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会客厅记者节特别节目：记者记录中国

向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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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爱文

珠峰团体

曲长缨

　　11月8日，央视新闻会客厅播出“记者节特别节目：记者记录中国”，一下为节目内容实录：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特别节目：记录中国

　　崔永元：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敬一丹：今天是一个节日，记者节，今天在这里的台上台下都是记者，有老记者，还有新闻院校的学生，也是未来的记者，观众是记者，接受采访的也是记者，我和小崔我们两个人和大家一样，也是记者。

　　崔永元：我听到过一个数字，说中国新闻界的从业人员有70万人，如果从广义上讲，这70万人就都是记者，应该说记者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敬一丹：那你当记者有多少年了？

　　崔永元：我是1985年开始做记者的。

　　敬一丹：刚发你记者证的时候先给谁看看这记者证？

　　崔永元：一分钟都没有停，就跑回家给我妈看，我妈看了这个记者证特别高兴，她说从今天开始，看谁还敢欺负我儿子。

　　敬一丹：看样子大家有共鸣，拿到记者证开始真的当记者了，这么多年来，你当记者所经历的一切都如实地向老妈汇报吗？

　　崔永元：差不多吧，基本说都跟她说。

　　敬一丹：有没有什么瞒着的，骗她的。

　　崔永元：有一件事儿就是经常跟她撒谎，就是到底我挣多少钱。

　　敬一丹：这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呢？

　　崔永元：因为实话实说，我怕我妈觉得挣得太少，这么艰苦的一个工作，挣钱挣得太少。

　　敬一丹：其实跟老妈撒谎的不光是小崔一个人，我们就认识这样一个记者，他跟他妈妈撒谎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番五次，为什么呢？我们来认识他。

　　这组镜头记录了中国维和部队在非洲动乱最为频繁的刚果金维持治安与和平的场景，那里枪支泛滥，流血事件频繁发生，这些镜头一部分的拍摄者就是中央电视台军事部记者冀惠彦。但是没有人知道就在排完这组镜头的当天，冀惠彦就感染上了非洲最为肆虐的疾病—致死性虐疾。

　　国庆五十周年宏大庆典、神五、神六成功飞天、

　　(采访冀惠彦的父母)

　　记者：那个虐疾你知道它的严重性吗？

　　母亲：我不知道。

　　记者：他没跟你说过？

　　母亲：没有说过。

　　这时我们才得知，原来母亲居然不知道冀惠彦患上疟疾的事情，我们更为意外地发现在母亲与冀惠彦的相处中，有太多的情景母亲都是未知的。

　　记者：他经常对您撒谎？

　　母亲：对，他撒什么谎阿，他就跟我说没事，挺好的。就这些话，或者是上哪儿去，过去不这么说，因为我老是不放心。

　　因为害怕母亲担心，冀惠彦选择了谎言，2003年2月10日，大年初七，冀惠彦与中央电视台记者和水均益等人悄然启程，奔赴当时被战争的阴云笼罩着的伊拉克。

　　母亲：他说他上新疆，那儿有个典型，咱们也挺傻，就没怀疑他是不是又出国了，因为大过年的，谁也没往那方面想。

　　一个月后，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在这之前冀惠彦等人已经奉命提前撤离至科威特境内，听到战火骤然的消息，冀惠彦和另外的两个同事一起重新返回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而此时的巴格达炮火纷飞，枪林弹雨，早已经是危险重重。在重返巴格达后的48小时内，冀惠彦冒着生命危险，用镜头记录战争场景，为观众传递最前沿的战争信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国记者的表现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媒体形象，这个由冀惠彦拍摄的镜头始终打着CCTV的台标，在伊拉克战争中被许多家国外知名媒体所引用，它成为了中央电视台在记录伊拉克战争中的标志性镜头，而几小时后，冀惠彦拍摄时所在的新闻部大楼就被摧毁，成为一片废墟。

　　(直通巴格达节目中白岩松电话连线冀惠彦)

　　白岩松：老冀，从正月初五，你们五个人就已经离开中央电视台，去了伊拉克，我想这个时候，能不能也对家里人说几句话？

　　冀惠彦：要说对家里人讲话，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妈，1998年我来的时候，即使瞒着我妈妈来的，这一次又是瞒着她来的，她老人家身体也不好，她说虽然你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在我眼里你还是一个儿子，所以我就想，跟我妈妈说一句，妈妈你放心，我们在这儿一定会注意安全，好好工作。

　　敬一丹：我们有请冀惠彦。我一直想问你，很多家电视台都引用并且多次引用你拍摄的那个镜头，当你在屏幕上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你会回想起什么呢？

　　冀惠彦：回想起当时那种经历，虽然背着母亲到了战地去采访，但是我觉得可以告慰老人家的是，我在战地尽到了一个记者的职责，没有给老人家丢脸。作为一个记者的职责，离新闻越近，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荣幸，像神五杨利伟返回的时候，我倒退着在拍，因为当时现场的人比较多，所以人挤来挤去把我挤倒了，抬着杨利伟的人就从我身上踩着就过去了，我从人的脚底下把摄像机掏出来之后，吹了吹土，看了看摄像机还能用，又追上去拍。其实当时我心里还挺美滋滋的，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当个铺路石，别人想有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呢。

