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改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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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改变中国

　　★文 /《小康》记者 郭芳

　　人、社会、制度。

　　当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置于同一高度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社会“小”制度建设的滞后，这种滞后已经无法消化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在我们经历辉煌、收获、喜悦的同时，社会存在着焦虑，信任陷入了危机。

　　不过，在《小康》2006年监测中，也看到了政府在制度完善方面所做的努力：保护最低收入者的住房调控，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的经费保障机制，政府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在岁末的盘点中，我们一起回顾2006年度最引人注目的十大领域中的制度建设，记录下这一年被制度改变的中国。也在期待一种制度体系来实现社会中人和人的和谐关系。

　　2006年11月13日，在北京公交巴士上，移动电视正在报道河北

　　两位女士的对话多多少少能说明一些问题，食品安全依然不能让人省心。人们对类似质量问题的曝光已经从开始的愤怒、恐慌慢慢转向了无奈甚至是麻木。于是，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者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情况下，很多人像后一位女士那样，选择了“眼不见为净”。

　　阿瑟·布劳里克提到一条有趣的法则，或许能恰如其分地形容人们的这种无奈的心态。这个有趣的法则叫做香肠法则：说的是爱吃香肠的人，绝对不要去了解香肠的生产过程，因为香肠制作的过程看了实在让人倒尽胃口，甚至让人对自己至爱的香肠的卫生和美味产生怀疑。

　　这其实不是罗伯特的原创，最早表达出香肠法则大意的人是德国一代名相俾斯麦。他有句名言：“世上有两物，爱好者不当去观察其制作过程。两物者，一为香肠，一为法律。” 俾斯麦把香肠和法律并论，无非调侃立法过程中的各种妥协、幕后交易，还有修修补补，不必也不可深究。

　　俾斯麦的名言在这里再用上，却也是贴切的，但如果法律换成制度，或许要更贴切一些，因为不仅仅是法律法规还有规章制度，不仅仅是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还有各领域中的规章制度，也像香肠一样，其生成过程中利益集团的妥协、斗争和博弈如若深究起来同样地令人失望。

　　到了罗伯特的香肠法则，香肠象征了一切结果美好而过程糟糕的事物。我们往往只需注重结果而不必深究过程。于是，制度的不断完善在某种程度上也逐渐弥补了人们对其生成过程的失望。

　　食品安全：农村最忧

　　苏丹红鸭蛋事件曝光后，北京市食品安全办透露，食品办已经在考虑制定蛋制品的市场准入制度，包括必须提供有效的产地证明和检测报告才能上市。如果这次事件能够促进相关制度的完善，那也不完全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

　　但农村的老百姓也许就没有城里的老百姓那么幸运了。2006年度《小康》对农村消费市场的监测中，初步评估，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19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进入农村作深入调查的《小康》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店主对《小康》说，他进货很少看保质期和生产日期，何况很多商品包装都没这些东西。记者看见小店里有一种饼干，只用一层没有任何文字和图案的塑料纸包着。店主说，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产的，只知道长了毛就卖不出去了。后来他又向记者透露，有时饼干发霉了，如果坏得不是太厉害，就稍微晾一下继续卖。因为饼干一般都是卖给小孩吃的，他们也吃不出什么味来，‘但我是从来不会把这些东西给我家孩子吃的’。”《小康》记者先后采访了湖北、河南、山东、安徽等省份的农村，农民的食品安全实在令人担忧，“农村的东西大家也都清楚，尤其是吃的喝的，表面看不出杂质就已经不错了。”甚至，“城里不要，农村走俏。”

　　其实，国家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法规并不缺乏，2006年国家相关部委还颁布了《健康相关产品卫生行政许可程序》、《食品添加剂明胶生产企业卫生规范》、《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等法规，但是，农村消费品的安全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善多少。这当中有农村处于监管的盲区，工商、质检、防疫等部门重视不够的原因，有流通领域疏于监管的原因，也有对相关违法行为惩罚过低的原因，而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农民消费能力低下的缘故，大多数农民消费选择的第一标准是便宜，只要便宜就行。

