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向“市场导向型”转型

　　外资向“市场导向型”转型

　　就国内形势而言，人民币汇率长期升值、工资水平提高、土地三项因素造就了国内成本持续上升趋势。我国国民经济目前对外需依赖程度过高，导致我国不得不片面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生产过剩领域日益扩大，投资效率趋向下降，而且导致工资水平低下必然被视为有助于增强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的“优势”。

　　为了维护这种“优势”，某些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强力部门压制工人合法的正当要求，致使华南沿海省份打工者工资水平几乎停滞20年之久。这种局面一方面限制了我国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使得我国无法充分发掘国内消费需求巨大的潜在优势，危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严重损害了政府在国内外的形象，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攻击我国的炮弹。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不仅选择低成本，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在选择接近庞大的消费市场，亦即人口众多且国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家更能够得到外资的青睐。在实践中，一些外资之所以撤离中国，也就是因为中国工薪水平不高，且过多地为

　　然而，目前我国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多数仍然属于成本导向型投资，要求尽可能降低成本。所以，要维持目前的大多数外商投资存量，就需要抑制工资增长；但要赢得未来的投资可持续增长，却又需要促进工资增长。

　　另外，外资与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战略之间的矛盾将日益深化，这是对外资扩大市场准入、外资在国民经济中份额和影响力上升的必然结果。近两年围绕外资垄断、外资并购、自主创新、两税合一等议题发生的争论震动整个社会，外资企业在劳工权利、环境、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负面新闻接二连三披露出来，并引起广泛关注，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接近完毕，随着外资逐步向技术层次和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地位更高的部门渗透，随着外资从成本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发展，这种矛盾还将进一步展开。

　　利用外资战略需调整

　　经济社会环境的转折必然引起外商投资行为的调整，也必然要求我国利用外资战略的调整，这种调整的核心是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包括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展开调整：

　　首先是正确定位外资的作用。外资是我们需要借重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只能建立在本国资本积累之上，对外资的过分贬低和过分拔高都不足取，前者不足以充分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后者将使外资成为众矢之的。

　　其次是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即使仅仅为了改善外资企业在华社会环境起见，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势在必行，因为外资无论想在哪个东道国社会长期立足，都必须抛弃额外的优惠，否则他们必然遭到东道国社会的反弹，优惠力度越大，维持时间越长，遭到的反弹也会越强烈。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相关矛盾将趋向激化，最终未必没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转向极端排斥外资的方向。

　　第三是从一味追求利用外资的数量转向追求提高外资质量。在一个五年规划的跨度上，利用外资总规模上升是可以预期的；但由于世界经济存在波动性，要求利用外资数量逐年递增是不合理的。而且，在外资超国民待遇取消、国内市场秩序走向合理的背景下，外流然后回流的假外资可望减少，也有暂时减少利用外资账面数目的作用。因此，应当允许出现利用外资数目年度下降的情况。

　　第四，将改善投资环境重心放在基础设施、政府效率和廉洁、人力资源技术水平高、良好环境等方面，而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财政倾销”和“环境倾销”式的自杀竞争。只要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优势，就不怕国内外优质投资不来中国。

　　第五，充分发挥区域协作的力量，这种协作一方面体现在与内地的协作，另一方面体现在长三角区域协作。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且区域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不仅在总体上仍然需要通过持续的高水平投资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而且需要通过投资在国内的区域间梯度转移，延长实物资本的生命周期，并缩小区域发展的落差。尽管我国已经出现了相对的资本过剩，但相对过剩资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总体上不存在相对过剩资本，仍然处于绝对的资本短缺之中。成本上升将激励一部分寻求降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外资和我国沿海地区已有资本)，从我国沿海地区转向其他地区。

　　因此，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决不仅仅局限于吸引新的外资流量，也包括外资存量在国内跨地区重新布局。沿海发达地区推动、组织本地需要转移的产业有组织地向内地欠发达地区转移(某些地区已经开始对转移的企业支付一定补偿)。本地腾笼换鸟，利用腾出来的土地实现产业升级，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兼顾提高工资、扩大本地消费市场和保持成本竞争力双重目标。

　　为了激励这种转移，也为了改变四面出击、成本不低、效率不高的招商引资方式，中部地区可以考虑与东部发达地区签署地方财政补偿协议，让东部企业向内地有组织迁移，两地分享转移企业的税收。(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