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贫富差距目前呈现继续扩大趋势

　　主持人马骧：说到这些问题，我们的网友还一直在问，这些问题应该在社会蓝皮书中都应该有反映，它究竟多大程度能够影响我们该做出的决策呢？

　　李培林：应该说每一个专家包括学者通过这种研究渠道不断地反映学者的呼声以及社会上的呼声，但是我觉得可能更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提供一种决策和真实的信息。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统计上的信息，要全面地分析。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居民的收入增长率，GDP的增长

率等等，但是现在的情况和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以及每个人的家庭生活情况变化很大了，平均数可能掩盖大多数的问题，比如说今年居民收入增长了11%，这个11%是根据很多不同人的情况、不同地区的情况，我们加重以后取一个平均数。但是在这个平均数下如果差距很大，有可能很高一部分人生活变化很快，提高了这个平均线，而这个平均线增长10%的情况下，可能有非常大一部分人不但生活水平没提高还下降。这样光靠一个一般的统计的平均这种宏观的统计，没有办法使政策制订准确。我们调查，究竟多少人生活改善，多少人没有改善，有多少人下降，有多少人下降的很多，这样政策才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哪些人应该补贴，对哪些人收入应该调整，这样政策才能有真正的社会针对性。

　　主持人马骧：我们提供更准确、更有效的能利用的数字。

　　李培林：但是我们说学者毕竟不是政府部门本身，不是一个做决策的，政府是根据很多人提供的不同的方案，没有一个最好的方案。不是我们提供一个理性的设计，这个东西可以普天之下都适用的，政府也是在不同的方案中间选一种，根据这个方案的利弊，从它的决策方位出发来选一种它认为最具有操作性而且收益最大、成本比较低的方案。

　　袁岳：我也可以举出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其实社会蓝皮书像李教授说的，更多是反映社会的需求方，就是供需两个市场上，它更多是描述需求，以及供应提出以后对需求的距离。蓝皮书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大的图景。蓝皮书公布以后很多部门其实是蛮重视的，以公安部门为例，公安部门这么多年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我们每年都有关于安全感的高和低的调查，它也会反思这是为什么。

　　城市管理也很重要，北京的城市管理也是群众反映问题很多，但是这两年由于压力很大，不断了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慢慢也懂得不能总关着门按照我的方法管这个街头，要看看这个街头老百姓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慢慢上了路子以后，同样干一件活，但是受到的认可度就高多了。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蓝皮书不是一下子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是间接能够发挥作用。尤其是按地区、按部门、按系统解决工作这一块，提供了基准。但是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一个系统的工作。因为社会问题的特点通常是慢性病为主。另外，社会领域的资源也会比较分散。

　　主持人马骧：我关注到李教授在发布会上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已经表明最高20%的人口与最低收入者收入达到18倍，而且正在扩大。简单地说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有缩小的可能性吗？

　　李培林：第一，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一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而我们国家很基本的一个条件是初级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比如民工这个层次。供大于求以后造成一个结果，一方面高位的劳动力工资不断地向世界接轨靠拢，提高的速度比低位的快得多。比如这些年来高级管理人才，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市场的人才，他的工资水平包括大学教授的工资都在快速地增长，但是农民工的工资这十几年来应该说相对来说增长非常缓慢，或者说变化不大，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差距在拉开，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现在财富积累的规律也在发生一些变化。过去整个社会财富积累是依靠制造业，而制造业的发展资本的收益是有一个周期的。过去亿万富翁的家庭要几代人的财富积累，现在很多的新经济，比如

　　袁岳：80后的亿万富翁都好几个。

　　李培林：所以，你会看到财富排行榜每年都在大洗牌，不像过去一个家族几十年维持着老不变。

　　另外一个因素，整个信息的传递系统变得非常快捷和廉价。也就是过去这个社会需要一个庞大的中层，甭管是企业还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这个层次需要上传下达，把生产经营和部门的情况反映给决策层，决策所有的命令都是靠中层去贯彻推行的。但是现在由于互联网、多媒体、传真，信息价格每年都是飞速的在下降。而且上层有更多的快速渠道把他的指令直接就下传给生产和基层经营部门。所以，很多组织过去叫做等级型，现在都向网络化、巨型来发展。这样就造成了过去的中层发生了新的分解，有一部分人可以上去，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大部分人实际上又重新进入了工资水平和一般的生产部门没有什么差别。所以，现在一般竞争性的企业里，实际上工资水平比过去两年上涨要慢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一般不敢轻言下海，以前“下海”是一个发财的名词，现在完全变化。当然其它因素，像腐败、权钱交易，一些不正常的不合法、不合理造成财富的一些获得的因素，也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现在我们还不是太清楚究竟这个拐点发生在什么时候，两年以后？三年以后？但是现在这个趋势还是一种扩大的态势。我们也希望在这方面应该主动地有一些调整，要想法控制差距的大小。但是这个控制更重要的还是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一种公平的、公正的、让大家认同的。因为我们也会看到，即便是不同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同样差距很大，但是在不同的制度设计下，大家的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