　　所以，对于农村食品安全，国家制度改革的方向除了要加大违法的成本，加强流通中食品质量监督，更重要的还是要激发一个健康的与农民支付能力相匹配的消费市场。

　　生产安全：依然是矿难！

　　11月5日，山西大同煤矿集团轩岗煤电公司焦家寨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据《小康》了解，截止到11月13日8时05分，已找到35名遇难矿工，仍有12人被困井下。这是一起发生在国有煤矿的今年四季度以来最严重的生产安全事故，伤亡惨重，损失巨大，教训深刻。

　　依照初步的调查分析看，焦家寨煤矿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一是该矿供电管理混乱，未认真执行停送电制度。据反映该矿平常非计划停电现象多次发生，风电闭锁和瓦斯电闭锁存在严重缺陷；二是瓦斯管理混乱，虽安装有瓦斯监测监控系统，但管理松懈。在事故发生前，瓦斯监控系统多次显示该工作面瓦斯浓度异常甚至达到爆炸界限，但生产指挥系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没有下达撤人指令；三是现场管理混乱。

　　调查小组会议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说，这起事故充分暴露出轩岗煤电公司及焦家寨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着严重问题，长期存在严重隐患和习惯性违章现象是事故的根源。

　　既然是违章，也就说明了我们在煤矿安全生产方面是有制度约束的，但用李毅中的话来说，这些以“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制度并没有得到好的实施和执行。事实上，为加强国有重点煤矿安全基础管理，遏制重特大事故，实现安全形势稳定好转，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联合其他六部于2006年6月提出了《关于加强国有重点煤矿安全基础管理的指导意见》。

　　与煤矿安全相关的规定也在不断的完善中。

　　2006年9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煤矿安全规程〉第六十八条和第一百五十八条的决定》，其中规定，“所有矿井必须装备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矿井安全监控系统的安装、使用和维护必须符合本规程和相关规定的要求。”该修正案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李毅中强调，必须要将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制度落到实处。

　　根据《小康》了解，2006年1～10月，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共查处各类煤矿安全重大隐患14087个，已整改12123个，整改率为86.1%；查处非法矿井778个；责令停产整顿矿井2555个；责令关闭矿井511个……

　　整改中，2006年第一季度矿难事故有所下降，但到5月之后，又出现了反弹。山西大同市左云县新井煤矿“5·18”透水事故，56名矿工遇难。来自安全监管总局的统计，2006年10月份，煤矿企业发生矿难174起，死亡345人，同比增加7起、死亡人数减少16人，分别上升4.2%和下降4.4%，环比增加36起、106人，分别上升26.1%和44.4%。

　　更多的矿产安全规定还在制定当中，但是如果好的制度得不到贯彻和实施，也就等于没有制度。我们面对的依然会是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

　　房地产宏观调控：谁都不满意

　　2006年11月13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月相比，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涨幅较大的城市依次为：北京10.7%、厦门10.5%、深圳9.9%、福州9.6%、沈阳9%、广州8.8%等；下降的城市有2个：上海0.6%和北海0.4%。

　　大部分城市的房价依然在上涨，北京涨幅位居全国之首。

　　2006年，又一个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宏观调控楼市的六条措施，简称“国六条”，强调要解决最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着力打击房产市场信息不透明、销售欺诈等现象。

　　然而，将近半年过去了，目前的状况是：少数城市住房价格依然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调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房地产市场秩序仍需进一步规范。

　　“限价房”政策在实际的操作中，进展缓慢，未见起色。至今，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仍未出台。对限价房的定价标准、购买资格以及销售形式的争议，地方政府基于经济利益上考虑的不作为，“限价房”政策实施涉及的部门之间的责任分工及利益博弈等等原因，致使“限价房”政策仍然是空中楼阁，难以落到实处。

