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文章：岁末倾情访问“草根群体”(2)

　　流浪者：救助站里寻找人间温暖

　　[访谈背景]3年前，随着国务院《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施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寿终正寝”，从此，“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救助原则，惠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仅流浪儿童，我国至少有10万名。有过绝望，尝过世间的冷，这样的经历让救助站中的流浪者特别渴求温暖，如渴求茫茫黑夜里的一盏小桔灯。救助站成了这些流浪乞讨人员的

临时“避风港”和家园。

　　“让流浪儿童最终重新‘回归’社会”

　　“我珍惜这个！”16岁的林子主动把胸前挂着的一块印有天安门图案的纪念牌拿给记者看。自流浪儿欢庆“六一”圆梦行动中，林子和其他9个孩子一起分乘车友联合会的5辆车在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之后，这块已经有些褪色的纪念牌就一直挂在林子胸前。

　　在一个有着阳光的上午，《半月谈》记者来到位于市郊的天津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见到了14岁的杨子和16岁的林子。占地9000多平方米的天津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现在只收留有10个流浪儿童。而2005年，这个中心救助了1500多名流浪儿童，为绝大部分的孩子找到了家。

　　林子从不主动说话，在有限的几次回答里，嘴里只蹦出“是”或“不是”几个词。说到数字的时候，他会伸出手指来代替。

　　“这孩子心理上受到的伤害比较大，刚到中心的时候特别自闭，什么话也不说。”天津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王鹏老师说，家乡在广东汕头的林子，在中心已经住了差不多4年。林子兄弟姐妹6个，他是家里老二，父母亲靠卖菜养活全家，日子过得很艰难，日子过得不顺心的父母打骂林子成了家常便饭。林子特别爱上学，可是到了四年级，父母再也不让他上学了。被父母痛打后失望至极的林子从此离开了家。

　　提起欢庆“六一”圆梦行动，林子才轻松了些。“我（一夜）没睡。”林子说。在向往已久的天安门广场，为等待庄严的升旗仪式，好动的孩子们安静地伫立了足足1个小时。升旗仪式开始了，孩子们立即鼓掌，聚精会神地凝望着齐步走来的国旗班战士。

　　在记者与林子交流的过程中，刚开始比较活泼的杨子沉静下来，默默地听着我们的谈话。今年6月，杨子从老家跑出来，被民警送到中心的时间不长。

　　“是在家好还是在中心好？”记者问。

　　“家里有家里的好，这里有这里的好。”杨子回答完这句话，低下头再也不愿意说话了。杨子红了眼圈，随后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杨子5岁时，父亲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中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地供杨子上学，后来身患绝症也没告诉儿子，直到去世。母亲给杨子留下了400元钱，并把他托付给大伯。大伯一家对杨子虐待，吃住都不一样，杨子睡在柴草房里，打骂也成了常事。这些杨子都可以忍受，可是不让上学，令杨子对大伯彻底失去了信心。

　　离开中心会议室前，杨子说：“我现在最想找一份工作，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据估算，我国至少有10万流浪儿童，年龄多在10岁至15岁。“从杨子和林子的经历看出，关爱流浪儿童，保护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家庭的责任非常重要。”王鹏说。

　　为了让流浪儿童长大走上社会后能够步入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心建立了培训基地，每天给流浪儿上文化课。中心通过心理测试、游戏娱乐、单独沟通等方式，对流浪儿童进行心理康复和行为矫治教育。同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让流浪儿童接触社会。为了让孩子们能掌握一技之长，今后能找到工作，中心特别开设了劳动技能课程。

　　“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这些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有幸福的童年生活，最终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为他们的流浪画上句号。”王鹏说。

　　“这种温暖真让我感动”

　　除了流浪儿童，许多流浪成年人也在救助站里尝到了人间暖意。湖南省现有各级救助管理站68个。“以前在城里遇到困难，很难找到可以帮助的人，如今你不用费多大劲就可找到救助站求救。”汨罗市楚塘乡村民老雷深有感触地说。他来长沙办事时身上带的钱被扒手扒光，是救助站的同志帮他买上了返程车票。

　　2006年11月7日，湖南省长沙市救助站一楼明亮整洁的食堂里，22岁的贵阳青年花未，边吃着一荤一素的饭菜边跟《半月谈》记者聊天道：“在这里，我真有到家的感觉！”

