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谈企业如何慈善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斯蒂芬B.汉兹，2006年11月在广州与中国企业家探讨企业慈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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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名赫赫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表情凝重,，因为“给钱”不比“赚钱”更容易。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

　　斯蒂芬B.汉兹：企业如何慈善？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但是，

　　“带动和帮助其他人一起富裕、走共同富裕之路”的目的依然遥远。

　　“先富者”如何同时变成“先善者”，指望他们个人良心发现，

　　还是以政府法制强行“劫富济贫”？慈善捐助到底可以通过什么渠道、

　　通过什么项目才能既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又能使企业的慈善事业改善自己的竞争环境？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斯蒂芬B.汉兹指出：

　　集政府、企业界和NGO(非官方、非营利组织)之合力，

　　才能推动“和谐社会”的早日到来。

　　记者 何志毛 摄影 韩涛

　　作为基金会，它的理念有两条：

　　一、企业要将慈善捐赠当作事业来做。

　　二、企业应相信NGO的力量，

　　这样可以让慈善事业发挥更好的作用。

　　——斯蒂芬B·汉兹

　　2006年11月16日上午，斯蒂芬先生站在主席台上作“企业的慈善战略”的主题演讲的时候，台下一位来自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女士发现一个细节：在将近1个小时的演讲过程中，这个身高1.9米左右的高个子，声名赫赫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脸上，表情凝重，几乎没有展露过丝毫笑容。

　　中场休息时，该女士把她的“发现”成果与另一位女士低声交流：是不是慈善基金——给人钱财的工作并不轻松，或者斯蒂芬生性严肃？

　　对此，斯蒂芬有点惊讶地予以否认。他说：“我看起来表情很严肃，但我的内心是经常微笑的。”随即，他爽朗地笑出声来。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世界第70

　　如果一个家族与这么多声名赫赫的社会组织都有关，譬如标准石油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通银行、现代艺术博物馆、洛克菲勒中心、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还有消失在“9·11”美国“国难”中的双塔，人们评价它是美国商业王国的第一望族，还会有人摇头或撇嘴吗？当然不，老约翰·洛克菲勒，这个星球上的第一个10亿美元富翁，1937年逝世后18年，如今的全球首富比尔·盖茨才呱呱坠地。也许是惺惺相惜的缘故，前者恰恰是后者为数不多的人生偶像之一。

　　“尽其所能获得，尽其所有给予”，在老约翰·洛克菲勒身上，聚敛财富时的贪婪、残忍、惟我独尊和散财济世时的慷慨、热情、义不容辞，两种反差极为鲜明的颜色，如此怪异而热烈地调和起来，成为近两个世纪以来商业故事中最传奇的一页。

　　随着时光的流逝，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光环已经不再强烈，但沿袭老约翰·洛克菲勒乐善好施传统的大大小小家族基金会，却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坚持不懈地履行着“在全世界造福人类”的崇高使命。

　　现资产规模排名世界第70号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是这个家族捐建的第三个基金会，成立于1940年，最初的资金来自家族的第二代捐赠，管理权却交给了第三代的5子1女。最初，兄弟间为谁出任基金会的主席有所龃龉，但纯粹出于谁对慈善事业更有使命感而不是能力，更不是有关权力欲的争执。66年以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一共只换了区区4任。

　　2001年10月，斯蒂芬走马上任该基金会的第四任主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自称被选中是因为“幸运”。但实际上，当时受洛克菲勒家族所托，全球最大的企业领袖搜寻顾问公司——海德思哲(Heidrick&Struggles)瞄中了有超过25年从事非营利和公众服务经验的斯蒂芬，随后经历7个多月的反复筛选和考验，才最终确定斯蒂芬胜出。

　　基金会主席的艰难时刻

　　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受“9·11”风波影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所握有的股票迅速贬值，斯蒂芬不得考虑其他的赚钱途径。在美国，相关法律规定，基金会必须每年至少捐出其全部资产(包括增值收入)的5%用于公益事业(包含运作成本，但没规定比例，要求开支合理，接受政府和公众的监督)，达不到标准的要罚款。

　　斯蒂芬做了两个决策。

　　首先是裁员。实际上，基金会包括斯蒂芬在内才40多个员工，管理着6亿8千多万美元的总资产(现资产总值超过7.4亿美元)。但遭遇艰难时世，员工最终都能接受离开的现实。那一次，将近10个员工被裁。