　　敬一丹：觉得你好像一直在挺享受这个过程，这个职业给你什么乐呢？

　　冀惠彦：职业给我的乐趣非常多，像我们今年到苏丹去采访维和部队，我们在那儿住了八九天，就在帐篷里，温度白天55度，帐篷里的温度可以达到60多度，喝的水就是一天一瓶联合供应的一公斤的矿泉水，洗澡就没有水了，当地有水，但是不允许我们用，因为当地的水里边有一种虫子卵，进入皮肤之后容易导致永久性失明，叫河盲症。但是我近距离地接触了维和的官兵，我拍到了他们，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维护国际和平这样一个重大决策的事实，看到了我们中国的能力和力量。我觉得我能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我在品味甘苦，我在享受我自己的快乐。

　　敬一丹：谢谢冀惠彦。

　　崔永元：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记者节的特别节目——记录中国，刚才大家在短片里看到冀惠彦的母亲有一些抱怨，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想如果母亲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她还会选择冀惠彦当她的儿子，如果冀惠彦有一次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他还会选择当记者，因为疼爱儿子是一个母亲的本能，亲临现场是一个记者的责任。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抱怨，下面我们会听到一个妻子对丈夫的夸奖。她是《重庆日报》首席记者罗成友的妻子，我们听听她是怎么夸自己丈夫的。

　　采访罗成友的妻子王淑娟：凤凰乡的副书记来说看见你老公挤车了一段。但是把记者的身份忽略掉。

　　这就是王淑娟的丈夫罗成友。王淑娟和罗成友结婚已经三十年了，不过，许多人直到今天还不知道罗成友的身份。

　　罗成友在农村土生土长，当过十几年的乡镇干部。13年前，罗成友被调入重庆日报社当记者。但是，或许因为本来就是农民出身，或许，当记者的十几年里，罗成友仍然每年会有300天以上的时间在农村采访，或许为了与农民打交道更加便利，罗成友至今不肯搬到城里居住。总之，这个记者罗成友和妻子的期望值是有着巨大的反差的。

　　王淑娟觉得，罗成友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个记者，不仅如此，在妻子看来，罗成友的性情中，仿佛集中了男人身上的一切缺点。

　　妻子还不能容忍的就是罗成友的胆小，尽管这还是当年她选择他做老公的理由。

　　王淑娟：别的女的打他，他都不还手。

　　王淑娟：不理解，农民都喜欢他去家里，来找他写，什么事都找，说他会写。

　　崔永元：好，让我们欢迎《重庆日报》的首席记者罗成友，欢迎他。在掌声当中走，是不是觉得特别漫长？

　　罗成友：有点不习惯。

　　崔永元：有点紧张吗？

　　罗成友：有一点。

　　崔永元：我告诉你一个放松的好办法，再走一遍。

　　崔永元：你为什么老跑农村？

　　罗成友：除了我生活在农村以外，可能跟我当记者过后第一次采访，第一个春节去采访的时候，一件事情让我对农村产生了，离不开农村的想法。

　　崔永元：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罗成友：那是第一次，1993年底调到《重庆日报》，1994年春节前我们报社里安排我去看农村农民怎么过年，写这样一篇报道，去那个地方，隔城镇有三十多里路，到了一座山下，再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到那个山上，到那个农民家里看，太穷了。当时在一户农民家里门槛上坐着一个小女孩，我当时就问她，我说小妹妹，要过年了，你想不想吃汤圆，这个小妹妹把眼光盯了我好一会儿，盯着我，开始她说不出话，盯了好一会儿她说，叔叔，啥子叫汤圆，那种眼光我现在也形容不出，看起来就是很震动人心的。当时我就想，一个15岁的农村小孩还没有吃过一顿汤圆，还不知道汤圆是什么，这说明她从来没吃过，从这个小妹妹的眼光，直到现在，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抹不去。

　　崔永元：我知道你的报道里经常很真实地反映这个农村的生活情况、生产情况，也会批评一些基层干部的不作为，有一个人叫唐芳龙，你还记得你批过他吗？他干什么事儿了？

　　罗成友：好像是2003年春耕生产的时候，我就跑到乡镇去，有一间办公室里面有声音，有笑声，我就把门推开，推开看见里面几个人在里面好像是在打牌，外面是春耕大忙，里面是在打牌，所以我当时回来过后就写了一篇批评稿件。

　　崔永元：叫什么题目还记得吗？

　　罗成友：这个题目记不得了。

　　崔永元：其实这件事儿到现在也没有过去，唐芳龙还是有话要说，他听说你要到北京接受我们的采访，就追过来了，现在我们欢迎唐芳龙。您好。你别挨着他坐，坐这儿。当时他批评你那篇文章题目叫什么？

　　唐芳龙：那篇题目是批评几个单位吧，好像是举了几个单位，他写的总的是一个题目，是农技干部上哪儿去了。

　　崔永元：你当时什么心情，有什么想法，准备怎么报复？

　　唐芳龙：当时确实气愤，单位领导当时就找我谈话，同事也取笑我，当时开玩笑，回家老婆也跟我闹离婚，惨得很。所以当时特气愤，恨不得一刀把他杀了算了，当时是这个情况，说实在的。

