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与诸儿女的长征情结(图)

　　淡泊名利的老红军安德坤

　　本报记者赵雄韬摄

　　参加长征，知道了革命的艰辛和活着的不易，注定他淡泊名利的一生；

　　“不拉私人关系”让儿女体味人生长征路，他一生无悔；

　　两代人共有的长征情结，是那段历史的坚持和延续，也是他身后留下的宝贵财富。

　　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安家姐弟七个对“不喜欢搞私人关系”的父亲安德坤愈发敬重了。父亲身上的伤痕，让建国前后出生的几个兄弟姐妹对长征的苦难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父亲只言片语的回忆里，安家儿女产生了别人无法体会的长征情结。

　　讲不完的长征故事

　　当年参加红军，安德坤是和哥哥一起走的。离家时，父亲已经亡故，唯有母亲一人守着四川广元安家湾的老宅。

　　1933年11月2日，四川宣汉县城解放大会在县城西门操场隆重举行。当天，中国革命史上创就一个奇迹———一个县独自建立一个军，18岁的安德坤所在的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成红四方面军第33军，下辖三个师，总兵力上万人。曾经利用灵活的“飘忽”战术和夜袭手段，游击军对敌军势力进行了重创，在五爪堰、白沙河等一系列游击战中威名大震。

　　如今，耄耋之年的安德坤很难再现当年的英勇，只有身上的伤疤是那段历史的明证。

　　1933年10月，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同时，蒋介石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率四川军阀110个团20余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实行“六路围剿”。持续数月之久的战争直到次年9月底结束。损兵折将8万余人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六路围剿”以失败告终。为了遏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苏区的发展壮大，“六路围剿”之后，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部署“川陕会剿”，30余万国民党军队再次对川陕苏区形成新的围攻态势。战斗紧张而惨烈，要么狭路相逢，要么正面冲击，战斗中，一名冲上来的敌军将刺刀狠狠刺入安德坤的小腿肚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挥师北上。为配合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起义，西进强渡嘉陵江，打通中央红军北上障碍。

　　这就是安德坤给孩子们讲不完的故事。

　　安家七个子女从小就知道了长征的艰辛、曲折，尽管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但想像起那艰苦历程，他们总会啧啧不已，对父亲充满敬意。翻越大雪山，安德坤被冻伤双脚，一位厨师帮他渡过难关，跟上长征队伍；横穿大草地，一觉醒来，身旁的战友抱着步枪倒在草丛里，没了呼吸。“父亲不容易。”小儿子安建民说。70年后，安德坤的经历成了这个家庭的一段传奇。1935年负责朱德的警卫工作，次年进入刘伯承的警卫班；1937年又成了八路军129师骑兵团的一名战士，并横渡黄河东征抗日，被鬼子的一颗子弹打伤胳膊；解放战争时期，转战中原和华北……

　　父亲不爱当官有点“怪”

　　长征路上，红军战士遇到过各种险情，枪林弹雨的战场使斗争艰苦惨烈。那些时刻，不仅在红军战士脑海里深深铭刻，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改变着这一代人的生存轨迹。以至今天，仍能在下一代人的身上找到它的印记。

　　解放后，安德坤被分配到西安，出任陕西省五金交电公司党委书记、经理，直到1975年离休。文革之后，安德坤在家养病，其间，组织多次决定让他担任领导职务，但都被他拒绝。“我父亲不爱当官。”在安建民眼里，父亲就是有点“怪”。

　　一次，安德坤到北京参加会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听说后，派自己的警卫员去接安德坤，想见见他。可安德坤认为，朱元帅是国家领导人，自己只是平民百姓，能否见面已不再重要了。让警卫员捎回对朱德的问候，他就早早离开了北京。现在，提起这件事，安建民始终认为：“或许这次见面能给父亲带来转机。”

　　回到西安的安德坤没有变，儿女们却开始有些埋怨他固执。可安德坤就一句话：“工作上，我不喜欢给自己拉私人关系。”此后，安家老少都对这句话有了深刻体会。

　　多年后，从农村参军继而复员返城的安建民被分配到省五金交电公司，他当了保安又替公司讨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五金公司给职工分配了一批福利住房，按规定，安德坤五十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可以换个大房子。但公司时任领导较多，大房子不够分，可以给他按平方差再分一套小房子。子女们让父亲去争取一下，可他却觉得“这样住着挺好”。结果，他得到一套最小的住房。