　　其次是削减项目——这是让斯蒂芬最感头疼的决策。在基金会内部，理事会成员共有15人之多，其中8位是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在经济景气时期，基金会的多元化扩张——不论是“给钱”项目还是“赚钱”项目——都自然而然，每个理事都有自己主管的地域和项目，类似于中国农民的“责任田”。而这些理事成员的聘期为3年一换，每个人的考核标准就是“责任田”的收成。所以，无论动议要砍去谁手下的项目，都会面临大量琐碎的说服工作甚至争吵，何况当时的斯蒂芬只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

　　斯蒂芬不肯透露当时具体的争议和说服过程。他特别提到基金会里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的美德。在提名理事的时候，他们常有谦让之举，譬如说自己的儿子还没有国际化历练，或者说自己的女儿还没取得商业上的足够成功个案。而最终出任理事的成员有学者，也有专家式人物。他们非常懂得彼此包容和相互尊重。

　　主席斯蒂芬自己虽然没有任期的限制，但他的工作也得由理事成员一年一度打分。如果打了不合格分，后果会是什么？斯蒂芬友善地看着记者，横起手掌，迅疾从脖子前抹了一下。

　　“‘给钱’不比‘赚钱’更容易。确立一个项目实际上就是给这个项目的主持人做风险投资，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基金叫做‘耐心基金’。”斯蒂芬如是概括他的工作性质。

　　“中国行”先做“慈善”观念启蒙

　　1979年首次与中国结缘的时候，斯蒂芬才27岁，风华正茂，他的记忆中，珠江只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河。而他领导下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走向中国却晚了很多，2005年，当他聘请到生于广州，长于上海，上大学在北京的郭慎宇小姐时，才决定到中国寻找投资项目。

　　郭慎宇告诉记者一个花絮：由于她名片上的头衔是基金会“中国南方项目主任”，经常有人不假思索地问她：“你们北方项目主任是谁？”

　　显然，斯蒂芬还没有为基金会设置“中国北方项目主任”的打算。他的使命，是先给中国的企业界、学术界和力量尚且薄弱的NGO(非官方、非营利机构)作慈善观念上的推广、启蒙。于是，继今年1月抵达广州中山大学演讲后，11月他又梅开二度出现在中山大学的讲坛。谈到阔别20多年的广州珠江的印象，斯蒂芬说，珠江更像是伦敦的泰晤士河，或者是纽约的东河。

　　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斯蒂芬大感惊讶，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一系列关于贫穷、污染、健康、医疗制度等老问题，和现代化发展催生的国内移民、水和能源短缺等新问题困扰着“和谐社会”的建设速度，也让斯蒂芬看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进入中国的积极意义。在他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政府的角色固然非常重要，但单靠政府的力量已经不能够独立地应对这个挑战了。

　　斯蒂芬为此寄希望中国政府、企业家和NGO领域(中国的和国际的)携手合作，真正推动社会的改进。

　　为了说明企业慈善事业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斯蒂芬以他们基金会的一个捐助人克拉·美格为例。克拉先生到世界各地分享最佳的榜样去降低排出的有害气体，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帮助74个公司成功地降低了二氧化碳或者是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大大地改进了他们的利润，一共减少了119亿美元的花费。

　　记者手记

　　企业的“慈善战略”其实是什么？

　　除了听不懂中文，斯蒂芬无疑是个好的采访对象，他认真、友善地回答记者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但是很遗憾，记者最想得到的关于“企业到底应该如何组织、实施慈善战略”的答案，斯蒂芬给不出——或者说，斯蒂芬作为一家NGO组织的负责人，没办法代替企业家来回答这个问题。更遗憾的是，当天与斯蒂芬对话的中国企业人士对慈善战略的认识，多还停留在“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不慈善”的“激励因素”探讨上，以致双方的对话看起来多是自说自话。

　　事实上，斯蒂芬的观点综合起来是两点：一、企业光知道“善捐”还不行，还要多做慈善事业，即立足于企业长期发展意义上的战略慈善投资。譬如建立致力于改造“全球变暖”问题的基金，最终也可以为企业本身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成本而节约大笔资金。二、企业有了做慈善事业的认识后，从操作层面上，企业不应该自己跑去找投资项目，因为那既不是企业的特长，也不是企业该承担的经济功能，而应该寻找与好的NGO组织的合作。

　　可以说，斯蒂芬的“慈善战略”调子与迈克尔·波特的战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理论有相同的一面。但是，作为举世闻名的管理大师，后者的理论表述无疑清晰得多。波特认为，在当今开放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竞争环境，而企业慈善行为常常可以改善企业竞争环境。另外，当今企业竞争力并非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要素生产率的高低。通过捐赠改善教育与基础设施无疑是在以间接的方式推进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当然，对于“慈善战略”意识才刚刚破土的中国企业来说，我们完全有义务进一步化繁为简，把西风东渐的“慈善战略”做本土化的解构。