　　崔永元：没带刀吧今天。他的报道失实了吗，是真实的情况吗？

　　唐芳龙：情况是属实的。

　　崔永元：你们当时是在打麻将是吗？

　　罗成友：不是打麻将，扑克。

　　崔永元：斗地主。反正是在玩牌呢。

　　唐芳龙：自从发生那个事情过后，我每天在《重庆日报》上搜索罗成友的名字。

　　崔永元：每天第一件事儿就是要看《重庆日报》，然后看看有没有罗成友的文章，是不是又批评自己了。

　　唐芳龙：看他写的文章确实反映了很多基层的农民还有不平事，很多好事也反映，但确实是感动了我。

　　崔永元：你现在是真的佩服他了，还是配合我们做节目呢？

　　唐芳龙：自从发生了这个事，当时特气愤，后来倒理解他，因为乡村里确实有很多情况，有很多问题，以后如果村里边有什么问题，我主动与我们罗记者联系，有不平事不好事都反映上来。

　　崔永元：其实我再说一件事儿你心里会更宽，就是他批评你以后，你妻子不是对你有意见吗，实际上他写批评稿，他妻子对他也有意见，就扯平了。如果你们真的好了，我觉得你跟罗记者握握手吧。有一件事儿其实已经被我看穿了，你看你妻子好像一直在抱怨你，好像一直在埋怨你，实际上那是爱你，她不断地在夸你，听完了你仔细反应反应，没有什么对你不利的，全是说你好，你自己听出来了吗？

　　罗成友：但是她没有正面说我好啊。

　　崔永元：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记者，重要的是读者能够说自己好，观众能说自己好，当然，如果自己的老婆是自己忠实的读者和忠实的观众，那就更好，让我们谢谢罗成友。

　　崔永元：下面我们要介绍的一位朋友是来自青岛日报的记者，辛梅，她采访的是青岛港这个行业，有人说她是采访港口方面的专家，到底是不是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在青岛市台东路人潮喧闹的步行街上，我们做了这样一次随机采访。

　　记者：你认识许振超吗？

　　在青岛，许振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许振超，青岛港的一位码头工人，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与任长霞、牛玉儒、马祖光等人齐名的时代先锋人物，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却通过自学创新成为了一名港口吊车专家。那么，最初发现并报道了许振超事迹的记者又是谁呢？

　　记者：谁是辛梅？

　　辛梅，《青岛日报》记者，她偶然得知，青岛港在用许振超的名字命名一组集装箱的服务名牌，根据这一线索，辛梅发掘出了许振超的事迹，并将之推向全国。在青岛港，辛梅的名字是和许振超一样人人皆知的。

　　采访青岛港职工：认识辛梅，很熟。

　　这个年轻的女记者，在青岛港职工的心目中，有一份特殊的重量。

　　记者：她是怎样的专家？

　　辛梅，用一千多个日子的深入走近了许振超，在发掘许振超这个吊车专家的同时，自己首先成为了港口专家。

　　辛梅，用自己的感同身受走近了工人的世界，她与他们相融在一起，彼此沟通，彼此感动。

　　崔永元：好，让我们欢迎本报记者辛梅。您好。许振超其实作为一个优秀的港口工人，可能一直是默默无闻，通过你的报道，让大家都知道了，全国都知道了，他现在是闻名全国的劳模，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辛梅，私下里会不会觉得有点失落？

　　辛 梅：没有，我特别想纠正一下崔永元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是我把许振超推向全国，因为我能做的工作就是让许振超这个典型在我们青岛家喻户晓，但是许振超为什么能走向全国，我觉得有好几层原因，我后来自己在想这个问题，第一个原因是我们这个时代太需要许振超这样的人物典型了，第二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许振超这个典型的推出，他碰到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就是我们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宣部领导，在搞这个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改革，许振超这个报道其实是我们搞典型人物报道的第一块试验田，当时中宣部的很多领导带着我们重要的媒体记者，我2003年写许振超，2004年一年之后，中宣部领导带着我们这么多重磅的记者到青岛再去写许振超，这更给了我一种信心，知道这个典型，我当时我这样去写，这样走是对的。

　　崔永元：你觉得他特殊是因为你笔下的许振超不是过去的高大全那样的人物，是一个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生活的这么一个工人。

　　辛 梅：许振超这个人给我感觉最深就是他活得很本色，在家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在码头上他是一个好队长、好师傅、好领导、好工友，那个人做人做得特别简单，又特别真，让你觉得生活的本质的那种东西。

　　崔永元：你知道许振超怎么说你吗？

　　辛 梅：我不知道。

　　崔永元：他说烦死了。说你采访他的时候，问起来没完没了，刨根问底的，问得他脑袋都大了。

　　崔永元：许振超一听说我们今天采访你，他说报仇的机会终于到了，今天他要坐在这儿做这个采访者，他来采访你，他要烦死你今天，欢迎全国劳模许振超。您好。

　　辛 梅：您好。

　　崔永元：我把这个位置让给您了。

　　许振超：您坐。

　　崔永元：这是采访者的位置。

　　许振超：好。

　　崔永元：我坐在这儿听，您也采访采访辛梅，就像她采访您那样，她要不说烦，今天这个采访就不算完。

　　许振超：好。我们两个人有两年没见面了。

　　辛 梅：2003年3月6号，我们第一次写振超效率刷新中国大陆港口的装卸效率。

　　许振超：我记得这个事儿三年多了，坦率地说，那段时间您那段采访确实也给我们那种感觉，有点是巾帼不让须眉，那么一种感觉。

　　崔永元：这个采访是这样吗？俩人坐一起互相夸，是要问问题，问很尖锐的问题。

　　许振超：下边我就得问问题了，我听说后来您离开了交通口，因为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后来一问说辛梅到农村口了。

