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家庭：瑞士和中国哪里是我的家

　　这是一些走出国门的家庭。在很多国人眼中，他们过的应该是“花园洋房”的生活。

　　本刊从不同的角度详细记录了这些移民家庭有喜有忧的真实生活，试图剖析移民的客观处境。

　　移民到底为什么？移民到底好不好？希望我们的报道能带给读者一些启发。

　　本刊记者/孙欣

　　短发,一件红色的薄毛衣,素面朝天，只有淡淡的香水味不经意间流露出国外生活的习惯。从瑞士回国探亲的蔡冬的朴实让记者吃惊，我把这吃惊说给她，她笑我的“以貌取人”，“每个人的个性跟他的国家没有关系，在我眼里不论什么国籍，他们的区别只是人与人的不同”。这一点早在蔡冬出国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并因此成就了她跟她先生的姻缘。

　　嫁了个瑞士人

　　蔡冬初中、高中上的都是外语学校，可惜因几分之差没考上大学。“她从小就有主见，我们也不怎么担心，让她自己折腾去。她摆过地摊，去过工厂，当过广告员。后来凯悦大酒店招考，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她自己就去了，还真考上了”，现在说起来，蔡冬的母亲都很骄傲。

　　在凯悦酒店，一个偶然的机会，蔡冬结识了她的先生。当时她在营业部，一名瑞士人过来问她问题，什么问题蔡冬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只知道问题解决后他们互留了名片。后来蔡冬决定到瑞士去学习酒店管理的MBA，“镀镀金，回来拿更好的薪水”。临行前，蔡冬翻看自己的通讯簿，希望能在瑞士找个认识的人也好“照应照应”，毕竟之前没出过远门。一共找到两张名片，蔡冬分别给他们发了邮件，她的先生很快热心地回了邮件，另一个人直到今天也没跟她联络。

　　到了瑞士，蔡冬感觉“被骗”了，学校老师全部是亚洲人不说，因为学生没招满还不能开课，学校告诉她可以先去找工作。她把这个事情告诉那个“热心人”后，对方表示他正跟中国在合作一个项目，她可以去他那里工作，“帮帮忙”。蔡冬答应了，同时开始办理转学去法国的手续。

　　一“帮忙”就是半年，而且“没发过工资，就是包吃包住”，蔡冬开玩笑地说。因为瑞士租房不容易，蔡冬一直与“老板”合住。搬去前她并不知道“老板”是单身，拿一堆行李到了“老板”家才发现自己以为的“一家人”其实是老板正在看的电视剧，想想高昂的房租，想想“老板”的热心，蔡冬住下了，而且一住就是半年。

　　“感觉就像一家人，好像我们从来就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蔡冬至今表述不好这种感觉，能肯定的就是心心相印，“我们90%以上的观点是一样的。生活在一起没有冲突，没有不方便，很融洽”。瑞士人不吃鱼头，而祖籍广东的蔡冬偏偏喜欢“这一口”，她经常去超市要求营业员把丢在垃圾桶的鱼头给她，拿回去，她就或清蒸或红烧变着法做出美味，结果正宗瑞士人的“老板”每次都把每一跟鱼骨嘬到“干干净净”。因为过敏病很常见，请瑞士朋友吃饭一直是蔡冬头疼的事情，可是“我先生从来都能把我做的饭吃得干干净净”。这让她很满意。尽管“有点意思”，两人一直没明说，直到去法国的手续办下来，蔡冬开始收拾行李了，“老板”才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突然间他就求婚了”。

　　沉默的朋友

　　结婚前，这位外国女婿还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专程回来向蔡冬的父母“提亲”。蔡冬的父母很干脆就答应了，“我们相信女儿的眼光，这孩子从小做事就让我们放心。”事实是越相处，越觉得女婿好。“真是个不错的孩子。朴实，待人真诚，体贴……”说到女婿，蔡妈妈就合不拢嘴，说着还跑去把女婿的照片拿给记者看。

　　“你们能跟女婿交流吗？”记者问正擦拭女婿照片的蔡妈妈，她摇头：“他不会说汉语，我们不会英语。不过我跟老伴都叫他是我们最沉默的朋友。一次是他自己回来的，要去逛古玩街，我们老两口陪他逛了一下午，我们一句话都没说，可是每个人都很高兴。”

