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改革不能走回头路

　　改革越深入，越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越涉及权力利益格局的调整，越需要有科学的改革工作机制

　　★ 本刊记者/王晨波

　　保育钧，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他表示，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中国新闻周刊：有说法认为，“非公三十六条”不敌行业政策“二十二条军规”，伴随着国企做强做大，新一轮的“国有化”正在形成，垄断格局加剧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被积压了。您对此怎么看？

　　保育钧：这发端于2003年下半年，是在

　　宏观调控实质是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的博弈，而博弈的结果之一是民企很受伤。

　　这一轮所谓“国有化”，实际上还是延续了大型垄断集团对各种公共资源无偿占有的特点，而这些行政性的垄断集团，对此习以为常。由于这些垄断企业从1994年开始就不再向国家缴纳红利，因此，这种垄断集团占有资源的结果是，国家和当地居民都没有因此受益，只有寡头自己获利。

　　更值得忧虑的是，很多时候，垄断集团捅了娄子，反而又是中央政府去埋单。

　　另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行政管制。在组建所谓大型企业集团以及解决一些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时，不是依靠市场化办法，而是用行政管制办法。比如，目前以安全生产、节约资源、环境保护为由，组建大的煤炭集团，实际上，这是很荒唐的；出不出事故、环不环保不在于国有、民营，也不在于企业大小，最关键的还是产权明晰的问题。

　　还有是在原来的大部分国企体制问题仍未解决的时候，组建大的企业集团，单纯从规模考虑，为了进入世界500强而重组。

　　在理论上，这轮“国有化”还找到了一些理论支撑，一些很多年前已经讨论清楚的问题又被重新拿出来，比如郎咸平提出的很多问题，诸如产权不重要，企业治理才最重要之类的，还包括所谓的“大政府”思路等等；“挺郎”的声音实际上也成为这一轮“国有化”的理论支撑。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推出了“非公三十六条”，民营企业被允许进入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但似乎收效甚微。垄断行业的格局并未打破，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

　　保育钧：问题往往表现为每到改革深入一步的时候，有些声音就出来挑起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干扰一番改革进程。

　　去年2月国务院3号文件提出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后，一些人上书中央，说这个文件严重违犯党章宪法，要求中央收回这个文件。他们的理由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垄断行业、基础设施行业和公用事业领域，进入国防科研领域，就是放弃了“公有制为主体”，就是“私有化”。

　　正当全国人大常委会要讨论决定《物权法》提交今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时，有人又上书中央，给酝酿讨论了将近十年的物权法草案扣上了违宪的大帽子，把保护私有财产定性为违背社会主义原则，是在“奴隶般地抄袭资产阶级民法”，“开历史的倒车”。

　　而在实际执行中，一些部门领导甚至公开说，在石油、电信等领域不存在垄断。另外，他们还搬出国家安全、战略性行业等说辞，认为民资进去就威胁安全了。实际上，战略资源究竟是在垄断集团手里安全，还是在民营经济手中安全？去年“油慌”说明了什么？因此威胁国家安全是个伪命题。

　　目前，许多赚钱的领域民企仍难进入，只能在供大于求的一般领域里竞争。据我了解，现在民营企业在制造业当中的销售利润已经很薄，税后利润大概只有6%～8%。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如何打破国企对各类资源垄断，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改革？

　　保育钧：首先要清理、改变现有一些政策、法律、法规，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非公三十六条”几乎每一条都涉及到现行的法律法规。比如，石油批发资格的规定，企业要有30个

　　那么，这么多棘手的困难，谁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到现在为止，直接为非公经济服务的，只有发改委中小企业司下面一个非公经济处。而要打破现有的垄断格局，需要涉及到目前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小马显然拉不动大车。

　　另外，许多领域的改革从设计开始就是由利益相关部门或国企主导，这造成对自己有利就改，对自己不利就不改，或干脆根据自身的需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

　　中国新闻周刊：这涉及到一个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对此您有何建议？

　　保育钧：3年来，尽管发改委特别是体改司做了大量工作，但受其职级层次影响，其作用受到了限制。由于负责综合协调的机构层次太低，部门利益阻碍太强，许多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很难到位，改革攻坚的力度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这种状况与当前和今后的繁重艰巨的改革任务很不相称。

　　我建议尽快组建新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而不仅仅是恢复“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或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

　　改革正处于攻坚关键时期，面临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更复杂的利益关系，改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了，涉及诸多方面，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始终站在时代前列领导和谋划改革，加强对改革总体指导。

　　另外，改革越深入，越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越涉及权力利益格局调整，越需要有科学的改革工作机制。要防止按部门利益设计改革方案的倾向；还要防止克服泛化甚至异化改革的做法，纠正围着既得利益打转转、假改革之名行旧体制复归之实的现象。

　　当务之急是，坚决扭转改革工作的部门化、分散化倾向。实践证明，改革工作的部门化倾向增加了改革的成本。★