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乡凤阳：新农村建设的范本

　　新农村建设的凤阳范本

　　本刊记者 贺海峰

　　凤阳是改革之乡。

　　1978年，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签下生死契约，抛弃“大锅饭”改为“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序幕。28年后，凤阳40名民营企业家又相继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或村委会名誉主任，正式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战场。

　　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事件，在内在逻辑上却一脉相承：前者为了农民衣食无忧，后者则要带领农民集体致富。这些不起眼的举动犹如一粒粒酵母，出人意料地改变了当地农村的经济社会形态。

　　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这些民营企业家的“二次创业”热情？还有哪些力量参与了他们的创造？他们改变了什么？凤阳县决策层有着怎样的深谋远虑？

　　赵庄实验

　　故事要从凤阳县刘府镇一位民营企业家说起。

　　赵世来，金威保温容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改革开放初期，他曾先后出任赵庄村党支部书记、刘府镇供销社副主任，然后辞去公职创办企业。如今，他的公司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异型保温瓶胆公司，赵世来也开始富甲一方，并当选安徽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与他蒸蒸日上的事业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赵世来所在的赵庄村却略显几分凋敝。这个昔日号称“北大荒”的村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依然土地贫瘠，缺水严重，“撂荒”现象突出，是有名的贫困村、“捣蛋村”。2001年，从北京参加完“WTO与中国农业”经济论坛回来后，赵世来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赵庄村。

　　在村“两委”支持下，赵世来以每亩每年150元至200元的价格租赁了村东口4000亩土地，并种满了杨树。同时，他成立了金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来负责这些杨树的栽种和管理，聘请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收益全部用于赵庄村的公共设施建设。流转土地的农民怎么办？他承诺：可以帮他种树或者到他的工厂打工。他还向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发展养殖和大棚蔬菜。

　　2002年以来，赵世来又先后出资700多万元，开挖了每口占地面积为130亩至150亩的7口水塘，铺设了一条长达3公里长、从村口延伸进来的水泥路，以及村里的所有供电、通信设备。2005年，他对全村4000亩土地开展综合治理，打乱农户耕作区域，变小田为大田，重新分配土地，已初步形成“田成块、路成网、渠配套、水贯通、树成行”的格局，为实现大机械操作、大农业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今，在赵庄860名劳动力中，有280人进入赵世来的工厂打工，有50人成为林区管护工人，有60人从事畜牧、水产养殖经营，有270人外出务工，有200人在本村担负着土地调整、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农业基础设施改造等工作。2005年，赵庄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620元，是2001年的2.42倍。

　　“数年后，赵庄将成为一个生态旅游山庄。”赵世来如是说。他的特别顾问、已退休的原凤阳县委副书记谢朝卿，时常提着个水杯，在村子里挨家挨户征询村民意见，被村民亲切地称为“赵庄的宝贝”。按照谢朝卿和村民们的规划，未来的赵庄将分为工业聚集区、村民生活区、公共活动中心、养殖发展用地等若干区域，“也就是说，要让村民都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赵世来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想试试由民营企业家来引导新农村建设行不行。如果可行的话，这会加速农村的发展。”2006年年初，即将卸任的赵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明根向县里建议由赵世来接替他的职务，这一建议得到了县里的批准。

　　民营企业家“当官”

　　当王明根的建议在县里传开时，凤阳县决策层眼睛为之一亮：“赵庄经验”能否复制？

　　巧合的是，彼时，“万户农民需求调查”正在凤阳如火如荼地展开。按照县里的部署，安徽科技学院、凤阳师范学校300多名学生揣着近200个问题，来到田间地头，问计农民“最迫切需要什么”，以便为凤阳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调查显示，农民的需求涉及到生产、生活、就业、医疗、教育、金融等方方面面，比如，面对“当地是否需要修路”的问题，48.87%的受访者选择了“非常需要”，46.79%的受访者选择了“需要”。

　　凤阳县县长范迪军在接受《决策》专访时说，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大量资金的注入，而凤阳有限的财力与农民的实际需求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赵庄经验’启示我们，建设新农村必须充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而凤阳有500多位民营企业主，他们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在领建新农村方面有着独特优势。”

　　2006年5月，凤阳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民营企业家领建新农村工程”。启动仪式开始后，首批自愿报名参与新农村建设的34名民营企业家胸佩红花，神采飞扬地与所领建村的代表在《凤阳县民营企业家领建新农村对接书》上签字。这些民营企业家里，是党员的，一概担任所领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非党员的，一概被聘为村委会名誉主任。县里将根据他们的业绩，给予他们“三个优先”、“一个优惠”：在政治上优先推荐作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劳动模范，在项目上优先安排，在用地指标上优先帮助解决；在税收上按有关规定给予优惠。其后不久，又有6位民营企业家主动申请加入这一阵营。

　　凤阳县委、县政府对这项工程的目标作了清晰界定：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以培育新型农民为抓手，尽快培育一批新农村建设的先进典型，“力争在3-5年内使全县390个行政村都有领建人”。

