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再国有化”是祸是福？

　　★ 本刊评论员／秋风

　　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放松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开放原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

　　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奇迹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个人获得一定的活动空间，国人被抑制的创业精神爆发性地释放出来。

　　此前，由于计划体制不可克服的缺陷，完全国有的经济只用了30年时间，就耗尽了全部增长的力量，政府因而启动经济体制转轨。

　　当灵活的资本进入越来越广泛的市场领域后，得到了相对自由地运用，它们以远高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效率，为资本持有人自己、同时也为整个社会创造了财富。

　　然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尽管“姓社姓资”的辩论已经烟消云散，市场化成为整个社会的政治共识，但在经济领域，尤其是近几年的资源性行业、基础性行业，又在各种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出现了相当明显且强烈的“再国有化”现象。

　　以钢铁和石油产业为例。

　　最新一轮经济繁荣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民营企业大举进入很多原来由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钢铁行业尤其明显。但2004年，政府进行

宏观调控，不少民营企业成了事实上的主要调控对象，虽然调控本身并不应针对民企。我们看到的是——就在政府严厉整顿江苏民营企业投资的铁本集团之际，就在河北的民营钢铁企业面临强大调控压力之际，几家外资与内地国有企业合资组建的钢铁企业却热闹开业。宝钢也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投资扩产计划。

　　在石油行业，由于石油成本提高，运输成本提高，2005年下半年，在全国大面积出现成品油供应不足的时候，民营炼油企业却纷纷降产、停产，5000万吨的年产能只有不到一半在开工。至于成品油零售领域，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垄断集团也不断挤压民营加油企业的生存空间。

　　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利润持续大幅度增长，尤其向中央企业集中，这种趋势对民营企业产生了一定“挤出”效应。

　　这确实有令人高兴的一面，它也许意味着自80年代以来进行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经营管理机制改革初步显示出一定效果——过去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已经淘汰了大量效率比较低下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剩余的国有企业的自我生存能力是比较强的。这些国有企业经过90年代的大规模改制，企业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发生了变化，运营效率有所提高。此外，近几年来，资源价格和基础性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而国有企业集中于这些领域，其利润自然水涨船高。

　　如果国有企业确实是依靠自身的竞争力、依靠市场运气，自然实现扩张，那当然也是合乎公共利益的。但仔细检讨当会发现，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倾斜性政策的保护。

　　产业政策：第二十二条军规？

　　经济领域很多法律、政策带有比较强烈的倾向性，或者即使看似公平但事实上仍然有利于国有企业扩张，而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最近几年制定的几项产业政策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偏向。

　　2005年年中，在《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一个主要政策取向就是提高产业集中度，培养实力强大的集团。为此，政策明确了行业进入门槛：普钢企业上年的钢产量必须达到500万吨以上，特钢企业产量要达到50万吨以上。同时，对已有的中小企业，政府也确定了推动企业兼并、联合重组的思路。

　　在成品油销售领域，2005年6月份出台的《成品油批发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和《成品油仓储企业管理技术规范》给民营企业设置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门槛。

　　汽车行业同样以投资和生产规模作为主要的进入门槛。

　　这些产业政策本身并没有错，提高单个企业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求企业在高起点上进入，可以推动整个行业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然而，在中国，很多行业历史形成的现实背景却是这样的：具有规模的，恰恰是由国家不计成本地投资形成的国有企业，而民营资本在进入之时当然不可能有较大规模。即使已经进入若干年，政策多变，融资存在难题，当然也包括自身的经营等等问题，其规模也不可能迅速膨胀。因而，强调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实际效果是：民营企业几乎不可能进入诸多重要行业。

　　可以说，这些产业政策是商业界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本来只有进入市场，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自然地做大做强；但宏观管理部门却要求企业进入初始就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实力，而从前的市场一直是封闭的，企业如何成长出规模和实力？

　　正是这种似乎很公平的产业政策，使《非公经济36条》承诺给民营企业的市场进入权，事实上一个又一个无法兑现。这一年反而成了民营企业退却年——原有的国有企业继续占据垄断地位，而刚刚进入的民营企业则被驱逐排挤，由此导致市场化某种程度上的退步。

　　不对称的影响力

　　没有人知道，在宏观调控或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有垄断企业究竟是否施加以及施加了哪些影响，但从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推测，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具有超强的游说能力，有能力使政府的产业政策向自己倾斜。

　　首先，行业主管部门或者相关领域的政府监管部门，与这些垄断企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这些部门的政绩与后者相关。

　　其次，国有垄断企业与各种政府部门往往能产生话语上的共鸣：国有企业不时强调经济安全、

能源安全、航空安全、装备安全、电信安全，而它们的说辞一旦与国家安全利益捆绑在一起，其说服力总是所向披靡。

　　当然，国有企业的游说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还因为政府相信一套逻辑，这套逻辑让政府更容易接受国有企业的说词，并倾向于维护部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这就是“现代化崇拜”和赶超心理。

　　自近代对外开放以来，面对西方的强大，中国人始终有一种赶超心理，而政策制定者始终认为，最高效的赶超主体就是国有企业。

　　赶超心理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标志就是采取全面计划体制，通过单一的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增长。计划经济确实创造过增长的奇迹，但那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体制，大量国有企业在80年代之后破产倒闭，许多国有企业成为被淘汰和改革的对象。但是，国有经济在政治上比私营经济更正确的意识形态，却没有被改变。

　　90年代中期，

中国经济的实力增强，也开始实质性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此时，不少决策者心里又逐渐形成了一种“现代化崇拜”——一些部门官员迷信企业规模，强调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而身处现有体制夹缝中，只能从小规模、低水平起步的民企业，自然不受重视甚至遭到排挤。各级政府甚至采取了很多措施鼓励合资企业发展，但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最终多数落空。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对政府的游说能力和渠道非常欠缺。民营企业由于缺乏真正的自治，没有能力形成共同的诉求；即使形成一定诉求，也不能完全有效地进入政府的立法与决策过程中。

　　民企退位前景堪忧

　　经济学理论及20世纪东西方各国的历史均已证明，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效率不能与民营企业相提并论，这意味着：如果民营企业在某些领域退却，导致竞争削弱，就会影响到社会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下降。

　　即使是从保障公共利益角度看，国有企业也未必可靠。可资证明的是：2005年下半年各地出现油荒，舆论普遍推测，这是由于垄断石油企业对原油与成品油价格倒挂不满而人为推动的，旨在要挟决策部门。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垄断性国有企业与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存在过于密切的关系，政府的监管反而容易失灵。

　　对于市场化，有些部门可能还存在投机心态。最近几年，各种资源和基础商品价格上涨，集中于这些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效益很好，这也许让相关管理部门丧失了推进民营化的热情，看似让这些国有企业继续维持垄断地位，甚至扩大垄断规模，是有利可图的事情。但经济周期的逆转是必然的，如果目前高涨的价格逐渐回落，规模不断扩大的国有垄断企业经营出现麻烦，甚至陷入困境，该由谁负责呢？

　　不论决策者还是产业中人，都应该理智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目前的“再国有化”现象，对于市场合理环境的建设，对于资源利用的整体效率，对于民众和社会的福利，究竟是祸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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