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历史被娱乐化离真相越来越远

　　人人都拿历史说事儿，所有的历史都在成为当代史，这就是当下历史所面临的尴尬处境。

　　首先作为一种镜子，宫廷争斗与政经权术被用以借古鉴今，其次做为一种工具，或警世，或励志，历史被节取，被放大，足以经世致用，最后，上升到日常层面，经过影视剧编导、草根学者、家庭主妇们的共同加工与一致想象，历史终于被娱乐化了。

　　历史是中国人的最高宗教。在历史话语从来都有着意识形态显赫地位的中国，以历史的名义发言——也就是拿历史说事，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性格乃至宗教性习惯。

　　历史的大热，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个特有与共有的文化景观。易中天成了现象，清宫戏垄断荧屏，仿古建筑、饮食、服饰成了主流，“国学”疑似复兴……在日益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历史背后，历史正在遭受一次来自消费主义最强劲的解构。

　　诚然，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历史研究由今人之兴趣引起，用的是今人之方法，服务于今人之目的，每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新书写历史的缘故。但把历史作为武器，是对历史的滥用，把历史作为救世良药，则意味着对历史本身的亵渎。

　　事情的真相是，人们越拿历史说事儿，他们就离历史真相越远；到一切上升到消费主义的畅销状态时，我们已不能从对历史的阐述中观测未来，那么所谓历史，还有什么价值？

　　人人都拿历史说事儿

　　历史的大热，似乎也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个特有也是共有的文化景观。在日益娱乐化和商业化的历史背后，历史正在遭受一次来自消费主义最强劲的解构。

　　文/张生

　　长期以来，影视圈一直是历史的重镇，但同时似乎也是个重灾区。但话说回来，就算是再有娱乐精神或文化雅量，人们通常也不会把形形色色被“戏说”的乾隆或和皇阿玛捣乱的小燕子当成历史来看，即使是那些向历史学管理的博学的企业家或者向历史“求真相”的翻案大师们，也往往很难为“拿历史说事”的传统做法提供多少新的样本。

　　但当作为现象的易中天出现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些老是想着海景别墅或其它的人，突然意识到历史的惊人价值，于是，公众猛然发现，聚光灯的灯柱之下，站满了各种行头的“小姑娘”。他们被各色“历史工作者”包装上了舞台。仔细看，有的枝头试啼，有的绿树成荫，有的徐娘半老，更兼金发碧眼，莺莺燕燕，倒也热闹。联想到随欧风美雨挟裹而来的特洛伊或中世纪之类，历史的大热，似乎也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一个特有也是共有的文化景观。只是要稍微多费点力气，才能嗅出在这个历史的金秋时节，一切看似颇有娱乐氛围的空气中，其实到处充满的那种说教与金钱的味道。而更一层的东西，似乎有待历史本身来呈现。

　　古来历史供说事

　　说历史的事儿，最好还是从历史说起。

　　《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但在中国，无论是所谓正史还是野史，都似乎不愿意以搜罗点史料为满足。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话语从来都有着意识形态显赫地位的国度里，以历史的名义发言——也就是拿历史说事，早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性格乃至宗教性习惯。

　　拿分封制来说，汉高祖刘邦初兴，总结秦朝之败，认为秦王室无外藩襄助，以致各地造反一朝崩溃，而周有诸侯，享国800余年，乃恢复了分封制度，大封刘姓诸王和韩信等功臣，没想到韩信、英布和七国之王连续作乱，只得实行削藩政策。汉朝被晋取代，司马氏认为取消分封是汉之大错、自己能够篡位的秘诀，又大封诸王，“八王之乱”烽烟不息，西晋仅40年就为五胡所乘。唐朝崛起后，经过“玄武门之变”，再也不想封王，但将军权交与各藩镇，结果安禄山等尾大不掉，可怜辉煌的唐朝在经历100多年的所向披靡后，只是在武人军阀的鼻息下苟延残喘，留下黄巢“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咏菊诗供后人演绎《满城尽带黄金甲》。宋起以后，感于军阀之可恶，竭力贬低武人地位，推崇文治，“杯酒释兵权”就是这样的背景；鉴于五代后梁皇帝朱温曾将唐末名士清流数千人故意投入浑浊的黄河以辱杀，宋太祖还曾留下遗训：“不杀大臣”。结果，宋朝200余年，中国文人的日子最为好过，文化之昌明，在共和之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宋版书籍推为绝唱。但宋国势之孱弱，也是令人难堪，故明起以后，颇重武功，但又惧藩镇割据旧事，乃封诸王于九边，防范蒙古卷土重来。朱元璋临死之时，对自己的创新很是自得，没想到燕王朱棣立即作乱，取建文自代。朱棣上台后，殷鉴不远，乃将各王封于内地，并且不准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到了明末，各王子孙繁衍，历经分家，大多穷困不堪，利玛窦等传教士十分奇怪，称之为“高墙内的奴隶”……这就是2000年间中国式的“吸取经验教训”。

