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中国财经报道》：五年大商道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12月4日播出节目《五年大商道》，以上为截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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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中国财经报道》12月4日播出节目《五年大商道》，以上为截频图。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12月4日播出节目《五年大商道》，以上为截频图。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12月4日播出节目《五年大商道》，以上为截频图。

　　央视《中国财经报道》12月4日播出节目《五年大商道》，以下为节目内容。

　　最近关于中国入世5年的话题最为热门，在总结评价这段历史时，我总会想起一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连绵不断的驼队，来往的中外客商曾经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商业高度繁荣的时期。其实中国人通商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商”字，有人说，商字的上部像刀或斧这一类的生产工具，下部相当于货架，把这些器物放到货架

上，寓意做买卖，也就是贸易的意思。进入全球化时代，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家庭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一条新的大商道。下面，我们就从一条路、一条街、一座城开始，探寻这条大商道上，5年中留下的印记。

　　一、亿吨大港的竞争

　　2001年，随着中国的入世，正处于寒冬的世界航运业开始复苏。

　　两年之后，中国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800万标准箱，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正如马士基集团集装箱业务首席执行官汤米·汤姆森所说：对于航运业意味着什么？如果中国慢下来了，一切都将慢下来！

　　由于大风和大雾的突然袭击，停止作业一天的日照港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在矿石码头一艘20万吨级的矿石巨轮已经停靠在岸，看着空中不停的抓斗正在紧张地卸料，刘召军向我们津津乐道地讲起了他们发明的拿手绝活“抛物线运钩法”。

　　山东日照港股份二公司矿石装卸队卸船机班班长刘召军：“我们以前每抓斗大概需要90秒左右时间，现在我们可以缩短到52秒，通过这种技术革新，我们以前卸16万吨开普型船大约需要3天时间，现在我们可以在24小时内卸完。”

　　刘召军在港口工作已经12年了，他告诉我们，在港口一直流行一句知名的谚语，就是“速度决定成败”，为了提高装卸速度，抛物线运钩法，“一钩准”、“飞行卸料法”等拿手绝技纷纷被发明出来。

　　山东日照港股份二公司矿石装卸队卸船机班班长刘召军：“我们在10月23号这一天，‘海洋之光’的作业中，我们的卸船效率达到了(每小时)7316吨，创造了我们港卸船效率的世界第一。”

　　在感叹这种速度的同时，人们不会知道，这个速度是被现实压出来的。5年前，也就是在中国入世带给所有航运企业契机的时候，素有“南有北仑，北有日照”之称的日照港，还并没有完全走出设施滞后的尴尬，当时的日照港核定吞吐能力2592万吨，面临着泊位超负荷运营，货种相对单一，市场应变能力差的局面，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在日照港工作了24年杜传志。

　　日照港(集团)公司董事长杜传志：“在我们港口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曾经煤炭一度是占据我们全港年吞吐量的80%，那么可想而知‘一货独大’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那么潜在着巨大的经营风险，如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下来的话，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

　　用杜传志的话来说，扭转危机的办法只有靠市场，靠规模，靠调整，而这一切必须以快制胜。

　　日照港(集团)公司董事长杜传志：“我们用了17个月建成了20万吨级的矿石码头，我们10万吨级的集装箱码头，我们提前一年半的工期就完成了。我们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跨入了亿吨大港的行列，成为全国亿吨大港中港龄最短最年轻的港口。”

　　杜传志兴奋地告诉我们，2006年日照港货物吞吐量以日均30万吨的速度高速攀升，那么这个年轻的港口又在筹划怎样的未来呢？

　　日照港(集团)公司董事长杜传志：“力争到2010年把我们日照港建成通过能力和吞吐量双双达到2亿吨的这样一个大港强港。”

　　5年来，一个个亿吨大港的出现，意味着一批批中国港口快速崛起，大连、青岛、天津先后提出了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而中国北方第一个亿吨大港——天津港，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更明确了这个目标。在正在大举建设的天津港，记者同样感受到了一种速度。　