　　在地方政府的观望不作为与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的停滞背景下，百姓并没有从调控中感受到多少实惠，来自住房的压力依然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高达98.09%背有房贷的人，心理上会产生焦虑情绪。

　　北京沈先生的情况很令人郁闷。沈先生对《小康》记者说，本来打算跟女友今年结婚，但因为买房子的事，两人吹了。沈先生认为目前房价仍然太贵，勉强付完首期之后，以两人收入水平每月还贷，生活质量肯定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走势仍不明朗，想结婚之后再买房。可女方认为，这是没有责任感的表现，再加上家里施加的压力，最终两人选择分开了。沈先生有些迷茫地说，房子还不知道在哪里，另一半也不知道会在哪里。

　　在供给不能扩大的情况下，廉租房被寄予厚望，期待福利性廉租房制度能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带出困境。同样地，在廉租房的配套实施细则方面也存在缺陷，如在廉租住房保障资金使用的管理监督方面，在廉租房的管理方面，在廉租房租赁申请资格的确定方面，在廉租房租赁资格的审核方面，在廉租房的定价方面等等，只有逐一加以完善，落实到细处，才能保证廉租房制度真正发挥其原有的福利性质和半公共产品的功能。

　　国务院对房地产调控情况并不满意。在此压力之下，相关部门惟有加紧步伐。

　　国土资源部根据2006年7月出台的《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继续严格控制土地的审批；地方政府出让大宗土地快速致富将受建设部的重点监控；财政部近期公布了39家房地产企业财务报表失真和刻意隐瞒的利润，预示着下一步国家将针对房地产市场整顿清理企业，查处偷税漏税也将成为重要的调控手段……

　　在房地产市场的一片争议声中，各部委打出一系列组合拳，企图在配套制度的完善之下将高企的房价拉低。

　　医疗改革：市场化不是出路

　　“欣弗”事件还没有结束，主要责任人安徽华源前总经理裘祖贻却自杀了。

　　2006年11月1日，裘祖贻的尸体在住所被发现，警方证实是自杀。

　　裘祖贻在给同事的遗书中，有这么一句话，“银行贷款、停产整顿、善后理赔、应付款，尤其是8400万企业集资款，我急啊！”资金的压力，内外的交困，裘祖贻不堪重负，终于走上了绝路。

　　然而，在中国患者普遍感觉医药暴利的情况下，为什么药企还有资金压力？

　　“暴利的受益者并不是药厂。对于药品制造商来说，最重要的盈利手段就是降低成本，或许降低成本是每个企业在竞争中都需要的，但对于国内药厂来说，显得更为迫切。”一位江西的药商对《小康》说。

　　国家药监局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安徽华源为了降低“欣弗”生产成本没有按规定参数生产，是影响药品安全的主因。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在代理商和医院甚至还有医生的层层挤压下，药厂在微利中几乎丧失了风险的抵抗能力。“如果每盒药的出厂价是1.3元，经过一级又一级的代理，再经过医院，最后到患者手中，价格变为28元每盒，翻了逾20倍。而显然，相比代理商和医院，药厂的所得是微薄的。”一位业内人士认为，是现有的医疗体制的弊端和医疗市场的混乱导致了安徽华源的悲剧。“这种体制一天得不到改善，这样的悲剧还会发生。”

　　市场化医疗改革的结果，是居高不下的医疗价格，这让中国百姓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农民，看病难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痛：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农村医疗资源明显滞后；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费用的上涨速度超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不合理，公益性质淡化；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价格过高。

　　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有接近50%的人应该到门诊看病、30%的人应该住院，但他们却因为无支付能力而得不到救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指出，现在的医疗卫生改革走入困局，根源在于它的基本方向有问题，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市场化的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

　　国家卫生部部长高强认为当前卫生管理体制、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公立医疗机构垄断的局面还没有改变，医疗机构之间科学有序的竞争没有开展起来，医疗服务资源满足不了群众需求；二是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没有理顺，由于政府办医院过多，财力难以支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医院收入的90%以上来自医疗服务收费，客观上形成了靠市场筹资维持运行和发展的局面。这种靠市场筹资的机制是导致医疗机构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医疗费用大幅攀升、群众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

