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历史包袱能否让我们理智看待身边的冲突

　　挥去“受害者”梦魇

　　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和它的人民，应该保有温和与理性，同时积极而勇于进取

　　★ 本刊记者/刘婉媛

　　“中国人对历史很执着，对现状很敏感。”38岁的大学讲师史蒂芬这样对记者说。史蒂芬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五年前，他和一位从中国大陆移民到澳洲的女孩结了婚。

　　在史蒂芬的眼里，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明是妻子小文最引以为荣的，这一点使他这个做丈夫的深受感染并为之骄傲。不过，史蒂芬也认为妻子像很多他所接触过的中国人一样，有一种他不能理解的“挫败感”。妻子常对他提起西方瓜分中国的历史，一直说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她没有经历过那些年代，但我感觉到这段历史在她心里有很深的印记，至今仍然让她感到愤怒。我跟她说，那帮侵略者确实混蛋，不过，老是耿耿于怀也没什么用啊。再说，现在谁敢欺负你们中国人啊，你们国家那么强大，人还那么多。”说到这里，史蒂芬笑了。

　　史蒂芬认为，爱尔兰人也经历过许多苦难。英国曾经统治了爱尔兰800年，至今北爱尔兰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19世纪30年代，大饥荒迫使大批的爱尔兰人离乡背井到世界各地谋生，饱受歧视。“中国的事情和爱尔兰可能不一样。不过，从历史包袱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中国要沉重得多。”

　　拖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执拗于过去所受到的屈辱，让我们许多中国人至今难以摆脱一种“受害者心理”和“耻辱感”，致使在国家逐渐强大起来的时候，仍然不能自信、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身边发生的纷争与冲突。

　　赵燕事件的启示

　　2004年一名中国妇女遭到美国警察殴打，成为了检验中国人心态的典型事例。

　　当年7月21日，中国妇女赵燕在美加边境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旅游时被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警官殴打。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报道了这起事件，并普遍佐以“中国女子在美国无故受欺”或干脆是“中国人海外受到欺凌”等标题。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中国网民在评论此事时大多数是抱着一种“中国人被美国佬欺负”的看法，认为“美国损害了中国人的尊严，美国政府应该向中国人民道歉”，“现在不是八国联军时期了，美国不能这么欺负中国人”。一些网上跟帖的措辞甚为不可理喻——“最好再来一个9·11，把美国佬全灭了！”

　　事实上，赵燕事件发生当时，打人的警察刚刚抓捕一名贩毒嫌犯，而这时赵燕与同伴刚好路过，警察认为赵燕等人可能与嫌贩有关联，遂要求他们过来接受检查。但赵燕的同伴们纷纷逃开，警察冲上去抓捕他们，而这时赵燕有个掏口袋的动作。于是，如惊弓之鸟般的警察上前对她就是一阵猛打。打人的警察事后在法庭上声称，赵燕掏口袋的动作让他以为她有“拔枪”行为，因此他上前扭打赵燕，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

　　然而，事情的真相和具体细节不幸被多数中国媒体和群众忽略。而即使抛开这些具体细节，这一事件的性质充其量只是一个坏警察滥施暴力的案件——警察在殴打赵燕时其实并不了解她是哪国人，“美国警察欺负中国人”之说无从谈起。而许多中国网民却将这起案件上升为一个有关民族尊严的政治事件。

　　稍加注意就可发现，在我们身边，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不断在蔓延。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中国人在对外交往的时候所经历的风波、冲突、挫折，往往在最后被归结为“民族尊严”问题。

　　在今年“9·18事件”纪念日当天，记者打开国内某网站，上面赫然刊登着一篇“国耻日勿忘

　　文章作者将中国在一个体育项目上所经历的挫折，归结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问题，并将其等同于当年日军发动“9·18”事件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甚至为这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找到了关联——“耻辱”。这段文字所体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如此的淋漓尽致。

　　受害者心态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核心是一种受害者心态，而这种心态的产生源自中国近代史上所遭到的丧权辱国的严重的挫折感。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彼得·海斯·格里斯在《浅析中国民族主义:历史、人民和情感》一文中说：“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他认为，与希望结束“屈辱”的历史相矛盾的是，许多中国人重新揭开了多年前的伤疤。对于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次对历史创伤的痛苦回顾，是用“受害式”的语言来表述的。

　　在其著作《中国的不安全感：屈辱，解脱，民族主义》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威廉·卡拉汗也提到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从中国的书店中充斥的一些历史书籍的名字，如《近代中国百年国耻地图集》《国耻录：中华百年图集》等等，便可领略到中国人对近代史的态度与看法。

　　的确，对于中国人而言，整一个近代史就是一个“耻辱的世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的枪炮打开了中国紧闭多年的大门，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平，火烧圆明园；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进一步加速了半殖民地化进程；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随后入侵中国；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本入侵中国;1937年，日军攻打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整整一个世纪的落后挨打，在中国人的心口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洗刷我们的祖先们曾经受到过的屈辱。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人应当为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巨大改变感到自豪、对自己的前途充满自信的时候，那种难以释怀的屈辱感仍然让一些人敏感好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院的历史系教授奥维利·希尔认为，在近代史上落后挨打的记忆，使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对外界充满高度疑心和戒心。一旦出现冲突与问题，就容易把原因归罪于外界。在其文章《中国的受害者情结》中，希尔写道：“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革命帮助它成为世界上充满自信的贸易动力，一个更加负责任的全球权力经纪人，甚至是给人安慰的军事存在。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受困于过去屈辱的历史和深藏人们心底的受害者情结。”

　　无论是赵燕事件引起的强烈反应，还是在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中日决赛上中国观众的过激行为，实际上都是隐藏的受害者心态的瞬间爆发所致。

　　去年，在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媒体上更多是对8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所承受苦难与屈辱的描述与悲情，对于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光辉与荣耀却缺乏欢呼与喝彩。一些文章读完后，你甚至不觉得中国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而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之下的一只羔羊。

　　诚然，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今的一些日本政治家仍然不能正确地面对历史问题。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定位——中国人曾经是受害者，但中国人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摆脱了这个身份，我们更是一个胜利者，我们有理由感到光荣与骄傲。

　　中日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的纠葛，也是现实利益的碰撞。带着过多对历史的悲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在心理学上，如果一个人摆脱不了受害者心态，就无法站在客观理性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更无法有效地解决与别人的冲突。作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走向温和与理性

　　“即使是爱国，用不理智的方式表达也是可怕的。”一名摄影记者这样对笔者说。2005年4月9日，在日本出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后，北京一些学生自发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当时，这位摄影记者跟着游行队伍从中关村一路走到了建国门的日本驻华使馆。

　　“那次游行挺有秩序的，即使后来有人向使馆扔鸡蛋，我都认为情有可原。不过，两天后我去上海，在一次示威中我看到几个小孩冲进一家店狠砸，店里的柜台和橱窗被砸得稀巴烂，我就开始觉得，这种行为其实就和匪徒差不多了。”这位记者回忆说。

　　在2005年这场涉日游行中，“爱国无罪”“反日就是爱国”成为了一些示威者的标语。一些所谓的“愤青”认为，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任何非理性甚至是暴力的行为，似乎都应得到原宥。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用“爱国主义”的外壳，对极端民主主义情绪做了一番华丽的包装。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人是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冲突与挫折，只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因为历史情结而感情用事，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牢记历史，但不应深陷于历史的泥沼中不能自拔。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对历史问题保有温和与理性，对现实积极而勇于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