　　这艘看似普通的集装箱货轮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巴拿马运河船，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宽度——33.2米，这样的宽度使得它刚好能通过巴拿马运河的闸门。赵爱屯，是这艘第四代集装箱货轮的船长。进入21世纪，由于集装箱货轮升级换代太快了，第几“代”的概念甚至已经失去了意义。相对应的，前几年，赵爱屯跑的航线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地区，最近5年，中国对欧美贸易的快速增长，让他在远洋航线上穿梭不停。在经过长途的海上跋涉之后，他下船的第一件事情，往往就是找个安静的房间美美地睡上一觉。然而这一次，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没有离开指挥台半步。

　　由于遭遇恶劣的天气，这艘货轮抵达天津港时已经比预定班期晚了两天。在剩下的十几个小时内，必须完成5000个集装箱的装卸。按照几年前的经验，这样的任务几乎不可能完成。

　　中海集团公司新北仑号船长赵爱屯：“以前卸那个箱子，它也是有些不是专业设备，有些是像那边那个一些不太专业的那些吧，卸起来也很慢的，一条船一般三四天、四五天都有。”

　　但是，港区的负责人却告诉赵爱屯不必担心，已经进行了数字化改造的天津港已经今非昔比。在调度指挥中心，调度人员可获得直观的图形化集装箱配载图“指挥”调配，并且与口岸船代公司、物流公司实现了联网。

　　装卸经理：“现在每一台车上都是无线电脑，所有的指令都是通过无线过来的。这一套整个就是说，把这个科技的含量都体现下来。”

　　于汝民，天津港集团总裁，曾是天津港的一名普通装卸工人。从吞吐量不足百万吨的煤炭码头到亿吨大港，这位“老码头”常说，中国入世的五年，也是中国港口发展最快的五年。

　　天津港集团总裁于汝民：“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中国的港口中排名第四，但是我们在世界港口当中是第六，也就是说在世界港口的前六名当中，有四名是中国港口，就可见中国在这个世界港口中的地位应该是绝不一样的。”

　　2005年，天津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4亿吨，一年吞吐量净增4000万吨。随着滨海新区纳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将要成为北方航运中心的天津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进驻。

　　王小志，一家来自欧盟的跨国制药公司的物流专员，她的工作就是为公司办理进出天津港货物的报关手续。从去年开始，她来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多。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物流专员王小志：“以前我大概一个月来上两三次，现在几乎是每周要上上两三次，办理进口手续。”

　　随着投资环境的逐年优化，王小志所在的公司今年三月，决定再投资2亿元人民币，在港区扩建原有的制药生产基地。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总裁柯瑞龙：“我们的目标是，扩建后生产能力的50%将供应国际市场。而目前已经达到产品20%供国际市场。我们在华投资超过了24亿元人民币。”

　　柯瑞龙预计，随着药品出口的增多，新基地每年将增加产能5亿元人民币，为此他们已经把该公司全球研发中心搬到了天津滨海新区。负责研发中心的王保平在美国从事医药研发20多年，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让中国的研发环境和发达国家不相上下，这也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来到中国。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研发人员王保平：“现在我们这个研发中心，也在向海外招聘一些留学的人回来，我们当然也包括外国人，也可以到我们这来工作。但是还是有一些呢，我们更多的是，吸引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工作。那么他们看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研发环境，和我们这个研发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我们这个体系，他就觉得，他在这儿工作，跟在一个欧洲的企业里面工作，或者跟一个在美国的工作，实际上应该是，是一样的。虽然说地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工作的性质本身，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我觉得WTO他就变得，就是说让中国更有效地变成世界的这个，一个整个这个体系当中。”

　　对于中国近几年改革开放深有感触的不仅仅是企业家们，曼德尔森，欧盟贸易委员，他对中国变化的感受有着特殊的意义，今年11月的造访，已经是他上任后第4次来到中国。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我第一次来中国的印象是非常吃惊，惊讶，而且也有一些挑战的，因为我知道当时中国所有发生的事情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英国，对全世界来讲，确实我们看到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全世界，所以现在全世界都想非常紧密地与中国合作。”

　　就在记者独家访问他的当天，商务部官员预测了一个数字，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超过1.7万亿美元，增长20%以上，中国对外贸易有望连续第五年实现较大幅度增长。对这样一个数字，曼德尔森又如何评价呢？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我想呢，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对于我们欧洲的就业和制造业呢，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认为呢，第一呢，是我们欧盟是要适应中国增长的趋势，我们需要接受中国的新的竞争力，中国确实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竞争力，而且它有权利去执行这个竞争力。同时我们也要适应，调整我们自己的制造业，以便保持我们自己的竞争力。所以呢，我们在欧洲需要改变我们这些就业和生产领域，我们需要适应中国非常激烈的竞争力。”

