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养路费是否合法还是个悬疑

　　唤醒了法律

　　“这个事不算完。”周泽说。他认为不把养路费征收的“依据”彻底地废掉，养路费征收就停不下来，而停不下来就有问题。“有很多人在抵制养路费，并有多位车主已经起 诉交通部门了。征收养路费的秩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平稳了。”

　　8月28日，河南南阳司机状告郑州市交通局，指责交通局收取养路费属违法行政；9月1日，江苏常州律师章祥兵状告常州市公路管理处，要求归还对他征收的1500元养路费；同日，北京律师宋成军起 诉北京市路政局。

　　回顾四个月的争论，周泽认为最大的意义是唤醒了一些沉睡的法律。

　　事实上，在争论中，“冷僻”的《公路法》成了一部明星法律。而几乎一夜之间，人们也都记住了《立法法》的一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必须要通过法律。

　　“我想这个事情它迟早会促进国家的税费改革，税费改革是一个法治的大课题。一个国家不可以随便地收费，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没有随便交费的义务。”周泽说。

　　“以后很多人可能都会去追问，征收公民的财产是否有法律上面的依据。”周泽说，“一个国家对财产权的保护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不能随便发个文件就收费，这是不可以的。”

　　有人告诫周泽，“少说一点吧，你这样说下去注意以后还能不能有说话的机会。”周泽对此很坦然：“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是越来越开明的，像我这样对制度的挑战，特别是直指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在很多人看来是对部门权威的严重挑战，但是我没有受到任何来自对方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个蛮大的进步。”

　　“我希望我是个榜样”

　　认真、坚持、有正义感，这是周泽给自己下的定义

　　你认为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正义得到申张。

　　最大的痛苦呢？

　　有些痛苦人生还没有经历过，很难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周泽的回答不假思索，干脆利落。

　　如果挑三人在一个荒岛上过一年，你会选谁？

　　“我希望找到一个辩论的对手，得有一个交流的对象，可以跟你一起探讨问题。”周泽想了想，说。

　　随后，他将这个问题否定了，“荒岛上过一年干吗？假想的东西根本就不存在。”

　　对一个严谨的执业律师和大学副教授来说，假设性的问题让他有点不适应，而对于一个从贵州农村走出来的中年人来说，这种问题显然有点八卦。

　　中国比北京大

　　1969年，周泽出生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开阳县的一个偏僻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四个孩子中，周泽排行第三。

　　因为学校离家远，直到近10岁，周泽才上小学一年级。之后离家到几十公里之外的贵州省开阳县羊场农职业中学上学，一星期走路回家一次，取两块钱的生活费。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睡大通铺。老师中学历最高的是师范毕业，有高考落第的，也有民办教师，其中一个物理老师初二毕业，教周泽初三。

　　就在这个学校，周泽的中考成绩是全县第一名，以至于“县里组织调查组来调查是否有什么背景，是不是一个老留级生”。

　　到了县城，交通依然靠走。每周回家一次，周六中午十一多钟出发，通常晚上八九点才能到。上大学后他才知道很多地方来的同学在中学都是集中营式学习，而他们在中学“跟放羊似的，散漫得很。谈恋爱啊什么的，花花事多了。还有一些同学加入了社会上的组织，打架斗殴是很常见的事”。

　　周泽仍然基本保持着自己全县第一的成绩，在全省高考之前的预选考试也是如此。高考的时候他却紧张了，成绩只够一个一般的本科院校。

　　这个全县闻名的学生选择了复读，“从89级就变成了90级”。第二次高考，他的成绩足以让他上中国任何一所大学。

　　为什么要考法学专业呢？

　　因为“那时候在农村，觉得戴大盖帽蛮威风的。对我来讲，我那时没什么理想，就是觉得哪一天能弄个大盖帽戴上就行，在乡里头、村里头不受人欺负，就这么一个想法，很简单。”

　　为什么要报中国政法大学呢？

　　因为“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中国哪个大学好。虽然北京大学也有法律系，但当时就想，是中国大，还是北京大？当然是中国大嘛。”于是，他的志愿中，中国政法大学排在了第一。

　　做记者做成当事人

　　来到北京这个大都市，这位从贵州小山村来的学生受刺激了，“极度的自卑。找不到优越感。”

　　因为压抑，周泽开始练笔，后来还在校报上发表文章，在别人眼中，他算是个才子了。“就在别人给你这种评价时，逐步走出自卑，找回自信。大学四年，就是一个逐步走出自卑阴影的过程。”周泽说。

　　四年的大学生活，改变了他戴大盖帽威风的想法。在做校报记者、学生通讯社工作中他对新闻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许多新闻业外的人一样，他觉得做一个记者真的了不起。

　　于是，大学毕业时，他满北京转，把新闻单位都跑了个遍。经过多番曲折，这位没有关系也没有背景的贵州学生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了《法制日报》群工部的一名记者。

　　在《法制日报》群工部，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是看读者来信和接待群众上访。“这对我改变很大，天天接触这些东西，我才发现我们这个国家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才发现我们的司法可能有阴暗的地方，有这么多公民求告无门。”周泽说。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周泽的记者生涯“很不专业”--他通常做着做着，把自己做成了当事人，“我觉得你这是受委屈的，这个对你是不公平的，我就一直想要维护你的合法权益，要站在你的立场上去说话。”而新闻的基本原则是中立、客观。

　　这让周泽苦恼。一方面是写了很多报道却发不了；另一方面，是别人的误解，“当我想为一个人维护权益的时候，别人首先会怀疑你拿了这个人多少钱，得了多少好处”，结果是“对别人的这些遭遇如果漠不关心，会感到很自责；如果做一些事情呢，又会听到这样那样的话。”

　　理直气壮地维护

　　2002年底，周泽转行做了律师。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行业的喜欢。

　　“做记者要强调客观，维护正义的主动性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做律师我就可以不遗余力地帮助你，我就是为了维护你的合法权益，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可是做记者你要为了维护某个人的合法权益，孜孜不倦地一直做下去，人家肯定说你收了他不少好处。可是对律师来讲，是啊，我是收了他的好处，所以说我给他办事儿啊。”周泽哈哈一笑。

　　在周泽看来，律师这种身份还有另一种便利，就是可以主动出击，“即使我没有收他好处，出于道义的原因我也可以为他办事。只要他给我出具个委托书，我就可以为他办事。但是作为记者来讲，他授权委托你你也不能做。”

　　周泽很幸运，在决定转行做律师时，他又收到了展江教授让他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执教《新闻法制与伦理》的邀请。对教师这个角色他很享受，这可以满足他表达的欲望，也可以让他的法律实践和思考得到更多人的分享。而通过这个平台，他还发现了一些和他心气相通、志同道合的人。

　　“我希望自己以后做得好一些，能够成为一个榜样。”周泽说。 (记者 邵丛  蒋志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