　　2006年，国家相关部门为改革做出了努力，譬如出台了《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国债)农村卫生项目与资金管理办法》，六中全会的《决定》也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和要求……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使原有的卫生管理体制和机制发生根本的转变，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假若没有一个制度能够改变医疗机构“以药养医”市场利益的驱动，那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禁令，“疗效”甚微。

　　教育改革：喜忧参半

　　改革就意味着收费？

　　闹得沸沸扬扬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开始试点了。2007年，将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7所高校试点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改革后的研究生将不再区分公费和自费，而是采取奖励助学金的方式资助优秀研究生学费和生活费。也就是，在全面收费之后，看个人造化再争取“奖学金抵学费”。

　　奖学金抵学费究竟是否合理？有人认为，考研将成为有钱人的游戏；有人担心，收费制度会阻滞优秀学生深造；有人担心，穷人希望以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将因此而破灭。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研究生教育毕竟不是义务教育，自付经费并无不妥。

　　或许当事者对此的感受更为客观。

　　去年大学毕业的小玉从今年8月份起，辞去了工作专心复习考研，她准备要考清华大学法学。“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以收费提高门槛，某种程度上就是减少了竞争。”小玉家境不错，稚气未脱的脸色难掩兴奋，她说，在前一段时间的备考中，自己心里挺没底气的，但现在不一样了，一下自信了很多，她决定接下来要好好冲刺，“今年应该没问题。”

　　与小玉同龄的小强就没那么好运了，几天前，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放弃考研。“以家里目前的经济条件看，即使考上了也没钱上，就没必要给父母增添烦恼了。” 小强的话有些辛酸，他边工作边备考已经有三个月了，虽然辛苦，但也很充实。他学的是社会学，他喜欢研究工作，也觉得自己很适合做研究，所以他对自己一直很有信心。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决定不考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父母的感受。

　　如果一种改革，让孝心变得辛酸和苦涩，带给我们的思考将是什么？

　　所谓的“奖学金抵学费”做法令人担忧。以什么作为奖学金的考核标准？考核的程序由谁来制订又由谁来监控？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将很可能导致其中的权力寻租，更难以保证奖学金考核和发放的公平公正。

　　从2006年开始，国家实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免学杂费资金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的资金，中西部地区由中央全额承担，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金由地方承担。

　　而如何确保这些经费按照国家的计划用到实处，避免国家的投入“打水漂”，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尽管我们的教育投入远未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尽管我们科教兴国战略急需教育的普及与提升，尽管社会各界人士呼吁要加大教育体制改革，但毕竟教育改革也并不总是让人失望。按照国务院确定的改革方案测算，2006年至2010年5年间累计新增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约2182亿元。

　　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的根本依然在基础教育，只有在健康的基础教育之上，才会有优秀的高等教育的发展。

　　就业：2006年的大考

　　2006年，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相比于1970年代末的第一次高峰知青返城，1990年代第二次高峰国企工人下岗，这一次的情况来得更加复杂。高校毕业生、城镇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劳动力总量增加，与此同时，产能过剩、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这一年，中国就业面临大考。

　　在国家发改委的预测中，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其中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约900万人，下岗人员460万人和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40万人，按政策需在城镇安排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和退役军人约300万人。而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数据并不能充分反映实际失业率，此外，农村的1.5亿富余劳动力也并没有包含其中，因此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可靠的数据来衡量就业问题的严重性。

　　而预计的城镇可新增岗位仅有1100万个，缺口仍达1400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8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44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再就业340万人，分别完成全年计划任务的94%、68%，就业形势好于预期。

　　过去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关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问题。同样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结构可能是不一样，譬如， “十五”期间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重工业行业的增长，这个增长没能发挥其比较优势，和就业增长没能保持非常好的一致关系。