　　在近几年国际贸易发展中，“中国因素”屡屡被提及，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全球海运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甚至全球航运业重心正在中国因素的影响下东移。

　　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世界各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中国的商品丰富起来了，不但有中国一般性的商品，低附加值的商品，而且呢还看到我们国家一些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商品。你比方说家用电器、手机，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另外一方面呢，像港口、货物，到处看到，来自中国的船只，到这儿来卸货，特别是你像美国的港口，沿岸的港口，很多的码头都是针对中国的货物，这些都和世界广大的人民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这是一本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它的作者弗里德曼在书中这样写到：2001年12月中国入世之后的几天，北京的一家燃料泵工厂的中国主管在工厂张贴了译为汉语的非洲谚语：

　　“在非洲，

　　瞪羚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快，否则就会被吃掉，

　　狮子每天早上醒来时，他知道自己必须跑过跑得最慢的瞪羚，否则就会被饿死，

　　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瞪羚，当太阳升起时，你最好开始奔跑

　　我不知道该将谁比作狮子和瞪羚，但我确实知道这一点，从中国入世的那天起，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必须跑得越来越快。”

　　二、“布码头”的困惑

　　入世五年来，中国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丰厚的“入世红利”。与此同时，中国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若干负面效应和新的挑战。

　　无锡，一个有3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明弘治年间，这里的手工织布业繁荣，被称作“布商云集，布行如列”的布码头。十九世纪末，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荣氏家族在这里开办了中国首批民族工业，这座城市也被当作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样地之一而载入史册。

　　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昔日的“布码头”大力扶植纺织服装行业，“阳光”、“红豆”等一大批品牌支撑了这个重要的纺织品制造出口基地。但是，2005年6月，这里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件，来自美国华盛顿的律师陆续进驻了无锡的一家纺织品出口企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因为这里刚刚发生了“后配额时代中美纺织品反倾销第一案”的跨国诉讼。陈卫宏就是这场诉讼案的主角之一。

　　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宏：“当时接到这个材料以及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应该讲就是我们也很犹豫，心里也很彷徨，因为这种事情以前没遇到过，没遇到过，甚至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凤凰画材”是这次诉讼案涉及的三家应诉企业中出口额最大的企业，被列为第一被告，在2004年中国出口美国的680万美元的油画布中，“凤凰画材”占了80%。2005年纺织品配额取消后，公司的油画布出口量急剧上升，1至5月份出口美国的订单已达1300万美元。有一点陈卫宏非常清楚，如果这次败诉，卖到美国的画布关税很可能要从原来的7%猛增到311%。这意味着他们将被迫放弃美国市场。

　　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宏：“我喜欢拼一拼，我在想如果不打，那我的希望是百分之零，那如果我打，那我的希望就至少是50%。所以在这方面，我考虑来考虑去，我觉得还是打。所以后来我，这个花整个花20万美金吧，从美国聘请了知名的律师，积极应诉了这起案件。”

　　陈卫宏再三强调，申诉方的美国公司75%的产品依赖墨西哥和印度进口，因而中国画布损害的是美国个别公司的利益，不能上升为产业利益。就在这期间，相当多的行业专家分析，艺术画布只是一个切入口，美国选择了这样一个规模较小的产品，也可以理解是对中国纺织品 “开战”的一次练兵。这一战的输赢，对其他纺织品来说意义重大。

　　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宏：“应该讲就是我们无锡的外经部门，给予我们很好的提示和帮助，一方面它向我们讲解了反倾销的知识，基本知识，第二方面，他又介绍我们到江阴的法尔胜，去听他们的反倾销成功因素的经验。”

　　记者：“为什么要去法尔胜呢？”

　　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卫宏：“因为这个法尔胜，它是做钢丝绳的，他们也遇到了反倾销，是在我们之前，并且他们通过这个应诉，也获得了成功。”