　　求父亲办事“碰钉子”

　　2006年9月12日下午，安建民开着一辆邮政车，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安市东六路邮局。五金公司每况愈下后，安建民开始在西安市邮政速递局干起了临时工。为了拿到每月800多块钱的工资，工作日里，安建民每天早晨要开车赶往咸阳机场，提到货便马不停蹄送到西安大街小巷各个邮政分局。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再去西安市最大的分拣机构———邮区中心局，将分好的货物一次次送出。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还要开车再到各分局去收取外地来的邮件。整整一天，安建民要跑近12个小时，但安建民很知足。

　　当年，安家即将步入社会的儿女们不仅要学着自己承受“文革”岁月的动荡，而且要开始习惯接受父亲的“怪脾气”。在人生的“节骨眼”上，父亲的“怪脾气”让他们很生气。凭父亲的资历和关系，安建民本以为，自己完全有可能干一份不错的工作。但碰了一次“钉子”后，他再也没有向父亲开口提说工作的事情。

　　1975年，高中毕业的安建民赶上了知青下乡运动，他和四姐安丽平一起被分到武功县代家公社（今代家乡）劳动。1978年，全国迎来了上千万知青返城浪潮，每个人都在尽力挖掘身边的关系，希望能尽快找到一份工作。此时，安建民也跑回家，央求父亲想想办法找份工作，让四姐和他回到城里。当时，安德坤正在323医院住院，同病房就有一位兰州军区某军政治部主任。可让安建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一口回绝了他的要求。“你有吃有穿，还有零花钱，已经不错了。回去好好当个农民。”安建民至今还记着父亲的回话。碰了钉子的安建民生起了闷气，径直跑到渭南去找同学。一个多月后，他才返回代家公社。

　　无意听说此事，那位政治部主任下决心无论如何要给“老前辈”的儿子解决入伍问题。事后，医院护士告诉安建民，政治部主任打听过他下乡的地点，就出院了，并赶到武功县去找他。可四天时间里，政治部主任翻遍所有的参军花名册都没有找到安建民的名字。原来，跑到渭南散心的安建民错过了那次报名参军的机会，一年后，才再次报名从军。

　　父亲同样也没有满足安丽平的要求，直到四年后，陕西五金交电公司去招工，才将她带了回来。至今，安丽平还住在每月300元的出租房内，对此她很满足。五金公司发不出工资后，安丽平开始在南大街一商场里打工。记忆里，除了当年的嫁妆，她再没有从父亲那里拿过任何东西。

　　在安建民印象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五金公司最辉煌的时候，仅每月奖金就能拿到1000多块钱。那时候，一些紧俏商品只有在五金公司可以买到。即使在辉煌时候，安家姐弟七个也没能享受父亲职位带来的好处，在公司里，安建民和其他职员一样接受奖惩。而安家最小的女儿安彩平一直都是一名“待业青年”，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

　　给职工做年饭的老领导

　　安丽平记得，公司里很多职工都对她很客气，还向她竖起大拇指交口夸赞父亲安德坤。在职工眼里，安德坤不像个领导，倒像个伙计。

　　1982年春节，退休多年的安德坤突然跑到公司里，给加班的职工做饭、炒菜。这让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记忆犹新，感动不已。安德坤几乎认识当年公司里的每个职工，大家都说“像安德坤这样的领导已经不多见了”。亲耳闻听对父亲的称赞，安丽平突然想起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做人是第一位的。”

　　把“做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安德坤对党的忠诚说一不二，为此还能扯着嗓门训斥言语不恭的儿女们。有时候，姐弟在家里议论现在的社会如何，哪里的高级干部又锒铛入狱，安德坤一听就急了，反诘：“为什么就看不到好的东西？那毕竟是少数。”

　　现在，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们分散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们身体里流着一名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的血液。在漫漫人生路上，他们体味过酸甜苦辣，却没有一个人跌倒，反而活得刚强，走得端直，因为父亲给他们留下一笔不可磨灭的财富。

　　本报记者王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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