　　辛 梅：对，我现在是跑农村的记者。

　　许振超：我觉得到了农村口现在也赶上了一个好机会，就是国家正在搞新农村建设，我们第一个有个愿望，希望你能在这方面写出好的新闻来，但是同时我们也希望你能有时间到我们港口来，给我们讲一讲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故事，让我们在这方面也高兴高兴，也学习学习，不知道你什么时间能去。

　　崔永元：这是第一个问题，你什么时候能去。

　　辛 梅：做完了节目就去，回到青岛第一时间就去。

　　崔永元：还有什么问题吗？

　　许振超：再一个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就说辛梅是跑我们交通行业的，她应该说是一个资深记者，因为我们以前好多东西，看了她的文章以后，确实受到不少启发，现在我就想问你一个，咱们国家环渤海最近兴起新的一轮港口建设高潮，你对这种建设前景有什么建议没有？我们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辛 梅：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崔永元：这应该是温总理回答的问题，但是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

　　辛 梅：在宏观的范围内，我觉得我们国家对码头建设的整个大的布局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也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在局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重复建设，这就涉及到我们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怎么处理好的问题。

　　崔永元：其实辛梅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想采访专家，自己至少先成为一个有点像专家的专家，也感谢你们到这个现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们。

　　敬一丹：刚才我们听到的故事来自报纸记者，接下来的故事我们讲一个广播记者的故事，对于广播人，我们通常都是只能听见声，看不见人，而今天我们是既能听见声，也能看见人，现在有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向菲。向菲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向菲的故事都能写电视连续剧了，能写很长很长的电视连续剧，

　　敬一丹：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向菲的故事，我们看一下。

　　向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夜间节目主持人。在全国近千家电台的同类节目中，她的主持以特有的理性吸引着固定的人群，收获着特殊的信任。

　　采访老余：没事打开她的声音觉得心里舒服，她的声音有亲切感，每次烦的时候就想听，听一听。

　　收听向菲节目的，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身份。不过，对于向菲，他们却有着同样的感动。

　　向菲播音：人的一生总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每当你遇到一道人生的选择题的时候，都有好几个答案供你选，他们有可能殊途同归，也有可能南辕北辙，有的选择甚至会改变你的命运，改变你的一生。

　　采访老余:她说话都是开导你，脑袋没开通，给她开通一下。

　　向菲播音：走好人生路，关键就几步，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人生即选择。

　　2005年2月的一个夜晚，直播间的电脑平台上，向菲看到了这样一条手机短信：我是一个罪犯，因过失伤人，现在四处逃亡，我现在正是个十字路口，无从选择望提醒一下。

　　发短信的人说自己叫辜三，希望和向菲保持联系。尽管无法确定短信内容的真实性，向菲还是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对方。此后每隔两天，辜三就会打电话给向菲，和她交流，向她倾诉。

　　在数次的电话交谈与沟通之后，向菲收到了辜三的短信，在逃亡了12年之后，辜三决定投案自首。

　　采访老余：最近这么多年，毕竟也没有跟任何人真正地掏心窝地聊过，说实在的，烦的时候我就发短信来，就烦她。

　　辜三向公安机关自首的时候，向菲陪他一起去了。后来，又陆续有四个人找到了向菲，倾诉自己和辜三同样的境遇，他们都是和辜三一样犯罪后在逃的人。通过与向菲的交流，这些人陆续做出了投案自首的选择。

　　老余给向菲打电话：

　　向菲：喂，你好！你怎么又换了一部手机呀!你乐什么呀？

　　此刻给向菲打电话的听众老余叫余昭明，他因过失伤人在逃过六年，是五个通过向菲而向公安机关自首的人之一。

　　敬一丹：刚才我们短片最后一个镜头那种笑容特别让人动心，老余的笑容，有请老余。老余来了，还带了礼物来了，请坐。你们是熟人见面了。

　　向 菲：是。

　　敬一丹：我是觉得咱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茫茫人海，谁和谁都可能擦肩而过，但是不一定谁都能听见人家想说什么，你说的时候，你怎么能判断出，听的人是不是真心地在听呢？

　　余昭明：听得到。

　　敬一丹：你怎么能看得出来，你怎么能感觉出来向菲在听？

　　余昭明：从她的声音里面可以感觉到。

　　余昭明：以前我跟别人打电话，从来没有这样的声音，我一听到她的声音，比较心里舒坦，我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敬一丹：这次是过节了，记者节，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成是节日礼物吗？

　　余昭明：我的意思，我借着这个机会帮她过个生日，因为她是9月17日那天生日。

　　敬一丹：你怎么知道她的生日？

　　余昭明：去年投案的时候是9月18号来的，她提前一天生日，我不知道，那时候她说我昨天生日，你今天来了，我就注意了，记住了。

　　敬一丹：你就记住了。今年她的生日其实已经过去了。

　　余昭明：过了，以前我说来，她说不用我，不方便，不用来，以后吧，借这个机会我就补一个吧。

　　向 菲：谢谢，是一个蛋糕。谢谢。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巧合，就在2005年9月18号，那时候我还在北京的郊外，说实在话，那个生日过得不太好，虽然在这之前和家人策划了一个很浪漫的生日，但是那一段时间，因为老余，让我的心里没有这样一个心思再去过生日了，9月18号那天中秋节，他来到北京投案自首的时候，是在做笔录的时候，警察说，哎呀，昨天是你的生日啊，我说是，当时老余跟我讲，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你的生日呢，如果是的话我改个日子再来，所以其实与其说这是我的生日，倒不如说这是老余重生的那一天，我们一起记住了那一天，9月18号。