　　2006年，经过1年多的调查，终裁结果判定他们只需交纳77%的关税。而没有应诉的国内同行们则要交264%的关税。

　　在无锡，遭遇挫折的纺织品企业不只是陈卫宏。红豆集团的“掌门人”周海江，也在入世之后，差点损兵折将。

　　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因为当时我们在入世前，我们的配额非常有限，所以非常希望能够早点取消配额，真正实现自由贸易。”

　　按照10年前关贸总协定谈判达成的全球纺织品服装协议，2005年1月1日起，全球纺织品及成衣配额取消，这让当时的周海江热血沸腾，他做了一个大手笔，提前投资兴建几万平米的新厂房。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收获，他想象中的市场大门却在开启了6个月后突然关上。

　　进入2005年5月中下旬，如同不断热起来的天气，中美、中欧之间关于纺织品的摩擦急剧升温，美国连续两次设限，欧盟5月27日宣布对中国两类纺织品启动“紧急特保”，这一系列纺织品出口受阻的事实，让周海红不得不把建了一半的新厂房停了下来。

　　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原来都是这个，已经扩展了的，一下子，有的后面的定单不得不取消，甚至原来扩大了的厂房没办法使用。”

　　经过反复谈判，6月10号，中欧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中国商务部制定了内部出口数量管理的措施。作为中国的纺织企业来说，减少数量上的出口，意味着必须靠提高产品附加值解决问题。此时的周海江另寻生路，年薪120万美元，聘请法国的服装设计师来无锡，把单一的服装加工转型到以服装设计为主的服装生产。有人说，贸易摩擦把中国的纺织品企业逼上了品牌和技术创新之路，2006年，在无锡，一个130万平米的纺织服装城开始向全球的纺织品企业招商，负责人说，已经有18个国家的企业来到这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布码头”。

　　无锡新世界国际集团董事长黄伟：“那么什么样的供应商，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采购商，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在招商的时候，就要面对全球来招商，让国内外的企业，在这里采购。还有一样呢，国外的企业到这边来讲呢，做长期展示，以便于他们的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

　　然而黄伟的这个大手笔，也遭遇到了人们的质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纺织品遭到的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建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纺织服装平台，能有前途吗？

　　无锡新世界国际集团董事长黄伟：“那么现在他们越南，还有其他国家呢，在这里设采购中心。那么我们的产品可以通过第三国家，那么到别的国家去，到欧盟，到美国去，为我们中国的纺织和服装，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纺织服装大国的产品的出路，走上，走出一条新的路子。”

　　黄伟认为，从纺织品大国变成强国，更需要强有力的品牌支持。建造这个纺织服装城，就是要让外国的采购团看到，中国有高质量的品牌产品。所以他对进驻企业设立了门槛。

　　无锡新世界国际集团董事长黄伟：“要好的企业才能进来，一般的没有实力的企业，不是品牌企业，现在我们呢，也有所控制。所以这个招商来讲，现在还是要细选客户的。我们会在马上又建造三栋研发中心，让在这里经营的企业，他们的产品，是在，走在世界的前端的，走在潮流的前面的。”

　　入世第五年，这个昔日的布码头交上了这样的答卷——纺织服装出口企业近1000家，2006年上半年，纺织服装的出口额达16.7亿美元，占全市总出口额近20%。

　　中共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无锡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民族工商业发祥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产业就是纺织服装，所以无锡有着中国‘布码头’之称。我想首先一个意义就是弘扬无锡的工商文化，重振布码头的雄风。”

　　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中国对欧盟出品的纺织品增长非常快，现在仍然是在增长，这个增长率非常大，当时我们双方同意阶段性说有对纺织品的出口进行限制，创造一个两到三年的一个时期，让我们欧洲企业能够适应，和做一些响应的调整，我想这个做法也是经过双方同意的做法，也是一个合理的做法，而且我们想这个做法也是非常理智的管理贸易关系的做法，同时呢，我认为通过谈判和同意呢来管理我们双方的整体的关系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2004年美国的《财富》杂志曾引用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数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廉价产品已经给美国的消费者节省了大约6000亿美元。中国制造的商品对世界带来的益处不言而喻，”而另一方面，入世五年来，贸易增长的双刃剑——贸易摩擦的逐步增多，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中国制造必须逐步向中国设计、中国品牌转型。

　　三、北京城里的“韩国城”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5年了，人们周围的生活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在北京，有近5万韩国人在一个叫望京的地区生活、工作,占望京地区人口数量的四成。随着WTO的深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在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里，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个北京城里的韩国城呢？

