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的隐式生活：与社会保持适当距离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直有种隐士情怀，或居庙堂，或在山野，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社会需要时慨然而出，被弃在野时悠然南山。

　　现在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隐士情怀？现代性的城市精神框架里，知识分子还愿不愿意超然物外？

　　★ 本刊记者/何晓鹏

　　山枣树在岩缝间突兀地立着，一根细瘦的枝条挑出，有两三米那样高，迎着北方隆冬的寒风。

　　年过五十的孙晔就在这些山枣树旁缓缓攀行，不时，他会驻下脚步，在青石上一坐半日。

　　这是冬日的燕山深处，风急露重之下，本就苍莽的燕山山脉更显浩瀚萧瑟。孙晔羁留于此已近两月时间，这是两年中他第三次到这里。在这群山中，他走走停停，平日便借宿在山中农家。

　　燕山石多树少，诸般植物中，孙晔最喜欢山枣树，当其他树木枝叶已经凋零时，一颗颗深红色的枣子仍然在树枝上挂着，触动着独坐一旁的孙晔。

　　往往这时，孙晔的家人正在猜测他的行踪，即便有事也找不到人，手机不通、踪迹难觅，只有在临行前孙晔留下的话——“到燕山走走”。

　　提前12年退休

　　孙晔，辽宁国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杨延文工作室画家。去燕山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现在的孙晔，一年中基本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北京，其余时间在位于辽宁本溪的家里。

　　孙晔的作息时间与家人是完全不同步的，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当众多的都市夜归人还没有入睡时，他起床了，一个人披着衣服在自己那宽阔的画室里作画。临近日出时，孙晔会下楼，沿着小径漫步而行。

　　当已经有早行的人开始为上学、上班而奔忙时，孙晔悠然踱步而归，闭门休憩，如果上午没有朋友打扰，他会睡到午饭时分。下午便在书房中读书至黄昏。夜晚或与朋友小聚清谈、或者与家人度过，休息几小时后，又有新一天开始。

　　传统文人气质极浓的孙晔，即便是在没有退休之前，也过着一种半工作半“隐居”的生活。

　　在其先前工作所在的本钢文化艺术中心，孙晔兴之所至时经常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闭门写字画画。有人敲门也不应，电话也不接，全中心的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而在出差过程中，孙晔也常会“杳然消失”。一次与同事路过苏州拙政园，忽遇大雨。躲在亭子里的孙晔看着雨中竹林万千动态，看到了妙处，便让同事先行离开杭州，他则留了下来，每天醒来便到拙政园里看竹子，一连十余日，看遍了晴、阴、风、雨、露中的竹林景象，终于了然为什么古人会有“宁可三日无餐，不可一日无竹”的情怀。

　　因为身兼数职，杂事繁多，孙晔1998年申请退休，距他正常退休时间早12年。

　　退休后不久，他便把位于市中心的三居室卖了出去，在本溪市的北郊买了一处居所，北临缓缓而流的太子河，书房南望便是蜿蜒起伏的青山。

　　这些年来，孙晔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在北京居住期间，也是住在远离市区的僻静居所，平日出门，常是一个人，夹着写生本，去处也都是野三坡、十渡这样的僻远所在。

　　而与朋友往来，孙晔也不擅作伪，与他相得的朋友年龄宽泛得很，时常相聚一处把酒言欢。但对不喜欢的邀请，他也常常不加理会，实在躲不过，便离家远游，数月才归。

　　尽管亲朋都知道他在北京的住所，但想随时找到他，很难。在他们眼里，孙晔，俨然是一个现代隐士。

　　我真的尽量幸福了

　　居于都市之中，而过着中国古代隐士般的生活，这在目前并非少数。尤其在一些知识分子及白领中屡见不鲜。一方面，他们是这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中流砥柱，同时，他们又会时常远离喧嚣，于独处中调整着自己的身心。无论在生活方式上还是在精神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模糊影像。也许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今天的中国“隐士”。

　　他们会阶段性地寻找一种缓慢的节奏或者投身自然与之亲近，以此来缓释平日积聚的压力与紧张的精神状态。

　　在这样一个阶段中，他们会暂别平日的奔忙环境，或者远遁于乡下的居所，或者远足于异域他城。即便身处家中，也会减少交际往来，使平日“为交际而交往，为赚钱而工作”的状态就此阻断。

　　对于这个群体而言，生计与发展早已不是问题，关注的是如何不在激流勇进的漩涡中迷失自己，他们在积极参与社会前进进程的同时，尽力使自己保持一段可以审视他者与自我的距离，以此来保持自我的完整。

　　但与传统的隐士不同，他们隐与不隐与仕宦无关，隐于他们而言，更多时候，可能意义只在于生活方式。通常他们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经济能力，也惟有如此才能保证他们有隐的意愿和条件。