　　敬一丹：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日子，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记者的记者节，我们自己的节日，我们也把它看成像生日一样，就让我们分享这份心意，分享这份特殊的礼物。

　　向 菲：谢谢。

　　崔永元：各位朋友，这里是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记录中国，欢迎您继续收看。

　　敬一丹：刚才在广播人向菲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由倾听产生的，是由信任产生的，这个故事还在继续，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沉浸在她持续的故事里。

　　崔永元：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位文字记者，她特别擅长采访人物，因为她是在用心采访，用心交流，很多采访对象跟她成了朋友，成了莫逆之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一条特殊的邮路，它的全长为360公里，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能依靠人和马来送达邮件，往返一次需要整整两周。

　　王顺友是这条特殊邮路的邮递员。从21年前开始，他每个月都要往返两次，这意味着，一年365天中，王顺友330天走在邮路上。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这21年中，王顺友一共走了27万公里，相当于重走了21次长征路。

　　王顺友习惯了这样的行走。他自己编了许多山歌，解除路途的单调与寂寞。在王顺友的心里，也的确有一个朋友，他始终惦记。

　　采访王顺友：我一直都叫她张大姐。

　　王顺友所说的张大姐叫张严平，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记者。

　　张严平，一个有着24年职业生涯的女记者，被认为是最擅长做人物报道的记者之一。新华社对张云泉、杨业功、白芳礼等众多典型人物的报道，都是由张严平完成的。

　　张严平认识王顺友是在2005年5月，她随中央新闻采访团来到木里县采访王顺友。当时，记者们跟随王顺友走了一段极为危险的邮路，那里只能容一个人通过，旁边就是万丈悬崖。有的记者因为高原反应病倒了，还有记者从马上摔了下来。采访团决定取消采访，张严平却留了下来。这个选择在一瞬间打动了王顺友。

　　采访王顺友：我当时想这个女人不怕死，这么高的山，如果翻上去的话，要出什么事儿。

　　采访张严平：当时我说句实在话，就觉得这条路，像个钩子一样钩着我，我就想知道是个什么样的路？

　　张严平：就在这条路上，走过这段最险的路，我开始对他有感觉了，我觉得一个人能在这条路走了20年，他靠什么，他为了什么，他凭什么，我就在无数的，其实又是问号，也是一种答案。后来我就流泪了，我就在马上控制不住，我觉得我当时不是为自己流泪，我觉得我真的是为王顺友流泪。

　　张严平在采访中第一次流泪，是王顺友讲起了自己和马的故事。

　　采访王顺友：非常想讲马的故事，因为我对马的情太深，马和我，我就觉得马是一个好战友，一个好伙伴，一个好助手。

　　在这条邮路上，张严平和王顺友一起走了三天，王顺友给张严平讲了许多从未提及的故事，自己和马的感情，邮路上的艰辛和孤独，对家人的愧疚。三天的经历，让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让他们从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变换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王顺友山歌的词都出自他的内心世界，是他所有喜怒哀乐的表达。自从认识了张严平，王顺友的山歌中唱的总是关于朋友的感受。

　　敬一丹：我们有请新华社记者张严平。您好。去年感动中国的时候，我采访王顺友，我那时候真想向你求助，因为他是那么寡言的一个人，你是怎么样就让这样一个人，能够主动、很愿意地讲出他心里想说的话？

　　敬一丹：接下来他怎么样渐渐地把心里话谈出来呢？

　　张严平：王顺友是个很不会说话的人，比如你和他这样谈根本没办法谈，而且他听不懂，比如你要问的问题，实际上他不知道采访是一种什么东西，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要走近他，要采访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走他的邮路，特别是走过我们最险那段邮路的时候，当时我坐在马上，因为后面也没人看见我，我就自己偷偷地流泪了，因为我真是想象不到一个人二十年是在这样一条充满了危险、充满了艰难这样走过来的，我当时真是觉得很震撼，所以我就觉得在我的感情上和他一下就拉近了。后来稿子出来以后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稿子我看了，他说你最懂我心头，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交融，他就能拿我当一个朋友，把他很多很多心里的话讲给我听。

　　敬一丹：怎么努力呢？用什么办法在最短的时间里走进人家的心里？

　　张严平：如果说我唯一我自己心里想的就是，首先我非常平等地对待我的采访这些对象；另外我是非常真诚的，他无论是痛苦或者喜怒哀乐，都会牵着我的很多神经，所以我想这一点可能是让他们愿意拿我当朋友的一个原因吧。

　　敬一丹：可能很多新记者在刚干这行的时候总是想向有经验的记者讨教一个诀窍，怎么能又快，又近地走近一个人。

　　张严平：我就这样，我说我真的没有什么诀窍，我觉得还是笨工夫。

　　敬一丹：这个职业给你带来的享受在什么地方？

　　张严平：我觉得我非常感恩这个职业，它让我有机会能接触这么多非常优秀的人，所谓的理想，所谓的非常崇高的东西，它不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它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让我觉得生活很美好，他们的存在，我觉得对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种明证，所以他们也让我热爱我的工作，热爱生活，所以我非常感激他们，非常感激他们，这是我的幸福。

　　敬一丹：我想我们听到这儿以后，都对延平有更深的期待，期待她给我们介绍更多的这样的好人，在她的作品里体现到更多的真善美，谢谢延平。

　　张严平：谢谢一丹。

　　崔永元：张严平对王顺友的采访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暖，其实记者这个职业还能让我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尤其是那些做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我们下面要认识的这位记者做舆论监督报道已经十年了，我们一起来认识他。