　　2001年10月14日，北京望京社区的宝星园楼盘开盘。让当地人们所难以想象的是，韩国人一下子买下了这里一整栋楼房。很多住在望京的“老人”至今都没有忘记韩国人当年的“大手笔”。

　　目前总人口约20余万的望京，韩国人占到了近四成。申炫玉，就在2001年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对于一个16岁的小女孩来说，是什么让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韩国留学生申炫玉：“在韩国流行中国的留学，因为中国的发展大的广告在韩国播出的那种广告，然后人家都要去中国学习，开始就多了。”

　　中国吸引了这个小女孩，就在2001年，就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申炫玉告别了家乡。

　　韩国留学生申炫玉：“我想去看看别的国家的文化，再学点东西，然后我会加油的，我不会让妈妈失望，然后我决定了，我妈妈每天晚上来我的房间，我睡觉的时候，我听她祈祷的声音就醒，但我还装出睡觉，我妈妈就每天过来，哭着哭着为我祈祷。”

　　也许是离开韩国前妈妈的哭声，让申炫玉慢慢地长大了。

　　韩国留学生申炫玉：“以前我是不太爱学习的，就是在学校玩，就是这种不太好的孩子。但是来中国以后呢，我妈妈哭的声音、祈祷，我就慢慢的就懂事了，我自己一个人来了中国以后，我自己知道了，要学习。”

　　3年前，申炫玉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并拿到了奖学金，她也在望京租到了房子。几年下来，她胖了13公斤，第一次回韩国，连奶奶都认不出她来了。原来在家里什么都不会做的她，现在也学会了做菜做汤。

　　韩国留学生申炫玉：“现在习惯了，吃的也习惯了，也在学校也上课，或者是跟中国同学交流啊，在我的生活当中都方便，去韩国觉得像去旅行了。”

　　这5年以来，她居住的望京也由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的入住而悄悄地变化着。

　　韩国留学生申炫玉：“我刚刚来的时候啊,在北京，在望京的时候，没有肯德基，没有麦当劳，没有什么好的楼，现在也发展挺大了，就是华联商场啊，望京城啊，什么，也多了韩国的饭店，现在韩国的小吃也都能找得到，发展得挺快的。”

　　逐渐习惯在北京望京生活的申炫玉，准备毕业后留在这里，成为一名产品设计师。

　　在望京，挂着韩文标志的韩式料理店、咖啡厅、美容院、超市随处可见，韩文的期刊、报纸也方便了这里居住的韩国人。据了解，经过这5年的发展，望京已经成为北京最大的韩国城。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谢朝斌：“他们不仅在这里生活,而且在这里创业,在这儿发展,形成了一个望京的韩国人居住现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这个区域里头的韩国朋友有多达3、4万人。”

　　除了北京以外，在青岛、大连、上海、烟台、沈阳、天津等中国沿海城市，也有越来越多的韩国人聚居，并形成自己的群落。截至2005年底，在中国已经有38万多外国人拥有居留许可。

　　其实，不仅仅是望京的韩国城，中国入世5年以来，浙江义乌的阿拉伯村、桂林的西街等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学习、工作、生活，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中国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还是在北京的这个望京地区，最近发生的几件跨国公司大搬家的事件，再次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四、跨国公司的“大搬迁”

　　在北京望京地区的路牌上，记者发现，摩托罗拉、三星、索尼爱立信、北电网络、朗讯等等几乎所有的通信业跨国巨头都在把研发中心搬到这里。在爱立信公司大楼的对面，我们见到了摩托罗拉公司的一位负责人。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杨伯宁：“这幢大楼我们差不多是在2007年的第二季度左右能够搬进来。那么主要是要把我们在北京的，很大一部分是研发的力量整合在这儿，差不多得有三四千人。在比如说2007年的6、7月份，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入住了。”

　　这位负责人介绍，5年来，其在中国的研发人员已经由原来的1000人上升到现在的3000多人。正在兴建的摩托罗拉中国研发中心的两栋大楼，他们投入的建造费用是1亿3千万美元，设备投资更是高达几十亿美元。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谢朝斌：“朝阳区委区政府重点在这个区域进行了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在环境的提升和改造方面也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人力和财力。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都聚集在这个地方，今年以来，这种势头越来越猛。”