　　在杭州的姜含愫就是一个当下“隐者”，这个家在沈阳的姑娘一年前辞掉了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于今年夏天跑到杭州西湖边上租了一处房子，过起了隐居生活。

　　为了学习做杭州菜，本无需打工便可悠闲度日的她，在杭州的一家报纸开了个

　　每天中午出门，在西湖边上信步而行，一走就是五六个小时，直到傍晚才姗姗回家，发挥自己的厨艺。有时，把脚走得磨出了水泡也浑然不觉。

　　对于西湖，她有一种说不出的眷恋。第一次来杭州是在2002年的“十一”，走在河舫街时，突然间就泪流满面了，她觉得自己跟这个地方一定有着某种联系，于时她决定自己一定要在这里，在杭州边上，生活一段日子。

　　她这样对记者描述她心目中的杭州，“杭州在我心里一直是一朵桃花，是烙在我额头上的一个红印，因此我来了。”

　　姜含愫说，尽管自己现在不工作，但在房地产行业有着丰富工作资历的她，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没有了为如何赚钱而产生的焦虑，“好几年前我就觉得，我这生再也饿不着了！呵呵。”姜含愫半开玩笑地对记者说。

　　她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过程都应该有一个可以围绕的原点，而在她的观察中，绝大多数人并不清楚自己的原点是什么，有时“奋斗”就成了大多数人的原点，但她怀疑这个原点的意义，“造福社会？意义又在于什么呢，难道不是让大家更好的生活。但如果你可以很好的生活，为什么不善待自己？”

　　在杭州还要隐居多久，姜含愫说直到玩够为止，她有种感觉，觉得自己一定会在这里找到些什么——一个久已失落，但她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找到了，她就会离开，也许就不离开了。

　　有趣的是，姜含愫周围的亲戚朋友也都欣赏她的生活方式，比如她的父母出于关心也会问女儿一些问题，“我是个有孝心的人，但他们能尊重我。他们有时也问我幸福吗。我说我幸福。他们就放心了。”

　　“而且我向上帝保证，我真的尽量幸福了。”她笑着说。

　　北京北的北村

　　与接受记者采访的其他人不同，作家北村觉得自己的生活与中国传统的隐士没有相通之处。

　　北村认为，传统文人的精神世界多处于两极，要么是入庙堂，要么隐山林。后者又多表现为放浪形骸、不拘小节。北村对这两种都不喜欢，因为这两种精神下都不会产生独立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精神。

　　但北村始终喜欢一种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生活方式。在福州居住期间，单位在市中心集资建房，他拒绝了，而是留在位于市郊的单位宿舍楼里。

　　2001年，北村来到北京，先是租房居住，所选之地也多靠于农村，经常早上起来，北村跟村民一起守在路边吃早点。

　　两年之后，北村决定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但他选择了位于宋庄的画家村——一个比北京卫星城通州还要远的地方，并按照理想中的样式，准备给自己盖一栋二层的木屋。结果北京的大风让这个盖了一半的木屋流产。一笑置之的北村重盖了一个砖石的房子。

　　现在，北村搬到了北京北部居住，足不出户，就可以看见窗外的长城和群山。

　　对于他而言，在偏远处生活，可以强制自己收拢精神，从而让自己身处于一个沉思的环境里，面对的不是嘈杂的人群，而是河水、山川，“不是说与人接触不好，而是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思考问题”，北村说。

　　在宋庄居住期间，北村的家里，曾经有两次有蛇爬入，这对北村和他的爱人无疑是不小的惊扰。而且在他现在的居所附近，无论是购物还是就医都极为不便。但这并不影响他生活方式的选择。

　　于此隐居的北村，与很多作家作息习惯不同。他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按照自然的律动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上午写作，下午看书，晚上跟爱人一起看看电视。

　　在北村的家里甚至没有安装电话，惟一与外界时刻联通的，就是电脑的宽带网络。但他每天上网时间不会很久，在这个人们随时都会被“信息”冲击成碎片的时代，北村认为上网超过半个小时，就会无谓地浪费精神。

　　平时无事，北村也会开车到市内见一些谈得来的朋友，但社会上邀请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他一概拒绝了。

　　喜欢远离喧嚣的北村并不适应北方的天气，但他仍然选择留在北京。这是因为北村觉得，在北京可以清晰而完整地看到城市的发展对人影响的过程。尽管在福建也会有这种感知，但在程度上有差异，这种差异是媒介传播所无法消弭的。

　　就是以这种生活状态，北村一边在关注、体察着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事件、现象、冲击与诱惑，一边保持着自己的距离，在远离市区、远离嘈杂的地方，过着悠然独立的隐居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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