　　这是一支特殊的团队。他们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组建，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开创了一个属于中国舆论监督新闻的新时代。这就是中央电视台每天一套19：37播出的《焦点访谈》。对滥用公共权力和社会丑恶现象进行舆论监督，这是《焦点访谈》的定位和它区别其它栏目的个性与品质。在这份品质的后面，是一个个性格特征鲜明的记者形象。

　　曲长缨，加盟《焦点访谈》最早的记者，也是目前《焦点访谈》年纪最大的记者之一。当年，《经济日报》一个挥斥方遒的资深记者，如何会将《焦点访谈》作为自己重新的选择？

　　作为《焦点访谈》的一名记者，在节目中，人们看到了曲长缨的犀利、他的敏锐，他的执着、他的坚韧。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一期期节目的背后，他需要面对些什么。

　　尽管有矿主的百般阻挠，但是，根据矿工们提供的线索，曲长缨等人展开调查，迫使矿主不得不跟随记者到县里去自首了。如果说，事件的结局是正义取得了胜利，但是对于曲长缨来说，在那样一种特殊情形下，矿工们对焦点访谈的信任与支持却成为了他长久坚持的最深厚的动力。

　　崔永元：欢迎曲长缨。我听说了一件事儿，跟你核实一下，有一段时间你在《焦点访谈》好像干不下去了，不想干了，想离开。

　　曲长缨：这种想法是有的，为什么呢？有些问题想做，但是实际去调查又做不下来，因为它比较复杂，而且难度特别大，好多线索也缺乏，所以这时候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这样干意义在什么地方，价值在什么地方。

　　崔永元：你后来怎么想通的？

　　曲长缨：我上班每天都要从电视台门口过，我们有一个接待处，好几次说句实话，都是在走过接待处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观众来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反映一些问题，那种急切的眼神和迫切的期望，所以这时候我的心确实被震撼，被打动了，所以这点困难和压力真是不算什么，要这么想的话就能够自己想开。看到这样群众和这些观众的热情和期望、期盼，我们感到自己身上确实有这个责任。

　　崔永元：曲长缨，受到贿赂的时候多不多？

　　曲长缨：有，比如说矿难报道中，送钱的有，还有不送钱，给我们一些名画，这个名画，因为我不太懂，但是这个画家的名字是非常如雷贯耳的，当然后来等到案子揭出来以后我到检察机关去查笔录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跟检察机关交代说，当时为了堵我们的口，给我们送了价值多少多少钱的画，这个钱是从这个矿工的安全基金中拿的，当时他们就是用这样一些办法。

　　崔永元：其实我们焦点访谈记者出去采访的时候还遇到过送现金，送金项链，送金表，各种各样的情况，跟年轻的学生们说说，怎么抵御住这种诱惑，真的金子，真的钱。

　　曲长缨：你的心要是说能够像金子一样，把握住自己，发光的话，你就不会被外边的金子所诱惑。而且说句实话，我们采访的一些事情，是关系到矿工的生命，关系到人的最基本的一些生存的状况，如果说我们为了这些利益而丧失了我们的原则，去接受这些东西，那我们自己不要说作为一个记者，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良心都没有了，所以拒绝这些东西这是我们最起码，最底线的要求了。

　　崔永元：谢谢曲长缨，谢谢他们的执着，谢谢。

　　曲长缨：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

　　敬一丹：有这么一句话，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儿，我们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的主人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我们说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三代人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记录三峡，现在我们有请湖北日报的记者。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湖北日报》记者张其军、周芳和鲜于小明。在这三代记者中间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我们还是先看一下短片。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一共有236人之多，年龄从78岁到21岁不等。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用眼睛、耳朵和心灵，用钢笔、镜头，用便携式电脑、数码相机、电子远程发布系统，纪录了一个伟大工程从设计到破土到逐渐屹立的过程。这，就是三峡工程。

　　新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从1953年毛泽东乘船视察长江、研究三峡工程开始，正式拉开帷幕。1993年三峡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将于2009年6月完工。三峡工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它的建成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这个媒体的聚焦之点，是湖北日报的200多位记者纪录、见证、采访、创作与身心投入之地：从勘测、钻探、试验、论证、设计到施工的全部过程，从开挖到截流、浇筑、安装、调试的每一个环节，他们共写出稿件18358，总字数1468万字，拍摄照片超过张。

　　事实上，湖北日报历任三峡站站长，都会从工地带回一个新的名字，首任站长雷刚又名雷大坝，梁均贵又叫梁移民，大江截流期间当站长的许万全成了许截流，混凝土大浇灌时期任站长的胡治平被称为胡灌浆，鲜于小明又叫鲜于通航。

　　而张其军这位早已经年过古稀的老者，是湖北日报关注三峡时间最长的摄影记者。

　　敬一丹：这是今天到达我们现场的最资深的记者，张老师，您记录三峡的作品让我们看一看。

　　张其军：我带来了，我带来第一幅作品，这上面好像也放了一个，这张照片是1956年，我航空测量队去测量三峡的时候拍的，这是定向定高拍摄的，这是他们拍摄，戴的氧气面罩拍摄的三峡，为三峡今后的建设积累资料，这个高度非得在四千公尺，平飞，大面积地照。