　　“他还自愿姓女儿的姓，我们都叫他‘老蔡’”，蔡妈妈很得意地说。

　　蔡家是前几年买的新房，三室两厅。蔡冬的哥哥在北京工作，只在周末才回到在天津的家，家里平时就退休的老两口。可是蔡家每个卧室都放张双人床，蔡妈妈指指中间的卧室，“那是女儿一家的，他们经常回来”。蔡冬告诉记者，老蔡从2000年至今来中国已经40次，就连他们5岁的儿子这次也已经是第13次来中国了，原因就是，“老蔡一直想跟中国合作，一段时间甚至想回中国定居，在中国开展业务”。

　　在中国的项目失败了

　　说到这里，蔡冬忍不住又想抱怨老蔡几句。“我跟他说过中国的国情，告诉他关系对业务是多么重要。他不相信，不死心，因为中国大片的土地吸引了他。”

　　老蔡是建筑设计师，尤其擅长滑雪场设计。一个机会他与东北某滑雪场合作，对方拿出3000亩地让他规划，“他太激动了，在国外不可能有这么大面积的区域呀。他太想把自己的蓝图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实施了”。 因为这个“诱惑”，他不计较报酬的多少，不计较多次自费往返中国和瑞士，可是慢慢地，他明白自己的蓝图可能就是个“梦”。“合同不断地被改变，规划因为某位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改变，因为某个关系就可以随意更换人员。根本谈不上效率，有个两年前的项目至今还在审批阶段。”前后几个项目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给的钱也少，做了一年的项目总共给20万人民币，而且没一个项目能付给我们全款”。 这样的结果使蔡冬一家

　　公司是蔡冬的，“老蔡给我打工”，蔡冬得意地说，“我要把他从前欠我的工资赚回来，呵呵”。他们主要做建筑设计、开发

　　最谗中国菜

　　“不在中国做项目了，他们回来的也就少了”，蔡妈妈看女儿一眼。蔡冬点头，“以前一年要回好几次，今年就这一次，以后孩子上学了回来的就更少了”。记者问低头在汉字描红本上写字的蔡冬儿子：“你喜欢中国还是瑞士？”小家伙想了一下就肯定地回答：“中国！”“为什么？”“这里有姥姥、姥爷。”蔡妈妈对外孙的这个回答很高兴，她说虽然外孙不是他们带大的，可每个星期都会打电话跟他们聊天，“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感觉不出离那么远”。蔡冬说他们从国外打回电话花钱非常少，如果通过网络还不要钱，而且声音清楚。

　　蔡冬的父母将近70岁了，蔡冬打算过几年把父母“办过去”，她认为瑞士尽管不是福利国家，但保险制度很健全，“我们给父母交保险，他们就可以安度晚年了。而且那边空气、环境都很适合老年人”。不过她担心“有难度”，因为今年瑞士刚颁布了新的《外国人居住法》，对外国人移民等做出更严格的规定，“瑞士太小了，目前已经有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外国人了”。尽管丈夫是瑞士人，而且按照法律规定他们结婚时间已过5年，蔡冬递交了入籍申请，可一年多了还没批下来。每年一换的居留签证，让蔡冬不胜其烦，更让人感觉不方便的是“出国签证”，“瑞士是弹丸小国，开车半个小时就到另一个国家了，我们买菜经常去匈牙利买呢。这样都要签证，你说麻烦不麻烦？”

　　说到菜，蔡冬表现出对中国菜的热烈依恋。去饭店吃饭，蔡冬特意提出要把菜里的芥兰换成黄瓜，服务员不敢相信，连问数遍，才乐滋滋去通报这个“利润丰厚”的菜肴。蔡冬解释“瑞士的黄瓜跟中国不一样，不脆”，她说儿子每次回来都要狂吃黄瓜。记者征询蔡妈妈和小孩想吃什么菜，蔡冬毫不客气地打断：“你们应该问我，我多想吃中国菜呀。”她说因为瑞士中国人比较少，他们村里就她一个，所以超市里连中国菜的原料都没有，“想自己做都不可能”。

　　尽管抱怨“一回国就不愿意出门，因为到处都乱糟糟的”，可蔡冬表示她“根本不觉得中国不如外国”，所以她回国行李很简单，即使儿子很小的时候她也不给他带尿裤、奶粉回来，“在国内买就是了。没什么不好”。

　　“在凯悦酒店工作时，接触外国人多了慢慢知道人的个性不是以国界区别的，在瑞士生活这些年后更是模糊了国界的概念”，蔡冬这样理解自己目前的生活和家庭，“同样有在瑞士的中国人，但他们的生活和人生观又跟我不一样。如果有生活习惯上的差别，也跟在天津和广东的区别一样，很正常的事情。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是了”。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6年11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