　　那么跨国公司为何要在中国做这样的技术战略调整呢？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告诉记者，八、九年前，他们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主要做的是汉化工作，也就是把在外国研发出来的新技术拿到中国来转化成中文。然而近些年，这种情况悄悄改变。就在今年夏天，摩托罗拉遇到了一场知识产权的纠纷，公司的对讲机被一家国内企业仿制，经过法院的介入，这场官司他们最终胜诉。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高瑞彬：“包括就是说从国务院的总理，开的很多这种，使用正版软件的一些倡导会，大会包括就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我想国家也非常重视，中国要能够鼓励创新的话，也必须要保护知识产权，不只是保护外国公司，包括国内的这些公司的创新也是同样的。现在政府是有很大的决心，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中国市场的巨大诱惑力，加上中国政府对入世承诺的履行，让跨国公司信心十足，高瑞彬特别讲述了一件事，今年在美国芝加哥，摩托罗拉召开了年度分析师大会，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向华尔街的证券分析师们展示投资前景的时候。然而这次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在演讲之前播放了一个短片，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英文的短片中，意外的出现了两个汉字——创新。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高瑞彬：“尤其是用中文的方式体现出来，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是表示我们公司的创新是一个全球化的创新，另外也表示了中国，这个创新能力在我们全球的这个重要性。”

　　创新的结果是每年摩托罗拉平均推出40多款的手机，2001年，就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夕，摩托罗拉在中国市场定下了三个百亿的目标。也就是在5年之内，他们要累计向中国投入100亿美元，本地化采购100亿美元，每年产量100亿美元。然而5年的目标他们仅用了四年时间就完成了。

　　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高瑞彬：“我们刚刚在天津，就是说我们庆祝了我们这个生产地，两亿只手机的这个生产，然后这是花了大概十四年的时间，从1992年到2006年。那我们现在定下的目标是未来，接下来，下两亿呢，会在四年以内，也有可能还会更快时间内完成。”

　　近5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交上了这样的答卷，一方面，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修改，做到与WTO规则相一致。同时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行动无处不在，仅侵权商标案查处，从2001年到2005年上半年，全国各级工商机关就查处了13.1万件，有力的执法行动，让越来越多的中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抱有信心，2000年到2004年，美国在华专利申请达55832件，是前14年申请量的1.27倍，而2005年一年就超过了2万件。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因为现在我们对于保护知识产权，并不是说为了保护西方的知识产权，所以我们刻意地要保护，表明我们中国是履行世贸组织的承诺，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要建立一个创新型的社会，建立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如果不保护知识产权，就谈不上创新，就没有一个基本的法制创新的问题。”

　　第二任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佟志广：“这几年我们国家下多大力量，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下了多大力量。何况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也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技术的发明创造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观点之后，既是保护了别人，也保护了自己，这个事情非这么做不可的。”

　　据了解，中国专利申请总量的第一个100万件，是在2000年达到，但这个过程用了15年。可是仅仅4年之后，2004年我国赢得了第二个100万。2006年6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总数已超过300万件。

　　五、一条金融街上的“门对门”

　　“受政府保护程度最高的金融业非常脆弱，将在入世后首先受到挑战”，这是2001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布鲁斯.莫利对中国金融业所做的预测。曾被戏称为“中国计划经济最后一个堡垒”的金融业。在经历5年的开放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天津，旧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1797年成立的日升昌票号，以首创中国汇兑业务而闻名。20世纪40年代，天津的金融街上设有49家国内外银行，其中12家国内银行的总行设在天津；有270多家国内外保险机构，还有功能完备的证券交易所。然而入世五年来，天津的金融业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是在金融街上新装修不久的一家古香古色的银行，它有点像博物馆的特色一下子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天津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金龙：“‘官银号’是天津历史上第一家新兴银行，建于一百多年前，1902年建立，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到1938年，后来被战火毁坏了。我们现在，考虑把它恢复重建起来，主要想延续天津金融业的历史文化，把天津的一些文化祭奠继承下来。同时，也想把我们地方的银行，和历史连接起来，打造我的一个品牌。”