　　敬一丹：这是最新的呢？

　　张其军：最新的就是这个，最新的就是这个城市，这是三峡基本上快建成了，移民区里面，库区里面的王昭君的家乡兴山县，全部搬迁了，这是新建的县城，我上个月去拍的，这是我们湖北省也可以说是全国的美丽的县城，作为一个县城来讲。

　　敬一丹：如果说张老师是记录三峡最久的记者，离三峡最近的记者，从这个距离上离得最近的记者就是鲜于小明，小明是长年在大坝跟前生活。同事们叫你叫什么？你们那儿有叫灌浆的，有叫大坝的，你叫通航是吧？

　　鲜于小明：鲜于通航。因为通航的时候，前任的站长都走了，我在那儿当站长，是这样取的这个名字。这些我们叫外号，实际上也有开玩笑的意思，要说从雷大坝开始，我可以讲一下雷刚同志的事情，因为他驻站的时候，1992年，他的姑娘才刚刚上小学，她要自己坐公共汽车，一年级的学生，坐几站路去上学，没有人管，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坚持在三峡工地奔波。有一次一个电话打来，我当时在场，她坐车的时候，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被自行车把脚撞了，这个时候他接到这个电话半天没有出声，眼泪就在眼眶里面转，这时候你会体会到，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宣传好三峡大坝，做出的牺牲。

　　敬一丹：现在像周芳这样的年轻记者可能一进报社就能感受到大家对三峡的感情， 你觉得现在你和和你一样年轻的同事看三峡、写三峡，和老记者，和我们最资深的记者有什么不一样呢？

　　周 芳：可能我的着眼点更多是在于情感，因为我觉得三峡工程在我的眼里不再是那种钢筋水泥的这样一种大坝，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可能我去看它的时候，更多的是从一种感性的角度去看。

　　敬一丹：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三代记者，其实还不止三代，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周芳已经是一个幸福的准妈妈了，我们在台上其实是四个人，过不了多久就四代了。将来到孩子懂事了的时候，我想周芳可能会把历年咱们出的《湖北日报》都拿来给孩子看，三峡就是这样被记录的。我觉得我们几代人都在记录，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了解到的是记录三峡，我们还有很多记者在记录长江，在记录黄河，记录我们东南西北，我们所有的记者共同在完成着一个使命，这就是记录中国。谢谢湖北日报的同行。

　　敬一丹：观众朋友们，现在您收看的是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记录中国，让我们继续走进记者的故事。

　　崔永元：关于记者，有很多称呼，除了记者，还有人叫他无冕之王，最近网民搞了一个评选，评出了中国最美的女记者，是一位河南电视台的记者，她美在何处？我们看一下。

　　2006年7月10日下午，郑州黄河岸边，几名儿童正在玩耍，意外发生了。

　　河南电视台记者曹爱文和摄像翟国鹏赶到现场进行报道。

　　曹爱文现场报道：观众朋友，今天下午五点半有三个不到15岁的小孩来到花园口黄河游览区，就在这个黄河岸边和另外一群小孩嬉戏打闹，可是正在打闹间突然发生了意外。

　　曹爱文：头放低，然后呢？按肚子往外挤水是吗？挤挤她的肚子，不行了人工呼吸。谁有手机打打120，刚才占线。谁的手有劲，挤挤肚子。

　　曹爱文：由于大桥旁边又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故，所以说以至于120到现在还没有来，我们也没有办法。

　　落水儿童始终昏迷不醒。

　　曹爱文：他说先把这个擦干净，一比五的比例。

　　崔永元：欢迎中国最美的女记者曹爱文。我这个人喜欢实话实说，你确实长得特别漂亮。但是你觉得网友说你是中国最美的女记者，说的是你长得漂亮吗？

　　曹爱文：我觉得我起码也算是好看吧，不过开玩笑。

　　崔永元：尤其是我坐在这儿，你更显得好看。

　　曹爱文：但是说实在话，大家更多的是觉得我心里美，然后才会给我这么大一个帽子，我觉得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因为我觉得没有女孩不喜欢别人夸自己漂亮，但是一用“最”吧，我就觉得太夸张了吧，用“最”，比较美我还能接受，但是用最美我就觉得不行，我就觉得这个帽子蛮大的。

　　崔永元：应该是中国最美的女记者之一。

　　曹爱文：最帅的男记者和男主播之一，和我一起搭档。

　　崔永元：你把那个之一拿掉。我估计今天现场提的所有问题都会有人跟你提过，因为有那么多人采访过你，比如这样的问题，在现场的时候你犹豫过没有，是做一次新闻报道还是救一个孩子的命？

　　曹爱文：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如果静下心，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可笑的，首先咱做电视是给人看的，可是人如果没有生命给谁看呢？所以在任何职业面前，生命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都没有生命了，不尊重生命，不珍惜生命的话，任何一个职业，你做任何一个职业都会受到别人的鄙视。

　　崔永元：现在你工作的这个单位就是河南电视台，一进去就有一个向曹爱文学习，那个大标语放在那儿，你每天上班第一眼就能看见它。

　　曹爱文：你就别说那个红条幅了，看见，眩晕，一点都不夸张，一进门，我当时第一天看见，这向雷锋叔叔学习，整个红条幅，我整这规模，当时头一下眩晕，我当时就跟领导提，我说海报吧，咱贴贴也就罢了，电视台整天贴海报，贴这个明星，贴那个明星都行，但是整这红条幅，我说别说眩晕，我承受不起，真的是承受不起。但是后来经过那么多次采访，经过那么多次大家跟我聊天，老师还有前辈的交流，然后慢慢地让我觉得真的是他们给予我的现在已经不是曹爱文本身这个人，他们觉得曹爱文是一种真善美的符号，一种代表，他们把这种好的渴望，这种对美好风尚的渴望全部都加在我身上，加在这个名字身上，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那么关注我。