　　拿历史说事，弄成这个样子，难怪中国人养成“成王败寇”玩世不恭的历史观；到了近代，胡适博士更说历史是供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胡适这话是说笑了，但以小姑娘对待历史的，确实大有人在。钱穆先生探究中国古代历史上北强南弱的原因，突发奇想，认为马匹之多寡决定了双方的胜败。他举例说，汉朝初年，匈奴冒顿单于以40万骑围高祖于白登，到了汉武帝，有马40万，民间养马无数，大家聚会在一起，经常找不到栓马的地方，乃大伐匈奴，“漠南无王庭”。南北朝时北魏定秦陇、河套，以水草丰美，养马200余万，常置军马10万于京中，而南朝江淮间总共才10来万匹，所以南朝终为北朝所并。唐朝武功之盛与养马多有关，“自贞观迄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正因为马多，李靖等率10000精锐骑兵，带20日粮，就灭了突厥。到了宋朝，认为养马费田，马政不修，金兵进犯，宋人连忙搜集骑兵，总共才得2万，于是，宋徽宗政和2年兵员才满万的金兵，13年后竟灭了北宋。至于清朝之兴，钱穆引用了康熙的话，走在关外，看到牛马成群，走了八天，仍然络绎不绝。治学严谨的钱先生向来主张字字有来历，他解释太平天国北伐不果乃因马少，却不解释同样马少的朱元璋何以能战胜马多的元军。

　　拿历史说事者，多半如此。重点在说事，而不在历史本身。蒋介石事必曰曾文正公，1939年春天在衡山召开第二期抗战研讨会，他说，今天开会的地方，就是当年曾文正公大败于太平军的地方，大败之后，曾文正公并不气馁，艰苦卓绝，以身作则，终于攻克金陵，我等革命军人亦应如此。确实，推崇曾文正公的，不是蒋某一个；另一重量级的名人年轻时候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国藩，观其收拾洪杨一役……但蒋介石是拿曾国藩说事，文正公打下金陵，功成不居，13万湘军一朝解散，蒋某人做不到；曾国藩养气有术，从不骂人，蒋某人却是娘希匹骂到老，至今国民党党史会还得在编辑《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时加以“适当”删改。

　　戚本禹也说历史，当年在上海图书馆目录室看到委琐的他，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和那个笔意纵横、所到之处受害者无法超生的“历史学家”联系起来。本来，每个王朝初兴或战乱之后，通常有些安民政策，如朱元璋所说的“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当时的历史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称为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老戚不这么认为，他说，地主阶级不可能向农民让步，他们所谓的“让步政策”是为了更好地剥削农民。如果这仅仅是学术之争还好，很快，就有持不同意见的历史学家被戚本禹等人掌握的铁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筐”。拿历史说事到杀人不见血，《历史研究》红到相当于今天的《知音》，其实易中天这一辈的人是非常熟悉的。

　　拿历史说事的四个原则

　　然而包括阎崇年、易中天在内的一批在电视讲坛上安营扎寨的“新史学家”还是崛起了，有人说这是中央台10套的逆向炒作，有人说这是“戏说”的另一种层次与境界，不管如何，拿历史说事是其中的关键。

　　拿历史说事，首要之事是选择经典下手。斯诺问毛泽东，一个教书先生怎么会指挥打仗的，答案是看《三国演义》、《水浒转》等古代经典；日本人教商战，也拿《三国演义》当教材；四川人向来诙谐不经，干脆“水煮三国”。可以说，人人心中有三国。既然名气更大的刘心武玩上了红楼，易中天的选择自然是三国。这叫偶然中的必然。唐浩明品曾国藩，论品位和内涵，不让易中天，奈何“曾剃头”虽然有名，到底不如三国，成功程度减半，岂是无因。后来者能不慎哉？