　　从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经验来看，65%到80%的就业问题是由中小企业来解决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短板。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先生认为，“限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战略、体制，使创业和经营环境恶化，导致个体工商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大量破产，本来可以解决65%～80%劳动力就业的部分却发展十分艰难。由于创业不足，个体户、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太少，不仅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机会也相对不足。”他甚至就此做出大胆预测，“如果这种态势不能扭转，‘十一五’期间每年劳动力供给2400万，每年只能安排1100万，累积新增失业将为6500万。”

　　因此，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而与之相关的利益部门、各垄断部门、财税、工商等是否有相关的制度改变呢？

　　反垄断：利益和谐才是真的和谐

　　2006年，电力系统刮起了一阵减薪风暴，垄断行业的暴利再一次成为全国上下的焦点。

　　“他们对电力行业职工收入的认识根本就存在误区，我们的收入尤其是基层员工的收入根本就不像外界传的那么夸张，诸如一个抄表工的年收入近10万这样的传闻，我认为就有哗众取宠的成分，媒体要负一定的责任。”江西某电力系统的职工很不服气地向《小康》“申诉”。

　　“超过四分之一的降薪幅度，对我这样职位的员工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再降，就变成低收入群体了。”另一位在电力系统的朋友小雨向记者诉苦，小雨显得有些无耐。

　　“降薪，他们当然不高兴了，但即便是表面上降了，估计也会以别的方式补上。垄断一天不破，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本解决。”这当然是垄断体系外的声音，“他们无论得到多少，都不会满足，他们甚至会认为是理所当然。”

　　破除垄断，一定要破除垄断！这几乎是垄断体系外所有人的心声，然而，人们希冀的是一回事，而现实又是另一回事，反垄断法的难产即是明证。日前，有专家透露，《反垄断法草案》有望在明年上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二次审议。

　　但统一润滑油的老总李嘉已经等不及。9月22日，壳牌中国在北京宣布，公司达成和统一润滑油的收购事宜，购买“北京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和“统一石油化工(咸阳)有限公司”75%的股份。

　　此前，统一润滑油一直受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原材料垄断所困。由于润滑油原材料的来源依然被两大国企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所垄断，民营润滑油企业始终没能解决润滑油原材料的来源问题。李嘉被迫寻找跨国巨头来解决上游资源问题，壳牌无疑可以帮他成功突破国内两巨头的垄断，并且可以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

　　这是一个警示，只要垄断一天不破除，那么，像统一润滑油那样受垄断企业所制约的民营企业，尤其是表现优秀的民营企业也将效仿统一润滑油被迫寻找跨国巨头来突破垄断，统一润滑油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如果说难产12年的反垄断法立法在2006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么，该草案在制约行政垄断方面的进步则是极其有限的。参与《反垄断法草案》起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晓晔撰文指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制止行政垄断方面，我国《反垄断法草案》与我国1993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相比没有任何进步。即根据草案第50条，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由其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对此没有管辖权。事实上，如果我国立法者仅依靠政府上级机关来监督检查其下级机关的行为，是不可能打破我国形形色色行政垄断的。”

　　生态环境 ：透支明天

　　“他有意识地找到莲花池公园内的一处开阔平台，这里地面的砖很平整，落满了沙尘的地面上还没有脚印，王红旗用卷尺量出1平方米的范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尘土聚拢起来，再用薄金属片将尘土铲入小塑料袋里。装着土的塑料袋在附近药店的天平上显示为21克。除去小塑料袋的自重1克，1平方米的空间降尘量为20克。由此推算，一平方公里降尘重量是20吨，北京共16800平方公里，北京一夜降尘33.6万吨。而这个数据恰好与北京气象部门公布的‘总量超过30万吨’的数据基本接近。”

　　《小康》记者在今年6月记录下了这一幕。这里的“他”是家住北京西客站的王红旗老人，“在北京呆了这么多年，遇到过很多沙尘天气，但是今年这一次确实很不一样。”根据有记录的记载，这是北京一个世纪以来在一天之内降尘最多的一次。

