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访谈：中国问题儒家答案

　　记者 彭晓芸

　　11月30日，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赴广州中山大学举办讲座“对话文明：和·同·异”。在讲座结束后，杜维明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现象作出了他的解析。

    记者 黄皓 摄影

　　儒学复兴的背景与意义

　　现在因为中国经济腾飞，政治上在国际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在追寻一个新的文化认同，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发掘资源，不仅是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等等。

　　南都周刊：过去，一般公众在谈到儒学的时候，还把它当封建糟粕，但这几年来，公众对儒学普遍抱以同情、理解、支持、积极学习的态度，您认为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杜维明：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看的，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上儒家哲学的课，现在一晃21年了，在我之前上儒家哲学课的是梁漱溟，在1923年。就是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把儒学当做严肃的哲学课题，参加的人比较少的——当然儒家的基本道理在历史文学哲学课中都在讨论。

　　现在因为中国经济腾飞，政治上在国际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在追寻一个新的文化认同。这个新的文化认同不完全从西方来寻找价值，也不完全是来自社会主义，所以，在追寻新的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希望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发掘资源，不仅是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等等。

　　南都周刊：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近年来兴起了一股读经热，很多学校都鼓励学生读经，您认为提倡学生读经是否合理？

　　杜维明：长期以来，基础教育对于经典、基本的传统价值都忽视了。80年代新加坡进行过一个教育改革，特别把儒家的基本精神提出来，比如他们的《好公民》教材，还有中学教本，都非常重视儒家经典。台湾很早以前，所有台大的学生都要念《孟子》，所以有这个传统。大陆现在的儿童读经可以算是一种拨乱反正吧！

　　南都周刊：教育部11月29日公布，私塾只要按程序批准可以开办。这也是自50年代初以来我国首次允许个人开办私塾。

　　杜维明：这是对社会上很多反弹的一种回应。义务教育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来进行，在义务教育之外还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培养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有一个情况，它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有的甚至带到自己家里来，不一定在学校，这样教育方式就多元多样，可以提供很多空间来学习学校教育以外的东西。私塾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情，在将来希望有更好的书院。

　　南都周刊：这也可以看做是多元化公民社会的体现？

　　杜维明：我觉得现在中国有一个多元的倾向，这是健康的。这个多元的倾向就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还有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都有一定的潜力，有一定的能量，所以他们之间的互动，可以为国学、儒学创造一些条件，也可以有一些新的标准出现。公民社会的出现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这个社会利益多元化，意思是说除了政府的力量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民间力量；还有第二个条件最难，每一个不同的民间力量，比如说媒体的力量，社会组织的力量都对这个政府能够形成压力，政府对他们的看法想法要做出回应，这样才能形成公共空间。现在中国毫无疑问是多元的，但是，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比较能够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这个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

　　儒家“孝道”的现代价值

　　家庭的问题不是少数人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因为商业大潮，正因为人际关系淡薄，婚姻和社会解体的情况越来越严峻，这方面的价值也就更明显。

　　南都周刊：您一直强调家庭的温暖与稳定对于社会来说是必需的，在当下的中国也面临着一个传统家庭结构被瓦解的过程，儒学的伦理观念、价值体系能够给现代人提供什么资源和参照？

　　杜维明：你不要把传统当成是一个静态的结构，好像是铁板一块，它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它的动力很大，但到底能不能适应，其实一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着。在发展过程中它有很多调节，比如在台湾做过一个调查，关于孝的问题，把孝分成各个不同的观点，“孝形”，“孝念”，“孝思”，“孝信”。调查研究中问一个律师，说你觉得孝对你现在还算价值吗，他说不算价值。又问你一个月是否给父母提供资金让他们生活，他说我当然提供，提供多少，他说20%、30%。从他的行为上来看，每个月提供薪水的20%、30%给父母亲是非常孝的，在很多地方，可能连5%、10%都没有，但是他自己不相信“孝”。另外有人说我孝，很了不起，但是父母亲他根本不照顾，这个情况非常麻烦，做调查研究很难。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一定要有一个最能够安顿他生活的保护者，现在在新加坡可能就是保姆，就是外劳，比如菲佣。在新加坡，现在了解到，小孩的生活习惯、语言各方面受菲佣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现在对菲佣拼命照顾、教育他们，如果菲佣的心情不好直接影响他的孩子。这个情况看起来，儒家重视家庭，重视最亲的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不会因为现代化而消失，类似于核心价值。另外，它确实不是浪漫式的，把家庭当作浪漫的地方。

　　任何社会都对家庭重视，犹太社会毫无疑问，

　　“我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

　　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不仅想把儒家作为宗教，也想成为国教，这种运动有人在做，但是我相信儒家不可能成为宗教，我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

　　南都周刊：您在去年与黄万盛先生做了一个关于“启蒙的反思”的对话，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您认为儒学能够为今天反思启蒙提供什么资源呢？

　　杜维明：我有一个感想，就是启蒙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凡俗的人文精神，英文叫Secular Humanism，它在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个人和群体的问题方面，有两个盲点：一个盲点是自然，另外一个盲点是宗教，或者是终极关怀。

　　儒家人文是什么，它比较宽，这个不是我现在说的，而是它整个传统就是这样的。在西方，人文主义一定是自然主义和精神主义的对立面。而儒家的四个侧面就是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个人当然是指自己身心整合的问题，另外是人和社会健康互动，人类和自然能够保持持久的和谐，还有人性和天道相辅相成。所以儒家的人文精神比较宽，正因为比较宽，对于21世纪所碰到的大问题，生态环保问题，还有信仰，终极关怀的问题，它可能接触面比较大，我认为是健康的。

　　南都周刊：儒家有终极关怀。我们知道，终极关怀是宗教的责任，那么儒学应当作为一种人文精神存在，还是应该以类似教会的形式存在？

　　杜维明：其实儒家作为宗教是一个事实。比如说在香港有孔教会，当然，这里的“教”，有教化的意思，不完全是宗教的意思。真正把儒家作为宗教，事实上是在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是一个宗教国家，必须有宗教，最近才把儒家宗教化。现在国内有一些学者，不仅想把儒家作为宗教，也想成为国教，这种运动有人在做，另外，像任继愈先生，他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把儒教当做宗教。但是我相信儒家不可能成为宗教，我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

　　南都周刊：像您刚才说的，有人努力地在把儒家宗教化，您怎么看？

　　杜维明：儒家有它的宗教性，就是“天人合一”，还有祭祖，祭祖基本上完全是儒家传统，现在韩国要把“端午”变成联合国的无形资产。祭祖的行为，体现了儒家有宗教性的一面。儒家成为宗教，可能是儒家各个面向中的一个面向。譬如我就很少参加儒家祭典，甚至到曲阜我是参加他们的学术讨论，没有参加他们的祭典，但是我不反对把它当作一种——不说宗教，就是当作一种神圣的东西，比如说曲阜，它在儒家的传统当中应该算是圣地，到了那边有一种谦恭之感、敬畏之心，尊重孔子先师，这个我觉得都是健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