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与狗的故事：700流浪狗与生意人的破产史

南京“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会”，养育员与他们救助的流浪狗。 泱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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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阿福与警方联手收容流浪狗。 高爱平 摄

哈文进与她收容的700只流浪狗。 泱波 摄

吴琼陶醉地接受狗狗深情一吻。

　　2006年之秋，狗患从未像以往那样引起关注。卫生部通报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印度的狂犬病第二大国。而越来越严重的狗患，已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

　　人类在对待狗的问题上也从未如此感情复杂：有不养犬者称，狗的肆意行为严重影响了居民安全，应该把狗从社区、从城市里请出去；养犬者则驳曰：狗也有狗权，何况狗是人驯化的，它何辜？

　　问号的背后，显然是这样一个事实：狗如果不咬人，不绕着电线杆撒尿，狗自然就不成为狗，这是它的天性。而反过来，所有的狗又都是可以被教育的。狗的行为出了错，责任不在于狗，在于养狗之人。

　　一个个人养犬的问题，在2006年秋天演变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显然令城市的管理者们伤透了脑筋。是收容？捕杀？还是限养？管理者们施出了他们认为见效最快的一种方式，尽管往年的经验已经表明，行政干预从未真正杜绝狗患。

　　在狗患的问题上，从来就有各方利益存在。而倡导一种文明养犬方式，已然成为城市的共识。当城市、人与狗和谐时，狗也便不成患。

　　南京:哈文进：负债养狗，我不后悔

　　700条流浪狗与一个生意人的破产史

　　特约记者 谢乌衣 南京报道

　　哈文进拿出钱包，翻了翻。包挺精致，钱却不多，红绿两种颜色的钞票，寥寥几张。略微迟疑了一下，她还是把钞票全抽了出来，递给了司机。

　　司机接过钱数了数，眉头皱了，“就600块？”

　　“对，你去买点鸭肝、碎肉，把这两天先对付过去。”哈文进肯定的语气中夹杂着一丝无奈。

　　“那……卷心菜今天就买不起了！”

　　“再想办法吧！”哈文进挥了挥手，示意司机离开。

　　年轻的小伙子没再吱声，揣着钱，转身下楼。

　　“看仔细点，肉一定要新鲜。”哈文进追着朝楼下喊了一嗓子。

　　2006年11月18日，立冬后的第十一天。从清晨开始持续不断的小雨，令南京城陷入了阴冷和潮湿之中。

　　上海路上，南京市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中心二楼。哈文进看着窗外的落雨，估摸着菜价会否因天气转凉而上涨。“700条狗200只猫，600元的肉食只够两天的。”她感叹。

　　“过了这两天怎么办？”记者问。

　　“拆东墙补西墙，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四年前，哈文进并非如此窘迫。

　　当时正在经营图书批发生意的她，有房有车，出手阔绰。在最辉煌的2000年，为装饰那套位于玄武湖畔、被视为成功人士聚居的湖景花园的房子，她会飞到北京订购家具。

　　“虽然谈不上富有，但日子过得很滋润的。每天外出，身上没500块钱不敢出门。”但现在，36岁的哈文进说她的钱包里大多数时候数不出50元来。不仅如此，这四年中，她开的饭店盘给了别人，图书批发的生意停了，市值七十多万元的房子卖了，金银首饰当了……还欠下了30多万元的债。

　　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把自己从一个家庭

　　流浪狗“贝贝”

　　哈文进喜欢狗，也养狗。这是大多数支持救助流浪动物行为的人的共同特征。而她之所以在心态和行为上完成从“票友”到“专职演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与一条名叫“贝贝”的流浪狗有关。

　　1996年的一天，在自己常去的水果铺里，哈文进看到角落里拴着一只狗。水果铺的老板说，这是一只流浪狗，在水果铺寻找食物时被逮住了。

　　因为与她曾经走失的一只狗有着极为相似的眼神，哈文进不由心生好感，“于是我每天过去送点食物喂它。才喂了两天，老板说，别喂了，今天要杀了它做火锅。”

　　哈文进吓了一跳。跟老板商量，恳求刀下留狗。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花了300元，她把狗领回了家。回来后洗澡、剪毛，再仔细一看，狗的左眼是瞎的。

　　哈文进叫它“贝贝”，那曾是她走失的狗的名字。“它很自卑，出门溜达也低着头。路人看了都好奇，说这狗有只眼睛瞎了。”哈文进说，狗也是有自尊的，“它知道别人嘲笑它。”

