的沫状唾液不断从嘴角流了出来，不等战友伸手搀扶，就直挺挺地躺倒在地面上，双唇不停地翕动，却发不出一点声音，一位与他最为熟识的战友仔细分辨他的口型，才明白他是想说，“别吃这个，有毒！”然后，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爸爸这一辈子吃的苦，多得我们无法想象。”52岁的彭军林是彭老的次子，在部队一干就是三十年，刚从北京总参谋部退休，他说自己完全遗传了父亲对部队的痴迷。“我是听着爸爸打仗的故事长大的。”彭先生说，小的时候爸爸很爱讲行军打仗的故事，一说就是一大串，只是上了年纪后才不爱提那些逝去的战友，谈起的时候总会泪流满面。

　　但即便如此，彭老也特别支持孩子和孙辈们参军入伍，总说“年轻人就该为国家多干点事”。彭老有五个子女，三个子承父业参军入伍，去年，在他的鼓励下，18岁的长子孙也穿上了绿军装，目前在蓟县某部队服役。

　　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记者问彭老有什么心愿，他摘下老花镜，凝神沉思一下，悄悄地说，“我就想健康地活到2008年，到北京去看奥运会，我闺女和儿子都说了，他们给我买套票。”在老人看来，和平年代，只有在没有硝烟的体育场上，只有竞技体育看起来才会比较过瘾。

　　撰文 新报记者 任桐 摄影 新报记者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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