　　10月上旬，花未从山东烟台到安徽合肥，在一家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不幸的是，准备上班时，他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丢了。他央求酒店老板借身份证给他开个户头，让平时处得最好的一位家乡朋友寄钱来。但老板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将他解聘。他花了20元钱，从住宿的小旅馆服务员处借身份证办了一张卡，天天等着这位朋友寄钱。但直到自己身上的钱花光了，他也没有等到这位朋友的一分钱。向家里求救，哥哥的手机停机了。身无分文的他从此开始流浪。前几天，他流浪到长沙时，当地民警将他送到救助站。“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跟站里的工作人员非亲非故，他们却像亲人一样待我。”花未说。

　　来自湖南浏阳市的智障青年黎智用含糊不清的语言比划着跟记者说，前几天他来站里时，又饿又累，说话的力气也没有，身上的衣服还是十几天前从家里穿出来的，一身臭味。站里的人给他饭吃，给他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从我懂事起，我父母也没有这么照顾过我，”这位20岁的小伙子眼里闪着泪花，“我真想在这里住一辈子，不想回老家了。”

　　2003年8月1日，国务院《救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后，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从此找到一个“家”。《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在享受救助机构给予的温暖和关怀之前，都曾饱尝社会的冷漠和歧视。

　　今年10月上旬，23岁的吉林市青年张亮从当地一所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找工作。两个多月过去，带的钱也用光了。他不肯就此罢休，决定边向路人求助边找工作。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他掏出毕业证别人都不肯相信。“最难受的是人家对你那种鄙视的眼神和不屑一顾的态度。”

　　无奈之下，他通过当地救助站踏上返程的火车。没有想到的是，拿着民政部门开好的乘车凭证上火车时，个别列车工作人员还不时刁难。他从广州一站一站转过来，饱尝冷漠之苦，直到来到长沙。“这种冷漠让我害怕”，张亮说，“只有到了救助站，我才感到被人关怀的幸福，找回了自己做人的乐趣和尊严。”

　　救助站里来自湖南西部山区的农民李成益也有过类似的经历。3天前，这位年近花甲的农民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看世界”，一进城就丢了放在上衣口袋中的钱包和证件，裤兜里只剩下4元钱。举目无亲的他希望城里人能够“发发善心”，凑齐返程路费。但无论他怎么解释，人家就是不相信，甚至骂他是“老骗子”。在民警的提示下，他最后来到救助站接受救助。

　　采访中，记者发现，部分农民工、旅游者等群体也加入到求助人员行列。他们到救助站住一晚、吃几顿、开一张车票，以减轻个人支付压力。

　　“我再也不想流浪了”

　　“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多”，在南昌市救助管理站，20岁的求助者王友世对《半月谈》记者说。

　　王友世来自贵州省松桃县寨英镇上寨村田坝组。听说打工赚钱，今年8月份，他跟着同乡第一次走出山村，来到福建邵武市一工地当小工。没想到干了几个月，老板一声不吭跑了，他一分钱工资也没领到。出门时身上带的400多块钱早用光了，无奈之下求助于邵武市救助站。

　　在邵武市救助站，工作人员不但给了他到南昌的火车票，还准备了一些食物让他带在路上吃。到了南昌下了火车以后，一位开餐馆的老板见他可怜，还免费让他饱吃一顿。在南昌市救助站，每顿都能吃上饱饭，还有地方睡觉。王友世感激地说：“没有这些好心人，我真的要流落街头了。”

　　王友世的愿望有三：一是希望哥哥能继续领到助学贷款，读完大学，这样家里人就有盼头了；二是希望自己能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自己能养活自己；三是希望政府能惩罚那些黑心老板，把自己的工钱要回来。

　　记者刚刚和王友世谈完，一个拄着拐棍的小伙子走进了南昌市救助站的大门。他名叫李雅燕，衣裳褴褛，满脸污垢，看起来异常疲惫。他的右腿以前被车轧断了，裤腿空荡荡的，左脚也严重溃烂。

　　李雅燕瘫软地坐在椅子上，谈起多年在外漂泊的生活，满腹心酸与懊悔。他说，自己不好好读书，惹父母生气，又难以忍受父母的责骂，就从河北老家跑了出来。本来想自己干一番事业，然而事与愿违，这些年在外吃了太多苦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李雅燕喃喃地念着这句诗。他说，自己读书不多，但惟独对这句诗记得特别清楚。李雅燕说，自己经常爬火车在全国各地流浪，平时靠拣矿泉水瓶为生。

　　李雅燕最渴望的事是回家。“我再也不想流浪了，回去后想办法做点小工或者开个小店，相信能养活自己。”他说，自己已经办了残疾人证，希望能从政府部门得到一些帮助。（注：文中未成年人名字为化名）（记者 张涛 黄兴华 陈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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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