　　越是这样，哈文进越是要打扮它。“我去外地，总会给它买衣服、风衣、帽子。”当时南京给狗穿衣服的还不多，贝贝这么一打扮，走在路上很受关注。

　　也许是因为爱屋及乌，贝贝的出现，使哈文进开始关注起流浪狗。当时她有一个饭店，经常会有被遗弃的流浪狗来觅食。哈文进就喂它们，吃完了，只要不愿意走，就留下来。

　　1996年到2002年，哈文进收留了约有20只狗。这些狗大多被她送给了朋友们，留在她身边的是两条分别叫“旺才”和“花花”的流浪狗。

　　“车卖了后，我现在出门就骑电动车。旺才就卧在我脚下，背的登山包里装的是花花。”11月18日，初见哈文进时，她没有骑车，而是挺着个大肚子沿街走来。走进屋，拉开厚实宽大的外套的拉链，一只花斑小狗蹦了出来。

　　“下雨，天冷，放在怀里，它也暖和。”36岁的哈文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许多，头发用根橡皮圈随意地扎着，也没有化妆。不知道四年前，曾经做过幼儿教师和健美操教练的她是否也如此打扮。

　　一个动物救助会的诞生

　　2002年，哈文进到北京出差。她有个朋友在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院，“我去看她，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哈文进你喜欢狗，我们这边有人比你更喜欢狗，家里有几百条。”哈文进很好奇，想去看看，朋友要上课，告诉了地址，让她自己去找。

　　就这样，哈文进见到了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芦荻教授。这位现在年过八旬的老人，是中国最早关注动物福利的人之一。“芦老师是个很有趣的老太太，她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以前曾在中南海给晚年患有眼疾的毛泽东读过书。”哈文进说，“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一个文雅之人本来完全可以过上优雅舒适的生活，却跟那么多猫狗打起了交道。自己省衣节食，四处奔走，收容救助流浪的猫狗。”

　　受到感染的哈文进，当场从包里掏出3000元，送给了芦荻。而芦荻的做法，也给了哈文进以启迪。

　　从北京回来后，哈文进组建了“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会”，开始着手流浪动物的收容与救助。“操作模式和芦老师一样，收留流浪的狗，给它们食物和必要的医疗。”哈文进不否认自己当时很冲动，甚至认为，以自己的年龄优势、经济实力，她会做得“更快，更好”。

　　“我堂妹很热心，一下子收容了10多条流浪狗送了过来。”最先收留的流浪狗就养在湖景花园的住宅里，但很快遭到了邻居的不满。

　　收留的流浪狗越来越多，像芦荻一样，哈文进只得着手寻找自己的收容基地。为了给收留的流浪狗看病，哈文进又很快组建了自己的宠物医院。

　　与此同时，媒体的介入报道，使哈文进的举动吸引了大量支持者。“在2002年时，救助会登记在册的义工有200多名。”

　　义工的出现加快了流浪狗的收容进度。到2002年年底，“平安阿福流浪动物救助会”已经收容了430只流浪猫狗。哈文进不得不雇了五名养育员，负责这些猫狗的起居饮食。

　　等到收容规模扩大到超出了哈文进当初预想时，她发现，自己的麻烦大了。

　　每天的开销越来越多，钱越来越不够用。“就几个月的时间，20万元就没了影。”哈文进不甘心刚刚开始的事业就此夭折，“硬挺也得挺着。”

　　2003年过年的时候，她当掉了金银首饰，换来几千块钱救急。“这些首饰到现在也没能赎回来。”

　　2004年，她不得不卖掉了湖景花园的房产。“车后来也卖了，用了两年多的车，1万块钱就出手了。”

　　等到一切都卖完了，进入2005年后，哈文进只能靠借款来维持正常的运作。

　　摊子大了，除了消耗资金外，更大的麻烦是耗费精力。“每天的食物要过问，既要便宜又要新鲜，只能一家家去询价；刚收的猫狗要注射疫苗，做手术治疗；领养动物的人家要走访，审核……每天总有一摊事。”哈文进只能做出选择：要么放弃原先的生意，要么放弃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救助工作。

　　她选择了前者。

　　哈文进说，做这样的选择并不是把流浪动物救助事业看得“很神圣，很崇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服气。“我的性格是，做一行就要做好，前面的经历也确实如此。”

　　外界有传言称，因为这个选择，哈文进与父母闹得很不愉快，还和男友分了手，“是有些矛盾，但这是私事，我不想过多谈这些事情。”哈文进拒绝就这个话题展开，但她表示，她和父母的关系已经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