　　崔永元：你看你现在得到了一个称号，叫中国最美的女记者，你能不能帮我们解决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让网民们说记者是中国最美的职业？

　　曹爱文：我觉得需要的很多，各个方面，各个层面。

　　崔永元：咱俩还可以总结一些细的，你一条，我一条。

　　曹爱文：行。

　　崔永元：比如当记者别拿红包。

　　曹爱文：不要做那种有偿新闻。

　　崔永元：对，不要误导读者和观众。

　　曹爱文：我这阅历太浅。

　　崔永元：你可能不像我这么能说会道，你主要是做得好，我说得好。咱们就算是给同行提个醒吧，不管你说还是你做，希望你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能对得起职业这个称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样大家就会认为我们的职业最美。谢谢曹爱文。

　　敬一丹：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记者节里给大家讲了很多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不同的媒体，有的主人公是通讯社的，有的是报社的，有的是广播电台的，有的是电视台的，然而他们共同的背景是世界最高峰。

　　张景勇(新华社记者)：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们有责任把新闻原原本本，准确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郎峰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只有冲到一线，把话筒伸到最前沿的地方，才可以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记者。

　　67天相濡以沫的高原生活，他们彼此信任，成就了一场绝处逢生的直播报道。

　　王亚民(中央电视台记者、副依队)：你选择这个行业的话，你也选择了这个危险，但是其实你也选择了精彩。

　　吴江(《中国测绘报》记者)：这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讲，有这么一个机会，谁都会努力往上。

　　6700米，记者报道的最高点，一个世人瞠目与震动的高度；

　　崔霞(中央电视台记者)：高度就是新闻。

　　付雪松(中央电视台领队、直播导播)：作为电视记者来说，他的生命应该是在现场。

　　8848米，一个教科书上的标识，这一次，被他们改写！

　　徐永清(《中国测绘报》社长、珠峰报导负责协调人)：到危险的地方艰苦的环境，有新闻价值吸引力的地方去工作，是记者的一种本能。

　　赵亚辉(《人民日报》记者)：因为新闻在那里，现场在那里，记者也应该在那里。

　　张萌(中央电视台记者)：你只有百折不挠，最后是咱们报纸上见电视上见。

　　采访王亚民：5200米的新闻已经报得差不多了，干脆大伙都到6500营地去，而且那个地方新闻比较多。我们中央台四个记者里面，只有长青没有上去。他的身体原来是最好的，后来他咽炎比较厉害，气压低的话，像咽炎这种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当我们走到5400、5500米的地方我会发现，长青当时喘得特别厉害，我说长表行不行，长青说没事没事。从那一刻起，这一段路我们就开始拼了，用拼这个字特别的形象，用走的这种意义已经好像，包括爬都不准确了，大伙就用意志在拼。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作《一个都不能少》等真正少一个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难受，在我们的5800米营地，离开长青的时候，上一个非常陡的坡，这个坡要爬半个小时，我们在爬的过程当中，一边爬，一边就和长青说你回去吧，因为那个地方风很大，也很冷，但是长青在那个地方一动不动，等一直爬到几乎看不见他的时候，为成一个很小很小的点，你依然能看以衣服有一个点蓝色的时候，那是长青地还在看着。

　　敬一丹：现在我们有请从珠峰上下来的三位记者。他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张萌，《人民日报》记者赵亚辉，《中国测绘报》记者吴江。刚才我看到咱们《人民日报》的记者手里一直用双手捧着珠峰的照片。

　　赵亚辉：这张是准备送给敬大姐的，同时也希望给大家看一看，这张照片跟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照片是不一样的，因为这张照片是有雪的珠峰，你刚刚看到5月的珠峰是没有雪的。刚才其实敬大姐讲到了一句话，特别喜欢那句话，就是新闻在那里，这句话来源就是因为是一个著名的登山家乔治玛洛里说的一句话，别人问，他的这句话我觉得其实对于记者来讲也是一样的，他为什么要登山？是因为山在那里，可能对于记者来说，就是因为新闻在那里。谢谢。

　　崔永元：熟悉电视制作的观众朋友都知道，在整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结束语，这个结束语是两个主持人说，你一段，我一段，但是刚才，我听现场观众发言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未来的新闻人，一个小伙子，他说得特别好，所以我提议，让他站在我们中间再说一遍，当作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语好不好？

　　敬一丹：您说是哪个小伙子？

　　崔永元：他。

　　崔永元：今天在记者节这样一个日子里，我们认识了十几位优秀的记者，我们为他们的勇气、热情、坚守、敬业而感到自豪。

　　敬一丹：在记者节这个日子我就想，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社会对我们这么厚爱，要给这行一个节日呢？这个日子其实是为了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该做什么。

　　同 学：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这些未来的记者听到了很多让我们感动的故事，田槛教育告诉我们说，未来的记者应该关注民生，矿难记者告诉我们未来的记者应该不畏艰险，而这些从珠峰上面下来的记者告诉我们，未来记者应该不断攀登人生新的高度，而救助小女生的中国最美的女记者告诉我们说，记者应该作为一个最有人性的职业，而我们将来就要做这样的职业，做这样的记者。

　　崔永元：中国记者节特别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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