　　来看一个例子。甲骨文公司在中国企业管理软件市场一直做不赢SAP。2005年，甲骨文换了一种思路，通过在中山大学的软件学院设立基金，并且主持相关课程教材的开发编印，不仅可以“冠冕堂皇”地传播以甲骨文为主体的软件开发思想，而且在搜罗中国软件人才方面，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

　　此中经验是：在思想认识上，企业慈善战略其实是一种品牌增值战略，你的施与完全可以回收，而且投入产出比很高。在具体执行上，必须找对那些与你的产业竞争相关的项目进行投资，关键时刻用得上。而这又与两个因素紧密相关：一、聘请有能力设计及管理“项目”的专员，即使企业选择与NGO合作；二、动员公司全员参与慈善战略，绝不可让“专员”孤立行动。西方企业的通行做法是，如果员工向慈善项目捐献1美元，企业则自动向该项目捐献同等金额。

　　对话

　　斯蒂芬 B.汉兹

　　Q：很多个人和企业，赚钱时用了一些非法手段，像最近在中国包括一些美资大公司也被认为有商业贿赂的嫌疑。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行为就是先杀人放火，再乐善好施，两方面表现得非常鲜明。我想问，企业和个人的这种善恶两面性是不是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A：老洛克菲勒发家过程中，也有人批评他，政府也起诉过他，他的企业甚至也破产过，因为很多人认为他用了非常不当的商业方式，甚至是很残忍的商业方式积累财富。同时他赚了钱，又把钱给别人，这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情况。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概在五年前，我受邀去俄罗斯跟一个非常有钱的人见面，当时俄罗斯石油企业的私人化，使他赚了很多钱，但赚钱的过程是非常不道德的，而且他赚了很多钱又不反馈给社会，而俄罗斯的社会贫穷现象非常普遍，有很多问题需要钱，因此他在俄罗斯经受了非常多的批评。后来我也劝服他捐助一些钱，但是他现在仍然坐牢了，在接受他应有的惩罚。(注：此人是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慈善事业能够创造出一个民主社会，这种民主社会使得企业和政府对他们的市民更加负责任。通过这样的慈善事业，企业事实上也能够提醒自己，行为应该规范起来。他们吸引的注意力也是监督力，慈善的环境加上公众的监督能力，也在帮助他们建立更好的、更透明的商业环境，使他们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更好地帮忙社会，这是很多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循环！

　　Q：现在关于慈善事业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像您今天所说的，慈善事业应该是一个战略性的事业；另外一种，安利的CEO狄维士，和洛克菲勒家族的第六代传人，都曾坚持认为慈善就是做好事的一种方式而已，不应该提到战略的高度，因为如果是战略高度就应该设定一个目标，而安利，在做慈善事业之前先不预估价值的回报，只是想传递企业的善意而已，请你评价一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谢谢！

　　A：我们看到了财富的很多面，在中国是这样，在美国也是如此。很多年轻人非常聪明，非常成功，在新的经济情况下，在英特网的时代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他们与我对于卡耐基，对于洛克菲勒的看法肯定是不同的。他们的看法是创业的看法，叫做“风险慈善事业”，把它看作一种风险投资。而且有的人在做慈善事业的时候也不是完全的非营利性的或者是免税等等，他们已经把公司的业务跟慈善事业结合在一起了，比如Google的发起人在慈善方面做了很多探讨，在Ebay也做了很多考虑，通过做慈善事业赚了很多钱，现在经济的形式或者是慈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我觉得中国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因为在中国有非常多聪明的年轻人，他们正在改变中国的未来，他们也将会找到新的一些用财富去帮助社会的途径。

　　数字播报

　　企业财富与NGO组织

　　1.根据《福克斯》杂志的报告，在2005年，世界上有691个亿万(美元)富翁，比1996年的423个有了大大的增长。中国现在有10个亿万(美元)富翁，他们一共的价值大概是280亿美元，比一年之前的180亿美元多了很多。

　　2.中国现在有着15万注册NGO，是10年之前的3.5倍，但享受免税优惠的NGO不到20个。

　　3.2005年，在中国，有50个最为慈善的企业公司一共捐助了1.7亿美元，相当于他们总收入的0.18%，而这些公司之中，24个是国有的，22个是跨国组织，4个是私人企业。

　　4.据麦肯锡研究，一国的政府捐助和企业慈善支出总额与其GDP的比率，中国是0.05%，英国是0.84%，印度0.09%，而美国到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