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以求真为贵

　　他们急功近利地希望中国知识分子发挥政治功能，而不是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为社会搭建一个科学平台。

　　-朱宗震

　　中国史学长期来虽然有主张直笔的传统，但按照傅斯年的分析，仍然是一种义理之学。

　　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即使主张直笔的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也认为史学的功能是“能申藻镜，别流品， 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统治者“以史为镜”，司 马光的史学著作就直白为《资治通鉴》，直接为皇帝服务。史学的义理之辨与教化功能，成了人生的终极关怀。文天祥的名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简单再生产的封建社会，他们不知道价值观是会发生变化的。乾嘉考据学派的开 创人顾炎武，他的治史目的，其实与乾嘉时期的汉学家满足于考证经典是有区别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 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乐，深有所得，……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 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对乾嘉学派有所批判的章学诚也认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 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 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尽管中国有世界上独一无二、连贯不断的古典史学著作，但并没有发展起以求真 为目的的史学传统。

　　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 确实是这样，那么，中国人又怎么能够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 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 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又为什么并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 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诞生出现代科学，这 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似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 又是什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序言)

　　这个疑问，同样适用于中国史学。

　　一百年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就主张学术中立，认为“政治不属于课堂”。他说明：“我可以举出我们的历史学 家的著作来证明，无论何时，一旦学者引进个人的价值判断，对于事实的完整了解，即不复存在。”虽然，现在的后现代主义 者怀疑史学求真的可能性，但只能是哲学上怀疑论的一个派别，而不会成为史学的主流。

　　胡适在中国引进了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傅斯年引进了德国的兰克学派史学理论，认为“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 科学”，“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在中国建立了史料 学派。但他们仍然免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国的中国史教授费正清批评说：“在传统的中国看法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 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五四’运动中像胡适之类学者和陈独秀之类政治活动家，他们之间所以分裂开来，就是为此之 故。一个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

　　所以，中国史学总是在义理之辨上，也就是价值观问题上争论不休。美国的中国史教授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中文版前言》中批评中国学者说：“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很快就可以发现我的研究指导思想与大多数中国学者不同。在近现 代史包括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强调对历史要做出评价。近几年来，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又有了热烈 的争论。……这一类评价问题，并未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引起争论，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 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在我个人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程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 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我希望中译本能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发生原因，在此基础上，读者可以做 出自己不同的历史评价。”

　　他们的书出版已有二十年了，但中国的学术界仍然热衷于价值观的争论。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着西方的理论认真地讨 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但他们却没有去研究，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并没有发育起来，他们急功近利地希望中国知识 分子发挥政治功能，而不是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为社会搭建一个科学平台。专业历史学者，以求真为目的，向社会提供客 观科学的历史事实和分析，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而价值观的分析，人言人殊，历史就成了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对此专业历史 学家不应该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