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文章：岁末倾情访问“草根群体”(4)

　　失地农民拆迁户：能分享几枚城市化成果

　　[访谈背景] 在城市化进程中，征地拆迁触及部分群体的利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已成为一大社会焦点。我国失地农民已超过4000万人，拆迁户也不在少数。为了让广大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以主体姿态积极参与城市化建设、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现代文明发展成果，一些地方探索出台针对这些群体的权益保护政策，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努力构

建“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的三位一体新模式。

　　房拆了，民心未拆

　　2006年4月，家住南京城西茶西里的蔡文秀的生活因一张拆迁通知而改变，南京市地铁2号线正式开工建设，需要征收这所她住了几十年的房屋。“房子拆了我住哪？”这是蔡文秀老人的第一反应。在老人印象中，拆迁办的工作人员都是凶神恶煞。但事情的进展却大大出乎老人的意料。

　　从拆迁人员入户调查开始，解释拆迁原因，讲解拆迁政策，了解住户的困难……老人所看到的都是笑脸。“对于这样的工作人员，我都不好意思说一句狠话。”很快，老人便答应了搬迁。在补偿款下发之后，由老人所在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和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共同保管老人的存折和密码，直至老人将密码记住为止。每天早上起来锻炼，白天到邻居家串串门，蔡文秀老人的心情现在舒畅多了。

　　和蔡文秀老人一样，家住玄武区汉府街附近的王景华老人今年也改变了对拆迁工作人员的印象。已愉快签了拆迁协议的王景华老人说：“拆迁工作人员帮我缓解了一家三代人为拆迁补偿款分配而争吵不休的家庭矛盾。”

　　从事了12年拆迁工作的南京市建邺区拆迁办主任聂方俊感慨地说，国家和地方不断调整拆迁办法，拆迁的办法越来越人性化，对拆迁工作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拆迁工作人员不仅要向拆迁户宣传拆迁政策，还要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样以心换心，最后肯定能得到住户的理解。建邺区拆迁办在这3年的拆迁中，没有发生过一起恶性事件，目前地铁2号线的拆迁进展也非常顺利。”聂方俊说。

　　地征了，日子却过得红火

　　“今年高兴的事不少，最主要的还是村集体经济发展了，家庭生活也日益稳定。”兰州市城关区五里铺村60多岁的村民刘进财已经赋闲在家，虽然是农民，但每个月能领到920元养老金。

　　五里铺村曾是一个城郊村，改革开放以来，村集体就逐步失去了土地。最初，村民的生活也十分艰难，后来村支书带领着村民，用征地补偿款等资金，搞村办企业。现在的五里铺村，280多户村民拥有的固定资产，不包括土地，达到10多个亿。村民人人能就业，人均每年从集体经济能得到1万多元的收入。昔日村庄变成了繁华的城市地段，村民们出租房屋的收入也剧增，每年达到2万～8万元。

　　今年五里铺村也面临着“城中村”改造。“这是全村关注的头等大事，不仅村要变社区，村民变市民，我们还要变为股民。”刘进财兴奋中充满期待。

　　洗了脚，上了岸，可还是进不了城

　　李永才，宁夏吴忠市古城街道五星村六组农民。2006年，他家中的积蓄仍旧在减少。2001年以来，五星村的耕地不断被征用，300多口人已几乎没有一分耕地。“是农民，种田没地；是市民，没工作没工资。免税、粮食直补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全错过。”今年43岁的李永才很无奈地说：“一年下来，家里各种花费至少得七八千元。当初每亩3万多元的征地款，就像炒熟的豆子，吃一颗少一颗。”

　　对于甘肃兰州市雁北街道刘家滩村农民段家禄而言，2006年最大的事件，就是1个多月前，由于污水结成冰，段家禄在自家门口的巷子里把胳膊摔伤了。原来，今年以来，乡镇改成了街道，村庄也改成了社区，可是这里没有柏油或水泥路面，没有下水道，湿的地段污水横流。2003年彻底失去土地后，段家禄和妻子徐守花就一直没有工作，在自家楼下，搭起了一间简易的小棚屋，开了间小卖部维持生活。“这一摔，小卖部一个多月的收入就没了。上医院打个石膏，花了好几百元呢。”

　　这里的治安环境非常差，“偷东西、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去年我就丢了一辆自行车和一辆三轮车。”段家禄说，“这里人杂，没有派出所，如果不是大事没死人，警察都不愿过来。”

　　找政府，跑人大，维权路上几多艰辛

　　西安市未央区河址西村共有1000多人，分为4个居民小组，王广安曾是4组的组长。2000年，4个居民小组的土地或多或少都被征用。其他3个居民小组一亩地卖7.4万元，而王广安所在村组的土地因为是高速公路征地，补偿费用才6000元/亩。

　　“同一地块，却给出不同价码，这不公平。而且，绕城高速是收费项目，对过往车辆征收高速费，实质上也是经营单位，不能按照公益性事业征地。绕城高速共征用第四居民小组土地161亩，应该追加安置补偿款等400万元。”王广安决定讨个说法。几年间，王广安与其他村民从未央区到西安市再到陕西省的相关政府单位、人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情况。在他们努力下，共增加补偿380万元。

　　兰州北面滩村农民马祖宝的维权经历则更加曲折。2006年他和当地拆迁的村民们一起搬进了新房，却背负一身债。大家开始都不愿搬迁，但最终没能顶住政府的压力。今年下半年，新房还未完全盖好时，马祖宝等人迁到了当年的黄河淹没区。“土地承包合同上写明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可才3年，我们的土地就被征占了，甚至连村民大会都没召开，承包合同怎么就不受法律保护？”（记者 朱国亮 蔡玉高 储国强 姜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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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