　　《品三国》是借三国历史说人情世故，世态炎凉，说到底，拿三国当个平台，以便叙述的顺畅和生动。这就是拿历史说事的第二个原则了。千万别陷在历史本体中，暴露弱点，是所有说事者的拿手好戏。就说三国，易中天不是一流的研究者之一，余明侠的《诸葛亮评传》卖到日本韩国，易中天并不想在学术上与之争锋，14%的版税付给他对历史的解释——而这并不是最昂贵的——“十八子当主神器”之类的拿历史说事曾让牛金星当上李自成的宰相。

　　拿历史说事，不能叫真正研究历史的人来办。真正研究历史的，总是想着事情的来历和注释，难免缩手缩脚。郭沫若说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提到“卷我屋上三重茅”，既有三重茅，那就不是贫苦百姓；又说杜甫死于吃牛肉中毒，既有牛肉可吃，也非农民阶级。最后的结论是杜甫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如此说事，断非研究历史的人所敢为。所以，当历史既红且紫的时候，做历史的还得继续坐自己的冷板凳。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时，他没想到现代大众传媒包装下的小姑娘如此花枝招展、明艳动人。与现代传媒的联姻是拿历史说事能否成功的第四要义。刘墉本来并不十分有名，但自《宰相刘罗锅》以后，他比萧何、魏征出息许多；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纂，但《铁齿铜牙纪晓岚》让人忘记了他所受的羞辱——满洲贵族当面训斥纪晓岚为“咱家的三等奴才”。

　　《百家讲坛》是拿历史说事四原则的具体体现者，其间接经济后果是G中视(600088)的中报几乎翻番，而易中天传说中的海景别墅也算是其资本流的一小环，这就是拿历史说事的本质了——现代资本在寻找每一个可以增值的渠道，它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拿历史说事，本质上是资本挑中的项目之一；而由于其市场的广大和推介方式的创新，在短时间里作为资本的新宠，显然会有更加佻□(人旁加达)的具体产品问世。

　　拿历史说事的历史哲学分析

　　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曾经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拉丁和条顿各族史》中说：“历史向来把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它的任务，对于这样崇高的目的，本书是不敢想望的，本书的目的不过是要如实地说明历史而已。”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伯克更加乐观，他说：“我毫不怀疑，在下一个世纪结束以前，我们就能得到全部证据，正像现在要找到一个否认物质世界规律性的哲学家一样，将难得看到有哪个历史学家会否认道德世界有不变的规律”。

　　这种对于构建客观历史的奢求，跟当时对于科学的乐观是一致的，人们以为将掌握世间的一切秘密，20世纪初的物理学家曾自信地宣称：物理学将在6个月内终结。当历史决定论退潮时，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历史研究是当代人的兴趣引起的，用的是当代的方法，服务于当代的目的。“历史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何每一代人都觉得有必要重写他们的历史的缘故”。这种看法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中得到广泛共鸣，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回答“历史是什么”时说：“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这种历史相对主义发展到科林伍德那儿，成了另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所以，就历史哲学的发展轨迹看，拿历史说事，是一种非常潮流的做法。套用张之洞的话说，易中天是用三国历史之“用”阐发了他自己的思想之“体”；刘心武大闹红楼，表达的是对体制化、“圈子化”学术研究的蔑视；而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系列，是潮流作家与历史的一次零距离接触。9月13日，笔者等在南京与大江健三郎座谈，曾经以《平成元年的足球》等构筑阴暗、晦涩文学世界的大江，以《广岛札记》开始了关注历史、希望日本人民汲取历史教训坚定和平道路的新旅程；与此同时，崔永元以重走长征路表达出对于生活的期望和全新体验占据着

　　然而，每件事情都有它藏在细节深处的魔鬼。早在1925年，物理学家海森堡提出，在量子物理学层面，精确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看清楚粒子的位置，你必须把光投射在上面。即使你只用一个波包或量子，也会扰动这个粒子。你想看得更清楚，就得使用能量更大的波包，而这会更厉害地扰动这个粒子。史蒂芬?霍金评论说，海森堡测不准定理表明，人们不能精确地测量系统的态，所以也不能精确地预言它的未来。

　　移植海森堡测不准定理到历史中，信奉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易中天们，就像投射在历史粒子上的波包，他们越投注心力，我们离历史真相越远；当他们拿历史说事到消费主义的畅销状态时，我们已经不能从他们的阐述中观测历史的未来。这是一个隐藏着悖论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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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家的新历史观

　　专访易中天：我只是个爱好历史的非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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