　　根据《小康》的调查，相对于内蒙、甘肃等西北地区而言，北京的这场沙尘暴，已经是“小巫见大巫”。近5年来，西北地区累计遭受到的沙尘暴袭击有20多次，造成经济损失12亿多元，死亡失踪人数超过200人。很多地方生态环境还在继续恶化着。而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譬如，给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干扰，北京刘女士的父母就是在那一场沙尘暴之后决定回老家的，老人觉得遗憾的是，回到老家之后，就不能跟子女生活在一起了。“习惯了老家清新的空气，在北京真的不习惯，受不了。” 老人说。

　　又譬如，治理环境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在20余年的时间里，政府投入了上千亿资金用于植树，仅2000年到2005年6年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232亿多元治理沙患。然而，治沙工程所取得的效果却不那么理想。

　　一种观点认为，人类治理原生沙漠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而只要原生沙漠存在，沙尘暴的出现就不可能避免，是人类无法控制的。

　　更多的人持另一种观点，是人为因素加剧了自然灾害。

　　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透支了我们的自然环境。当科学发展观得以强调，以制度来保护我们的环境成为重要的一环。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防沙治沙工作的决定》，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

　　如果人为是一种因素，那么制度就一定起作用。而这种环境治理的制度是否科学？国家和社会的总投入是否足够？投入的治理经费是否用在刀刃上，将直接决定最后的治理结果。

　　慈善：缩小贫富差距

　　2006年，有两位富人为慈善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巨额的财富，注定他们成为商业史上不朽的人物。一位是美国的沃伦·巴菲特，另一位是中国香港的李嘉诚。

　　6月，伯克夏-哈萨韦公司董事长巴菲特宣布，将把自己440亿美元财产的85%，捐赠给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8月，亚洲首富李嘉诚将把至少1/3的个人财产(估计为188亿美元并在迅速增长)，捐赠给以他本人命名的慈善基金会。

　　因此，引发了国人对国内慈善制度的思考：为何内地富人中出不了巴菲特、李嘉诚？据统计，中国工商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只有不足1%的企业参与过捐赠；近年来，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的70%来自境外，包括港澳台，而中国大陆富人的捐赠不到15%。

　　有人认为是我们的富豪觉悟不高，这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善心也是需要制度环境来孕育的。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调节贫富差距缓和贫富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我国是严重缺乏制度设计的。

　　中国的慈善公益组织目前大约有100个，但大多依附于政府机关，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缺乏独立性，主要依靠政府劝募，在普及性上和公众参与程度上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我国至今还没有专门规范或保障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律法规条款，譬如慈善公益组织制度、相关的财务制度以及善款的募捐和使用制度等等，都是空白。这就使慈善事业没有保障，善款的募捐和使用失去有效的监督，甚至被腐败侵袭。最终的结果是，慈善事业失去了信誉，慈善机构遭遇信任危机，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交给慈善机构。

　　另一方面，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太少，程序复杂，对公益事业的参与者不能形成一个好的激励机制，也不能在全社会引导一种慈善文化。

　　只有制度完善了，才能保证慈善事业在调节社会贫富差距中发挥出道德公益的作用。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报告称，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说，一直以来在争论的遗产税，征或不征是个问题，那么，该征或不该征已经不是问题。

　　最近，福建漳州市出台一条中考规定，只要纳税300万元以上，其子女中考就可以加20分。这种地方政府所立的制度造成的穷人与富人的“代际效应”，已经是影响下一代的公平危机的信号。遗产税开征对贫富差距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但它更重要的功能还在于抑制“富人”的代际转移，预防富人的后代继承财富，穷人的后代继承贫穷，而社会则继承上一代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公平，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

　　反腐败：不容回避

　　2006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的相继落马，让我们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力度和决心。

　　尤其是这次在上海发生的涉案金额达百亿的社保资金腐败案，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不仅仅因为涉案金额之巨、涉案人员之广、所涉官员之位高权重，还因为这一个案件是中国式“制度型”腐败的典型，也引起了我们对“制度反腐”的重视。