　　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具体任务是：在所领建村投资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建立农业产业基地，参与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现代农业等建设；参与道路、通讯、水利、架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卫生、资源污染等清洁工程设施建设；帮助编制村庄规划；促进农村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定点定期对农民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村里理清发展思路，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上述工作千头万绪，显然非民营企业家一人之力所能完成。为了缓解人才之忧，接下来，凤阳县决策层又推出“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并建立了新农村建设实验区，聘请著名学者温铁军、张晓山等担任顾问，以科学规划新农村为先导，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开展文化与乡土教育等。“这些奠基工程，势必将在村民中刮起一场‘头脑风暴’。”凤阳县副县长王平告诉《决策》记者。

　　科技人才、智囊人物的介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这些民营企业家破解存之既久的“三农”难题呢？

　　改变与被改变

　　周圩镇山南村村西口的小河边，矗立着一座电灌站。新上任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汪玉林叉着腰，笑眯眯地望着蜿蜒好几百米的引水渠和一望无际的麦田，那神情，仿佛是在欣赏一件稀世的艺术品。

　　“我花了20多万元，把原来的二级站改成了一级站，现在它可以满足周边3个行政村的灌溉需求。”汪玉林自豪地说，“我们几个村干部起早贪黑，半个月时间就把它建成了。”

　　汪玉林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凤阳县玉林矿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但直到现在，很多村民还是习惯叫他“厂长”。最近两年，他将村里的学校翻修一新，还牵头筹集资金21万元，把村里的公路从3.5米拓宽到5米。这位对官员腐败现象咬牙切齿的村支书，平时经常接济村里的困难户，在村民中的威望相当高。

　　“下一步我们要搞土地利用规划、住房规划。”当上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以后，汪玉林的干劲更大了，他指着一片池塘对《决策》记者说，“在这里，我准备建造一座公园。但是这些工作，单靠我一个人做不成，得到外边去请专家，得依靠群众。”

　　汪玉林是这40位企业家村官的一个缩影。当地官员分析说，他们担任了新职务，“骑上马了，总要跑起来”，总要抽时间到村里调研，协调各项事物；如果不把村子搞好，自己会在村民里颜面尽失，无形中也给他们一种动力。而村民对他们的到来也是欢迎的，毕竟他们经过多年的市场闯荡，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大量经济发展信息。当然，很多村民也会受到刺激：他当年也不过是一个泥腿子，现在既然他有钱了，回村创业了，我也要想办法致富。村民们沉寂已久的创业热情和潜能可能会在此时迸发出来。

　　而村民们的这种激情在村民联欢会上已初露端倪。他们非常需要农业技术，而招考的大学生村官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农业科技下乡的希望。闲暇的时候，这些大学生会把村民组织起来联欢。在田间地头，大伙儿聚在一起载歌载舞，乐在其中，有时下起了雨，他们都不愿意离去。而在以往，这正是他们打麻将、酗酒，甚至家庭为琐事闹矛盾的时候。“村民们除了打牌，找不到什么精神生活。现在，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人还是那些人，但他们的精神面貌变了。我觉得，这种新时期的‘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核、魂。”范迪军县长评论说。

　　而在王平副县长看来，重建农村文化，就是重建农民的精神自信和行动自觉，这种潜移默化的力量，最终会逐渐激活农村自身的活力。这位师从著名学者温铁军的博士生副县长正在积极推进凤阳的新农村建设实验区。这项综合性、系统性极强的工程，着力点之一就是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和农民利益最大化。

　　“例如，有的村子成立了葡萄协会，实行联合购销，结果葡萄套袋的成本下降了1/3，每袋化肥甚至节约了好几十元。”王平透露，下一步，各方面条件具备的合作社，还将开展资金互助的尝试，“凡是国家没有明确禁止的，都可以放到实验区里，大胆地闯、大胆地试。”

　　凤阳范本具有方向性

　　民营企业家走上新农村建设主战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农”问题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突破小农经济局限，实现规模经济，推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凤阳民营企业家在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或村委会名誉主任后，较好地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的难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约经营、走产业化的道路，有专家认为，这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应对策略之一，是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事实上，民营企业家“当官”，在不少地方已有先例。比如，2005年年初，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市委对在上缴税收上有突出贡献的5名民营企业家分别给予副县级领导职务待遇，同时，有8名民营企业家享受正、副市级医疗保健待遇。又如，在江浙等沿海发达省份，民营企业家从政早已成为一种潮流。然而，像凤阳这样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的例子，委实不多。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凤阳的决策层和民营企业家具有相当的远见。

　　凤阳县县长范迪军说：“在农村，如果先富起来的企业家、高素质的大学生、青壮年劳动力都走了，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怎么建设？还怎么富裕？为了真正留住他们，只有对他们‘政治上给荣誉、政策上给扶持、税费上给优惠’。”而这项决策之所以应者云集，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民营企业家群体潜在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回馈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他们带来的这种“鲶鱼效应”，无疑将进一步融洽干群关系，激活农民的创造性，促使他们变“政府要我干”为“我要干”。

　　需要指出的是，凤阳的这些做法，体现了决策者为新农村建设开张新局的远见卓识。以赵世来的顾问谢朝卿为例，现在，赵庄的村民不止一次动情地对他说：“老谢啊，你百年以后，我们要在村头给您立一个铜像！”可见，农民打心眼里需要的，不是那种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管理者，而是扑下身子为他们谋利益的服务者。从凤阳企业家村官所领建村的一系列变化来看，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服务型政府的生成已是大势所趋。

　　由是观之，凤阳的这些制度创新具有方向性和范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