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与时俱进的成名曲线

　　与大多数如流星般消隐于“伤痕文学”浪潮中的作家不同，刘心武永远赶得上新来的浪潮

　　1997年，时年35岁的刘心武自称诚惶诚恐地把《班主任》的手稿塞进了邮筒。这时，他刚刚以一名普通编辑的身份调入北京出版社。此前，他自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后，便在北京13中教了15年的中学语文，住在什刹海旁柳荫街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中，即使在文

革中，也从未中断作家梦。

　　与此同时，北岛自掏腰包，油印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当芒克亦想效仿之，却发现自己在白洋淀的破船上和沙龙聚会后的酒桌上胡乱写下的那些诗早就丢光了。只有赵一凡还保留着这些写在废纸上的诗，这既出自他保留一切历史资料的习惯，也因为他似乎早就知道，这些人早晚会出名。

　　同年10月，在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所传达的文艺创作新精神的指引下，《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一个短篇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会上特别对沉闷的创作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表示了要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强烈愿望。以控诉文革暴行为主题的《班主任》，被认为十分符合新的文艺创作精神，就这样被选为文艺创作新方向上的首部力作。而用如今的眼光看，这部以控诉代替叙事的小说，更像一张变换了斗争对象的大字报。

　　《班主任》讲述了某中学教师张俊石如何尽力挽救一个在四人帮毒害下不学无术的中学生的故事，最为著名的是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声，藉此一呼，万众响应。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卢新华在《文汇报》上发表短篇小说《伤痕》，所谓“伤痕文学”由此得名，又如《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回溯文革创伤、声讨四人帮暴行的檄文均甫一付梓，便应者如潮。但是，与一切潮流过后能够留下的印记相似，人们只记住了千层浪中的第一个浪花——《班主任》正是这一浪潮的发轫之作。不过，与大多数如流星般消隐于“伤痕文学”浪潮中的作家不同，刘心武却永远赶得上新来的浪潮。

　　时值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王蒙等展开“伤痕文学”这一“简单粗暴式”的控诉叙事的反思运动之后，文艺创作崭露了新的创作方向。同样由王蒙在前端扯起大旗的“现代主义”创作成为新的时尚，另两股几乎并起的风潮则是寻根文学与纪实文学。

　　“《钟鼓楼》是一种照相现实主义式的创作，就像《父亲》一样。”刘心武是如此评价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钟鼓楼》的。在文艺理论的教科书上，所谓照相现实主义是与批判现实主义那种落后的创作方法具有本质区别的，照相现实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类，甚至可以归为后现代主义中的一类，至今也不过时。刘心武的《钟鼓楼》不仅符合潮流，亦获得中国当代文学的官方最高殊荣——茅盾文学奖。

　　1985年，在由王蒙主导的《人民文学》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一期中，集中刊载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及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具有现代派特征的作品，标志着新的文化潮流的汹涌而来，该期亦包括刘心武纪实文学作品《519长镜头》，纪录了中国足球迄今最大的一次球迷暴乱。在几无新闻可读的彼时，此“深度报道”以其时效性，令刘心武再次名声大噪。此后不久，他更接替升任文化部部长的王蒙入主《人民文学》。但却在随后一期的民族文学专号中，掌控失策，导致停刊风波。刘心武的个人命运也随之陷入低谷。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和所有失意作家一样，刘心武鲜有作品发表。昔日发行百万、作品振聋发聩的《人民文学》亦已垂暮年年，惨淡经营。曾经的文化明星们，如今成了时代的弃儿。只有电影导演和电视明星，才继续享受着成名的荣耀。但新的时代却再一次证明，刘心武永远赶得上新来的浪潮。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刘心武的身影开始在电视上时隐时现，但是，他在北京电视台的建筑讲座并没令其受到更多的关注。

　　2005年，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成就了歪批三国的“学术评书”易中天，亦重生了趣话红楼的“电视作家”刘心武。

　　“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

　　刘心武以其在上世纪90年代自创以研究秦可卿为解码的“秦学”一派，在央视成功上演一场揭秘红楼的演义，并因此成为

　　“2005年度中国文化圈”中的焦点人物。

　　而此后，红学学会一干老先生们愤愤不平的一番声讨，更令刘心武的成名曲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一系列趣话红楼的著作，若计盗版，销量可超百万。

　　在王府井书店的签名售书会上，人头攒动群情热烈之势，绝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潮中的任何一场演讲。而穿着毛衣的刘心武为望不到尽头的粉丝们签名，大汗淋漓之下，其“超级粉丝”安徽某电器公司销售经理则一直肃立于侧为其义务扇风驱热。

　　另一方面，来自外交部的官方邀请，令总喜爱诚惶诚恐的刘心武彻底解除了来自红学派大批判的精神压力。

　　据刘心武自称，“2005年11月15日出版的《红楼梦》学刊第6辑狠批我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揭秘》讲座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对此我感到有精神压力，但不久我应邀到外交部作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李肇星部长那天中午到机场为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送行，下午两点还专门来听我的讲座，他们把演讲安排在外交部里的新闻发布厅，还征得我同意进行了录像，说将刻为光盘，分送到各驻外使、领馆，作为外交官进行文化外交的一种参考资料。我觉得这是对我研红的喜欢与支持，解除了精神上的压力。”

　　当刘心武如此成功圆满地再次回到时代大潮的浪尖上之时，他却依然表示出那一如既往的懊恼之情，“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到中央电视台讲。这些轰动并不是我所追求和需要的。”也许，这种低调就是与时俱进的成功曲线的一个拐弯。

　　如今江湖人称“刘师”，远离城市喧嚣，躲进温雅的“温榆斋”小楼的刘心武一直喜欢强调，他既无官方经费，也没有什么学会的编制，更没什么头衔。

　　但是，他却比那些拥有官方经费、顶着官方头衔的人，更受官方传媒的青睐，无论是80年代万众瞩目的《人民文学》杂志还是在新世纪掌握强势话语的中央电视台。尽管，一向低调的“刘师”，一直喜欢强调，他喜欢边缘化地与媒体保持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