　　上海社保资金案给我们的教训是，任何一个领域，如果制度出现漏洞，权力缺乏约束，那么这个领域就会成为腐败的黑洞，无一例外。邓小平曾经讲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的漏洞给人性以极大的诱惑，而人性是禁不起诱惑的。

　　上海社保资金案如是，全国大大小小的腐败案件如是。在这些腐败案件普遍地、反复地、甚至呈一定规律性地发生时，一定是社会的某些制度出现了问题，在这些制度没有完善之前，腐败就难以避免。

　　2006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五个人事制度改革文件，包括《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关于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暂行规定》。这些文件直接针对的正是党政干部的各种腐败行为。中央正在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吏治制度，以此防止腐败的发生。

　　同时，全国人大通过了审议20年而未能通过的《监督法》。《监督法》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监督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受监督的权力，是清廉的起点。

　　法谚曰，恶法非法，意思是，一部制订得差强人意的法律等于没有法律。制度也一样，漏洞百出的制度也就等于没有制度。在制度建设中，尤其是“小制度”建设中，明确的责任主体、具体严格的操作程序、独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及相匹配的事后惩戒和评估制度，是不可或缺的四个要件。

　　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必须依靠建立一套具体的可实施、可执行、可操作、可监督、可纠正的“小”制度提供保障。

　　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在“小”制度的完善中彻底改变，由不和谐走向相对和谐再走向全面和谐。

　　资料

　　国家安监局将在三年内完成煤矿安全技术改造

　　第一阶段，即从2005年下半年到今年四五月份，全国已经关闭了六千家小煤矿；

　　第二阶段，是到明年上半年，继续整顿关闭，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通过的产业政策，坚决淘汰那些落后的小煤矿；

　　第三阶段，是从明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靠管理强化，为小煤矿建立管理制度，提升小煤矿管理水平，使那些符合产业政策、保障职工安全、合法的煤矿存在下去。

　　2006年出台的房地产重大政策

　　2006年4月28日，央行全面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中，5年期以上的银行房贷基准利率由6.12%上调至6.39%。此次加息主要是为了抑制投资需求，进一步稳定房地产价格。

　　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国六条”)，包括住房供应结构、税收、信贷、土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方面。“国六条”被认为拉开了2006年房地产调控序幕。

　　2006年5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国办发(2006)37号)，人称9部委“十五条”，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而且在套型面积、小户型所占比率、新房首付款等方面作出了量化规定，提出90平方米、双70%的标准。

　　2006年5月31日，国税总局下发《关于加强住房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74号文件)，对“国六条”中二手房营业税新政策的具体执行问题予以明确。要求各级地方税务部门要严格执行调整后的个人住房营业税税收政策。2006年6月1日后，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全额征收营业税。

　　2006年7月11日，建设部联合其他5部委下发171号文件《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被业内称为“外资限炒令”，加强了对外商投资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和境外机构和个人购房的管理。

　　2006年7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6〕50号)，九个国家土地督察局派驻地方，全国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的土地审批利用，将纳入九大土地督察局严格监管之下。

　　2006年8月30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加强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规范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建设部出台《城镇廉租房工作规范化管理实施办法》。

　　2006年

　　2006年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在审计报告中称，在对48个中央部门去年执行预算的审计中，发现违法违规金额55.1亿元；发现预算编制不细化、批复不及时等预算及财务管理不规范的金额658.58亿元。

　　审计报告揭露的中央部门的违法违规行为主要包括挪用资金用于本单位办公楼建设，隐瞒收入、虚列支出，以及不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等。李金华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包括：部门预算改革没有完全到位、预算编审机制不够健全、有些单位依法

　　李金华曾公开表示，“我得罪的99%以上都是好人”，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部门和地方的财经管理、支出方面出现问题，未必是那些部长、省长、市长的品行存在问题，而主要是相关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