　　王金龙，天津市商业银行行长，他告诉我们，他的这个想法也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王金龙也恰巧在这个时候出任行长，而当时这家银行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天津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金龙：“过去由于是脱胎于城市信用社，当时资产质量很差，加上组建初期的前五年，管理没有跟上，外部的环境也有很多欠缺，因此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最高达到了40%以上，背着40%的不良资产，不要说与狼共舞，就是我自己能不能很好地生存下去，都值得忧虑。”

　　这家成立于1996年的银行，是全国首批组建的5家城市商业银行之一，由于初期银行发展过快，风险管理意识薄弱，不良资产比例过高。面对40%的不良资产王金龙忧心忡忡。

　　天津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金龙：“只有硬着头皮往前冲，往前闯，特别是有入世这种压力，如果五年之内，解决不了，金融全面对外开放了，外国银行都进入了中国，跟我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我背着这种沉重的包袱，肯定要退出市场，肯定要死掉。”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狠抓内部风险控制体系，重新建立奖励、激励和约束机制，成立专门的金融产品研发部门。王金龙使出浑身解数，把天津市商业银行拖出沼泽。

　　天津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金龙：“不良资产达到了40%以上。现在我已经降到了5%以下，逐渐在向一个好的银行现代化的银行在迈进。这正是入世给我们带来的一种动力。”

　　王金龙告诉记者，正是入世把他们逼到了绝路上，让他们背水一战。从2004年开始，他们先后接触了二十多家外国银行,最后2005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入股20%，成为了他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天津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金龙：“我们这次选择澳新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财务投资者，就是避免外资银行入股中国银行的短期行为。我们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调和约定，他在我的银行能够持续的，也是有规定期限，在这期限他不能退出，保证了他不是见好就收，你必须跟我要比较长期的要合作下去。”

　　5年保护期届满，天津市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短兵相接不可避免。拿什么和外资银行竞争？王金龙觉得应该打特色牌，他打起了天津的老字号“官银号”的主意。

　　天津市商业银行行长王金龙：“我想我们崇洋媚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如果忘掉了我们历史的民族的自己的东西，也是不对的。必须把历史的、当前的、中国的、外国的结合在一起，我想才是最成功的。”

　　离这家古香古色的银行不远，就有一家外资银行——汇丰银行，中外银行的近距离较量可见一斑。1882年，天津出现的第一家银行便是英国汇丰银行天津分行，随着战火银行撤离。1986年,汇丰银行开始在天津设立办事处，准备重回中国市场。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行长孙伟发：“因为打从2001年，加入世贸以后，中国把他的不同的银行业务逐步地开放，这个对银行来讲，当然可以经营的范围就越来越广，可以接触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但另外一个方面对我们来讲那个挑战就是，我们的发展网络，肯定就比国有银行没有那么强。”

　　2002年，花旗等二十多家外资银行相继在天津开业，天津的金融业开始引起人们关注。2004年中德住房储蓄银行成立,总行设在天津。这是国内唯一一家专业从事住房融资的银行。2005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中外金融界认为，这是天津重建北方金融中心的标志性的一步。汇丰银行也在这期间准备在天津再开设一家支行。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行长孙伟发：“在市区多开一家，以个人理财业务为主的支行。那到了07年当然就是全体去推动，另外就是也准备去多设立那种，那个提款机，自动柜员机。”

　　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天津金融界或者银行界这5年来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样一些方面，你比如说，我们有几家新的金融机构总部设立在天津，这是以前前所未有的，你比如说，中德住宅储蓄银行，像渤海银行，这是金融机构总部设在天津，这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天津的金融业开放与改革只是我国金融业的一个缩影。2002年，中小中资银行大规模扩军，增加网点。与此相反，国有大银行则进行了高强度的瘦身运动。工行裁减掉的网点近2万个。一度拥有近6万个网点的中国农业银行裁减的网点也超过了一万个。此后，国家给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注资600亿美元。国有银行陆续海外上市。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在入世的大潮中愈演愈烈。

　　从2001年中国敲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到现在，已经整整5年过去了。就在北京刚刚举行的一次“外国使节看中国的活动”中，我们对在场的20多位驻华使节提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入世5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还有什么期望？”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结尾短片：各国使节的精彩留言

　　本期主编：赵悦

　　编导：贾祯 李敏 傅丹 厉成功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22：03

　　重播：周二2：02

　　周日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